飘落的音符

野山1234

飘落的音符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空气里，总是包含着几分紧绷的沉寂。直到上海歌剧院孙栗老师要来区文化馆指导的消息传开，才像一颗石子投进静水，在我们这群声乐爱好者心中炸开了锅。

那时的孙先生已是声乐界响当当的人物，作为上海歌剧院的资深教授，她以深厚造诣深耕教学，培养出杨玉蓉、钱曼华等红极一时的歌手，那醇厚深沉的女中音，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艺术标杆。

我至今清晰记得孙老师第一次示范《我爱我的台湾岛》的场景。“我爱我的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歌声甫一响起，喧闹的教室瞬间陷入万籁俱静。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正统欧派唱法赋予的细腻质感，如同温润的玉石摩挲心尖，每个音符都带着穿透灵魂的力量。

作为文艺小分队的一员，我有幸近水楼台，得到孙老师的优先指导。她一眼便为我定位“男中音”，反复叮嘱“稳住喉结”的要义。原来歌唱从不是单纯用嗓，而是气息与共鸣在声乐技术支撑下的和谐共振。这份点拨，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此前盲目摸索的道路。

　　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正常的声乐教学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禁区。想买一架钢琴定调，对普通百姓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我只好攒下积蓄，买了十二支不同音调的校音笛，整日揣在裤兜里，方便随时练声。

旁人见我口袋鼓鼓囊囊，好奇询问时，我掏出那几把小巧的绛色笛子，总能换来一脸诧异的神情。他们不会懂，那些看似寻常的校音笛，承载着一个年轻人对声音的痴迷。

每当收音机里传来葛朝祉、温可铮等中低音歌唱家的歌声，我总会屏住呼吸凝神细听，生怕错过一个音符——那些旋律，是我灰暗岁月里最明亮的慰藉。

我的声乐之路，还藏着一位特殊的引路人——上海声学研究所的周老师。彼时能接触到这样的声学专家，对我而言简直是意外之喜。

与孙老师的学院派指导不同，周老师教给我的，是理性的发声原理。他打破了“凭感觉唱歌”的迷思，用科学的方法为我揭开声音背后的奥秘，“咽声唱法”的传授，让我对声乐有了全新的认知。

而最难忘的，是在他下放的学校办公室里，我们像搞地下工作一般偷偷练声。

为了不惊动旁人，也为了找到特殊的发声状态，周老师竟教我模仿“羊叫”练习哼鸣音。寂静的办公室里，低沉的“咩咩”声滑稽又悲壮，偶尔惊动隔壁同事，撞见我们一本正经“学羊叫”的模样，我们只能尴尬笑笑，心里却因摸到发声门道而乐开了花。

　　办公室终究不是长久之地。为了能放开嗓子练习，虹口公园北面的小山成了我的“露天琴房”。

每天清晨，我踏着薄雾上山，林间枝叶交错，泥土与花草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选一处僻静角落，深吸一口气，周老师教的科学发声法与孙老师叮嘱的“稳住喉结”便在气息中交融。

我时而模仿葛朝祉、温可铮的胸腔共鸣，时而感受山风穿林的韵律，声音在山谷间回荡，仿佛有了生命。

有一次，我正忘我练习时，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回头望去，是一位衣着朴素、略显邋遢的中年男子，他眼中闪过惊讶，随即露出赞许的微笑，主动发出“家里有钢琴，可以帮你练声”的邀请。

跟着他回到大连路不远的家中，窄小的蜗居里，一架立式钢琴静静伫立。原来在那个年代，还有许多人与我一样，在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对生活的热爱。

练声的日子艰苦却充实。山上晨练的人们来来往往，打太极的、练剑的、散步的，我们彼此点头致意，成了这个秘密花园里的同伴。

有时我兴起，给他们模仿练习时的“羊叫”，总能引得一阵爽朗的笑声。在那个处处严肃的年代，这份轻松与幽默，显得格外珍贵。

我曾以为，这样与声音相伴的日子会一直延续，那些在山间回荡的音符，会铺就我未来的道路。孙老师的期许、周老师的教诲，还有那架窄小房间里的钢琴，都让我坚信，声乐会是我一生的追求。

可历史的浪潮终究不由人。随着时代变迁，我终究没能走上专业的声乐道路，那些曾经滚烫的热爱，不得不让位于柴米油盐的生活。

那一大把陪伴我许久的校音笛，被小心翼翼地收进抽屉深处，再难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公园的小山依旧在，只是我再也没能清晨登顶，让歌声与山风相拥；孙老师的叮嘱、周老师的“羊叫”练声法，渐渐成了记忆里模糊的碎片。

偶尔整理旧物，摸到笛身光滑的竹纹，耳边仿佛还能响起当年的哼唱，可那些音符，终究像风中飘落的花瓣，没能在我的生命里继续绽放。

每当收音机里响起宋怀强、汪苏苏和王沕的男女声三重唱，心中便涌起一阵怅然——我知道，假如当时能抓住机会，我或许也能像他们一样站上舞台，可人生没有假如，一切都已过去。那些飘落的音符，未能谱成完整的乐章，然声乐学习却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它教会我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在压抑中保持乐观，更让我懂得热爱的纯粹与珍贵。

或许人生本就有许多遗憾，就像那些未能唱完的歌，但那段与声乐相伴的时光，依旧是我青春里最动人的片段，永远在记忆深处，轻轻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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