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区中学的笛声

大匹克

巴区中学的笛声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阳光澄澈得像壳郎河里的水。我攥着一张被手汗浸得有些发软的转学证，站在巴区中学小学部的操场边上，心里满是陌生与惶然。目光正不知该落在何处，一位年纪稍长的老师走了过来。“同学，你是哪个年级的？”他的声音很平和。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忙说：“新来的，五年级。”他点点头，随手朝远处一招：“来来，这位新同学，五年级的，你领他去报到。”

一个瘦高的男同学跑过来，将我领到一位老师面前。老师接过转学证，低头看了看，再抬起头时，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像是秋阳忽然暖了几分。“好，”他说，“你就在我这里报到吧。”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五年三班的班主任。我的巴区岁月，就这样被他一个笑容，不经教务处地“收留”了。

五年三班，在五年级是个特别的存在。一班的学生，传说多是“混世高手”，老师们提起就摇头；二班则是全年级的标杆，学生文静，尤其那些女同学，个个显得窈窕，我课间时常偷偷望着她们在走廊轻声说笑的身影。而我们三班，似乎夹在中间，成绩平平，却也自有一股生气。班主任让我当了学习委员，大概因我的成绩在这里还算拔尖。领我报到的瘦高个儿，是我们的班长，卫生队子弟，大名叫郭春生，可人人都叫他“郭五十”。我的同桌是汽车队的侯建民，手脚总闲不住，得了“猴子”的外号。至于那个文静的黑娃——李玉文，他在令人羡慕的二班。我们四个，不知怎的，就拴在了一块儿。

真正的亲密无间，是在课业渐渐松弛下来的时日里。六六年的下半年，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慢慢被一种空旷的寂静所取代。就在这寂静里，郭五十和猴子的笛声响起来了。那笛声起初有些生涩，断断续续，像试探着破土的芽；后来便流畅了，清亮亮地，在午后无人的教室，或是黄昏空旷的操场上，悠悠地荡开。我羡慕得紧，便拜了他们为师。一支竹笛，三个少年，我们对着简谱，吹《东方红》，也吹一些不知名的、婉转的调子。那笛声穿过停课的迷茫，成为我们共同的语言，此后竟真的萦绕了我几十年，每当某些特定的黄昏响起，总能瞬间把我拽回那些无所事事的、却充满秘密声响的下午。

若说笛声属于寂静，那么壳郎河则承载了我们所有的喧腾。夏季的河水被太阳晒得温润，我们像一尾尾初识水性的鱼，在其中扑腾，游泳，钓鱼。河边的树林是另一处宝藏，我们砍下枯枝作柴火，更在隐秘的草窠树洞里，掏过青白色的鸭蛋和带着斑点的小小鸽子蛋，那份惊喜，不亚于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到了冬季，旷野被覆上厚厚的雪被，我们便踩着“咯吱”作响的雪，去下套子逮野兔。郭五十是此中高手，他能从雪地上细微的痕迹里，读懂野兔的路径与心思。有一次，他竟一天套了五只，提着沉甸甸的收获，脸上是猎人般沉稳的得意。我的最高纪录是四只，已足以让我兴奋许久。猴子是汽车队的子弟，我们常去他家院子玩，那里总有股好闻的汽油味儿。我抚摸着那些冰冷的钢铁巨兽，心里涨满了一种对远方和力量的模糊憧憬。黑娃相对安静，常在一旁笑着看我们闹，眼神亮晶晶的。

少年的时光，仿佛壳郎河的水，看着平缓，却一刻不停地流走了。后来，我们如同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向了不同的土壤。郭五十初中毕业便顶替父亲去了卫生队，后来赶上时机，成了工农兵学员，学的是中医。再听闻他消息时，已是一位能用几味草药抚平人病痛的口碑极好的大夫。那只套兔子时稳定灵巧的手，后来稳稳地搭在病人的脉搏上。猴子如愿参了军，退伍后握上了方向盘，成了真正“赶车的人”，驰骋在他从小就熟悉的广阔天地间。黑娃也当了兵，练就了一手更过硬的车技，后来专给首长开车，性子倒还和当年一样，稳妥，不多言。

几十年，也就是这样过去了。

二零二四年，我回到已是模样大改的故乡，特意绕到巴区中学旧址看了看。教学楼早已翻新得认不出，只有那一片天空，似乎还似当年般高远。通过辗转的联系，我竟有幸见到了郭五十和黑娃。见面那一刻，我们彼此愣了几秒，随即都大笑起来——笑容里凿满了岁月的痕迹，可眼底一闪而过的，分明还是当年那个少年的神气。

郭五十已有些发福，但言谈间那股沉稳劲儿更足了，说起养生头头是道。黑娃还是瘦，话不多，只是笑，给我们斟茶的手很稳。我们没有刻意追忆太多往事，只是闲闲地说着儿孙、身体、眼前的日子。壳郎河还在流，只是我们不再去游泳了；野兔怕是也少了，即使有，我们也追不动了。那曾经响彻校园与旷野的笛声，似乎早已消散在风里。

但我知道，它没有消失。当我看着他们如今平和满足的脸庞，听着他们絮叨着寻常的、幸福的烦恼，那清亮的笛声，便又一次在我心底悠悠地响了起来。它不再是一个具象的音符，而是化成了我们各自走过的、虽平凡却坚实的人生轨迹，化成了这段穿越漫长时光而未曾褪色的情谊。原来，我们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奏响的，是同一支关于成长的、悠远的曲子。笛声未止，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岁月里从容地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