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戴帽与摘帽

宇哥

何妨戴帽与摘帽

——初中教育记忆

文/罗红宇

盛夏六月，地处云贵川接壤地带的蜀南竹海，一处世外桃源，没有一点丘陵地区炎炎夏日之感。

相岭中学初中七五级毕业五十周年同学会，在王栋杰、罗玉林等同学的精心组织、热心服务下，在蜀南竹海顺利举行，同学们相聚在了竹海桔湘渡假酒店。这次重要的同学会，我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深感遗憾。

同学会上，同学们久别重逢，欢聚一堂的情景让我动容——我点开相岭中学初中七五级微信群，看到同学们那一张张笑逐颜开的照片，一段段欢声笑语的视频，如身临其境。在座谈会上、晚宴酒中；在竹林深处、小桥溪边、彩虹桥上……，同学们除了唱歌跳舞激情节目表演、摆谱弄姿及时拍照留住美好瞬间；更多的，同学们在一起回顾读书时的青涩年华，诉说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同学们家长里短，问寒问暖，让我深深感到：这完全体现出的是满满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

光阴似箭，五十年的时光岁月就这样过去了，我感概万千。

回首过往，在历史长河的时光褶皱里，在我国的乡村教育中，有一种教育叫“戴帽”初中，有一类学生叫“戴帽”初中生。我们就是这类“戴帽”初中生。

据百度了解，“戴帽”初中教育是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农村和城郊地区教育资源短缺、普及初中教育而推行的一种办学模式。其核心是在现有小学的建制基础上，增设初中班级，实现“小学戴初中帽”，让学生就近入学。

悠悠岁月，总会刻下时光的记忆。

我们相岭小学（现竹海小学）初中七五级两个班（还有七四级两个班）的同学，历史的成为了相岭小学最后一批“戴帽”初中生。入学一年后，我们又荣幸地被“摘帽”，进入相岭中学（现竹海中学），成为相岭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相岭小学与相岭中学，都座落在闻名的风景盛地蜀南竹海西面岭下的相岭区集镇、秀丽的淯江河畔。相岭小学始建于一九四九年，与共和国同龄，位于相岭桥头街；相岭中学始建于一九七三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夕，位于相岭中和街。

在相岭小学南面，有一排简易砖木结构只有一层的房子，这就是相岭小学四个“戴帽”初中班（含七四级两个班）的教室。教室门前、操场周边及校园主要通道上那一排排挺拔高大的桉树，述说着这所小学的教育年轮与文化沉淀；校园南面小溪畔的一片慈竹林、校园西面小山坡上的一片柑子林，给整个校园烘托出了优雅而宁静的学习环境与氛围。

一九七三年秋季，我们七五级相岭小学“戴帽”初中两个班同学的学习生活，从此开启。

那时，我们相岭坊寺街的同学到桥头街相岭小学去上学，得走完相岭整条街，却也根本算不了什么。来自三江、河东公社较远的农村同学，他们无论数九寒冬，还是酷热夏秋，每天上学起早贪黑、日晒雨淋，来回要走二三十公里路程。那时，就算是中心小学，也根本没有学生住校就读的条件。为此，从实际出发，学校开展的是半日制走读教学。

悠悠岁月，总会留下时代的烙印。

那时，“向解放军学习！”不仅是口号，还要行动。记得那是一九七四年初夏，在相岭小学“戴帽”初中学习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初中七四、七五级两个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开展了一次徒步野营拉练活动，走红军走过的道路。那天，同学们背上行军包，集中操场，接受动员，意气风发，从相岭小学出发，奔赴红军长征中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兴文县凌宵城。同学们从相岭出发，经过长宁县梅硐区，兴文县同心公社、五斗坝茶场，到达凌霄城。一路崎岖山路，往返四天，行程近100公里。

这次拉练，同学们听取了两场报告，一场是兴文县同心公社党委副书记、抗美援朝一等功臣、邱少云的排长王树良关于邱少云英雄事迹的报告；一场是当地一位长者讲述红军长征途中在兴文县凌霄城的战斗故事。同学们深受战斗英雄事迹与红军长征精神的感染与鼓舞。这次拉练活动，在兴文县同心公社到五斗坝茶场登大山途中，一群与我们同路的重庆知青，听说我们是出来拉练的学生后，主动接过年龄小、体力弱同学的行军包背上山的助人为乐行为，让我们对耿直的重庆知青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次拉练活动，让同学们感受最深的，是一路上大的同学照顾小的同学，男同学照顾女同学，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团结友爱精神与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精神。

