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美术馆(照片)

陈世英

2026年1月22号，我们走进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扑面而来的不是冷调的展陈气息，而是蒸腾着麦香与喜气的暖意——陕西面花，大鼓枣山。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正以最本真的姿态，在展厅中央静静绽放。花馍塔就立在枣山旁边，白如新雪的塔身，托起一条活脱脱的龙——不是画的，不是贴的，是用各色面团盘、捻、捏、嵌出来的：龙须是细如发丝的橙面，龙睛是两粒黑亮的芝麻，龙鳞是层层叠叠的玫瑰红与明黄面片，阳光斜照过来，竟泛着微微的光。塔身缀满果实与花朵，红樱桃像刚摘下的，黄柠檬仿佛还带着汁水，连那玫瑰瓣都卷着自然的弧度——原来最盛大的年味，未必在鞭炮声里，而在这一双手把日子过成花、把祝福捏成形的笃定里。

展厅中央，那座白塔被五彩花簇拥着，龙形装饰在顶上微微扬首，塔身一圈圈螺旋上升，像麦秆盘绕，像年轮生长，也像一代代人把祝福一圈圈、一层层，稳稳地、热热地，往上垒。展台前的红板上印着“山东面花”几个字，可我盯着那枣山、那鼓形、那龙须的弧度、那芝麻点睛的神气——一一分明是陕西的筋骨，是关中平原的厚土气，是渭北人家腊月里蒸腾不散的年味底色。原来所谓非遗，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标本；它是活的——活在麦香里，活在指尖上，活在你看见它时，下意识咽下的那一口唾沫里。

《大鼓枣山》就立在那里，不声不响，却震得人心口发烫。鼓形敦实，枣山高耸，层层叠叠的面团里裹着蜜、裹着麦、裹着一家老小围灶而坐的晨昏。它不单是“做”出来的，是“蒸”出来的——热气顶开笼盖的刹那，面香撞上窗棂，年就真的来了。那鼓面绷得紧，像关中汉子的脊梁；那枣山堆得高，像祖母踮脚往坛里压新蒸的馍，一层层，压住盼头，也压住光阴。

塔顶那条金龙昂首欲飞，不是庙宇里的威仪，是村口社火里打鼓汉子甩开膀子的劲儿；塔身缠绕的牡丹、石榴、莲藕，不是图样，是婆姨们边揉面边哼的调子，是孩子踮脚够枣山时咯咯的笑。它不讲比例，不拘章法，只讲“顺眼”——顺麦子拔节的势，顺日子滚烫的劲，顺人心深处那一声“哎哟，真像！”

塔身由白面垒起，却从不显寡淡。红的枣、黄的蛋、粉的玫瑰、青的麦叶，全是从灶台边随手拈来的颜色。没有颜料，只有食料；没有模具，只有手掌。那龙须弯得恰到好处，不是靠尺子量，是靠手心的温热与指尖的熟稔——揉、搓、捻、盘，一气呵成，像渭河涨水，自然就漫过堤岸。

塔上还嵌着“国泰民安”四个字，不是刻的，是用面条一根根“写”出来的，笔画里还带着微微的韧劲。旁边游着几尾面鱼，鳞片是用梳子压出来的，尾巴一翘，仿佛下一秒就要摆进年年有余的碗里。这哪是展品？分明是刚从谁家蒸笼里端出来的热乎劲儿，还冒着气，还带着指纹。

人群围着塔慢慢走，有人掏出手机拍，有人凑近看龙眼里的芝麻有没有掉，有个小女孩踮脚指着塔尖：“妈妈，龙在看我！”——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所谓传承，不是把老样子供起来，而是让龙还在看人，让人还敢踮脚，还愿意咽下那一口因惊叹而生的唾沫。

塔底一圈，摆着几碟小面花：小老虎憨头憨脑，石榴咧着嘴，鱼儿尾巴翘得老高……它们不争高，只守在塔脚，像渭北村口蹲着晒太阳的老人们，不说话，但年味就从他们皱纹里一缕缕漫出来。

麦香未散，鼓声犹在耳。走出展厅时，我摸了摸口袋——没带馍，却好像刚咽下一口热腾腾的、带着芝麻香的祝福。

“风调雨顺”这个词，我小时候常听爷爷在田埂上念叨。他蹲在刚翻过的泥土边，伸手捻一撮湿漉漉的黑土，眯眼望望天，再看看远处青翠的稻浪，就笑：“今年啊，风调雨顺。”那语气里没有夸张，倒像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风不狂，雨不暴，阳光不吝啬，云朵也懂分寸。它不是气象台的术语，是农人掌心的温度、是麦穗低垂时的分量、是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时，锅里米饭蒸腾出的踏实香气。如今我走过城市高楼间的缝隙，偶尔抬头，仍会下意识数一数云的厚薄、风的软硬——原来有些词，早被日子酿成了本能，一念出口，舌尖就泛起泥土与青禾的微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