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届的哥们

大匹克

我们那届的哥们

一九七四年的夏天，阳光把操场晒得发白。当团领导站在台上，念完最后一个分配名单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寂静。有人咧开嘴，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有人则像霜打的庄稼，深深耷拉下脑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的命运，在那个下午，被一张纸片钉在了不同的方向。会场外，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马车、牛车安静地等着，它们来自不同的连队和单位，来接走我们这些所谓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一个高中毕业生，已经是丁不起的文化人了。

我和焦得行（我们都叫他“娃子”）、白从泰（外号“太太”），被一辆拖斗里还沾着干草屑的拖拉机，拉向了一连。陈建（建尔）和范秋虹（范蛋），跳上了二连的马车。曾舒拉，那个安静的转校生，背着他的铺盖卷，走向了回盐池公社老家方向的一辆牛车。尘土扬起来，模糊了彼此挥手告别的样子。

人生的岔路，就从那飞扬的尘土里，清晰地分开了。

一年光景，变化悄然而至。我去了八连当“文教”，建尔和娃子凭着机灵，去了人人羡慕的团卫生队。范蛋也混了个“文教”，在十连。最让我们牵挂的舒拉，消息断断续续地传来：先是在公社学校当了娃娃头，后来笔杆子厉害，被调去公社当了秘书，再后来，像一颗被擦亮的珠子，一路到了县里，最后竟坐进了地委的办公室，成了曾秘书长。我们送他回盐池公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几个毛头小子，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把他送到那个遥远的家门口。他个子不高，在夕阳里朝我们用力挥手，身影单薄却坚定。谁又能想到，这个当初需要我们用自行车驮回去的兄弟，后来能用一句话，给我派来一辆“专车”呢？

那是很多年后，我从乌鲁木齐回家过年，飞机落在他所在的城市。天色已晚，离我家还有七十公里崎岖路，四处张望，连个车影子都没有。正焦急时，瞥见停车场有辆轿车，车牌是地委的。我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赶紧给舒拉打电话：“秘书长，我困在机场了，回不去，看见你们地委的车了……”电话那头，他声音没变，还是那么稳当。简单几句，我把电话递给司机。司机听了几句，立刻满脸堆笑，拉开车门：“请上车，领导吩咐，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家。”那一刻，车窗外的灯火飞速倒退，我心里涌起的，不只是感动，还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惊奇：那个和我们一起啃窝头、挤大通铺的兄弟，真的在另一条我们看不见的轨道上，跑得那么远了。

比起舒拉的“远”，建尔和娃子则在身边演绎着他们的“近”。卫生队那间四人宿舍，是我去团部办事常蹭的落脚点。赶上饭点，就挤在一块儿啃玉米馍，天南海北地胡侃。聊得太晚，索性钻到他们被子里挤一夜。卫生队里还有几位女同学，碰上了，彼此点点头，脸都有些发红，话也说得磕巴。二十出头的年纪，心里藏着些莫名的喜欢与羞涩，像春日河面下隐秘的湍流。

建尔这小子，有时做事真“绝”。有一回，我和他在商店同时看上了一双新皮鞋，锃亮，样式也好。售货员说货没了，明天才来。第二天我兴冲冲赶去，却被告知：“就一双，让你同伴买走啦。”我心里那个火啊，直奔卫生队。果然，看见建尔穿着白大褂，在院子里慢悠悠踱步，脚上那双新皮鞋，在夕阳下刺眼地反着光。我气得没吭声，扭头就走。后来听说，他娶了媳妇，调回内地，在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干得风生水起，成了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那双皮鞋的“过节”，早就成了酒桌上笑骂他的谈资。

娃子呢，则走上了另一条稳健的路。他悄悄谈了恋爱，女朋友也是我们同学，温柔又大方。我们常起哄，他也只是好脾气地笑。他进修了外科，手巧得很。传言他最拿手的是给女同学做结扎手术，更神的是，还成功做过断指再植。这些事迹，他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过一句。后来，他调到一家大医院，当了院长，也成了人家的乘龙快婿。我们笑他“仕途情场两得意”，他依旧只是憨厚地笑，仿佛还是当年那个被我们叫做“娃子”的少年。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太太”白从泰。他是我实打实的发小，从光屁股玩泥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个班。上学放学，形影不离，同学们编顺口溜打趣：“白太太，林小姐，中间夹个张少爷。”分到一连，我们还在一个班。那时粮食紧张，他常欠食堂一位女同学的饭票，欠得多了，实在没法，最后竟“以身相许”，把债主变成了媳妇。这缘分，想起来就让人忍俊不禁。后来他竟去了税务局，一路稳稳当当，做到了阿勒泰那座大城市的税务局长。当年算不清饭票的毛头小子，后来替国家算起了大账。

还有范蛋，范秋虹。我们也是一个连队出来的。他先在二连，后来去了十连当文教，和我成了同行。这家伙有点“不务正业”，不好好教书，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经常“突突突”地冒着浓烟开到我们连队来，向我“示威”。脸上总是黑一道灰一道，像个大花猫。有一次我去十连找他，在他办公室角落发现一个废弃的电动喇叭筒，我爱不释手。他大手一挥：“喜欢？拿走！”我拿回连队，瞎鼓捣一通，竟然给修好了。好家伙，那音量，瞬间成了我管理那群皮猴子的“核武器”。后来，他参加了工作组，去了牧场。命运就是那么奇妙，在那里，他和一位漂亮的牧场姑娘一见钟情。再后来，他调到了法院，从最基层的书记员干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竟一步步成长为中级法院的院长。那辆破拖拉机和那个大喇叭，仿佛是他草莽青春与后来威严生涯之间，一个幽默的注脚。

一晃，竟然五十多年了。

我们都老了。头发白了，腰杆弯了，话也变得爱回忆从前。偶尔翻出高中毕业时的黑白照片，那一张张稚气未脱、意气风发的脸，在泛黄的相纸上望着我们。建尔的狡黠，娃子的憨厚，舒拉的沉静，太太的实在，范蛋的莽撞……还有我们自己当年的模样。

那些挤在拖拉机上的颠簸，卫生队宿舍里的夜谈，自行车驮着友情的远行，为一双皮鞋生的闷气，破拖拉机的黑烟，修好喇叭时的得意……所有琐碎的、欢笑的、甚至带点酸涩的往事，隔着半个世纪的烟云回望，都镀上了一层温暖而柔和的金边。

原来，我们各自奔跑了大半生，奔赴不同的山海，肩负不同的荣光与担当。最终沉淀下的，不是官职，不是头衔，而是那个夏天之后，我们用整整一生去书写、去印证的两个字——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