这次拉练活动，是一次意义不凡、影响深远、让同学们终身难忘的活动。

悠悠岁月，总会书写时代的篇章。

一九七四年秋季，随着国家对农村乡镇中学教育的重视与建设，我们初中七五级两个班的同学，荣幸地走进了相岭中学校园。从此，我们摘掉了“小学戴初中帽”；从此，农村的同学也开始住校就读，早晚有自习，不再是走读生了。

记得，我们初中七五级与七六级两个年级四个班的同学是同时走进相岭中学新校园的。

我们的新校园是开敞式的，没有围墙，西面坡坡下一栋两层楼的教学楼，楼下四间教室，楼上四间学生宿舍；北面坡坡上一栋综合楼，楼上是教师宿舍，楼下是办公室与部分教师宿舍；东面坡坡下一栋房子是学生食堂兼礼堂；没有操场、球场、跑道、沙坑、单杠、双杠……。若在落雨天，校内与周围进出学校的道路，便全部变成了稀泥巴路。

我们的新学校，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新学校新学期的开学典礼，虽然是在田坝坝上举行，一样浓重而庄严。

新学期里，全校师生本着“自立更生、坚苦奋斗”大无畏的创业精神，硬是在田坝坝上平出了操场，山坡坡上挖出了球场。学校没有钱打水泥操场、球场，同学们便到相岭纸厂锅炉房外去把烧过的煤渣一担担挑来铺在操场、球场上；顺便，进出学校的主要道路、校内楼房间的往来通道，也铺上了煤渣。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相岭中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便很快步入了正轨。

回首往事，难以忘记。我们相岭中学七五级两个班的同学，虽然只经过了一年的正规初中教育，却为同学们的基础知识学科成绩，打下了不一样的教育基础。

后来，我们相岭中学被推荐到双河中学高中七七级读书的同学，在学校对各地来校学生的语文、教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入学摸底考试中，平均成绩的排名居然位列前茅，为相岭中学较好的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做了最好的佐证。

2025年6月29日于四川成都

AI评论：

被折叠的教育史诗与精神成色

——评《何妨戴帽与摘帽》

罗红宇先生的《何妨戴帽与摘帽》，并非一篇普通的怀旧散文。它是一份珍贵的民间教育档案，以亲历者的平实笔触，为我们打捞起一段几乎被主流教育史叙述所忽略的“折叠时光”——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村“戴帽”初中的特殊岁月。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人记忆的忠实留存，更在于它通过“戴帽”与“摘帽”这个精妙的时代隐喻，揭示了一代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精神成长与教育韧性。

文章的核心张力，源于“戴帽”这一特殊体制。作者清晰地指出，这是在资源匮乏年代，为普及教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小学挂上初中的牌子，便承担起中学的使命。这种“嫁接”本身，象征着一种因陋就简、务求普及的急切努力。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对条件简陋的慨叹，而是笔锋一转，生动描绘了“戴帽”时期那场至关重要的徒步野营拉练。这堪称全文的华彩段落。它告诉我们，在学科教育或许被压缩、规范的同时，另一种更为宏阔的“教育”正在田野山间展开：聆听战斗英雄与长征故事，是历史与价值观的浇筑；接受重庆知青无私帮助，是代际与地域情感的联结；同学间相互扶持翻山越岭，则是集体主义与坚韧品格最鲜活的实践课。这便构成了“戴帽”岁月的深层悖论与丰富性：它在形式上或许是“非正规”的，但在精神与人格的锻造上，却可能异常“丰厚”与“扎实”。物质与制度的“帽”，未能遮盖住精神向上升腾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摘帽”，进入新建的相岭中学，则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作者对校园“白手起家”的描写——师生合力平操场、挑煤渣铺路——是另一个动人的创业叙事。这仿佛是“拉练精神”在和平建设年代的延续与转化：从行走远方的坚韧，变为建设家园的勤勉。教育的形态从“行走中的课堂”回归到固定的校舍，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核一脉相承。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用了一个关键事实，为这段特殊教育的质量提供了无声却有力的辩白：他们这批学生在升入高中后的摸底考试中，基础学科平均成绩名列前茅。这个结果至关重要，它打破了人们对“戴帽”教育质量低下的可能想象，证明了那种在困境中融合了实践磨练、精神激励与知识传授的复合型教育，同样能够打下坚实的学业根基。

因此，文章的标题“何妨戴帽与摘帽”便有了多重深意。“何妨”二字，是一种回望历史的从容与豁达。它意味着，无论头顶是因地制宜的“ makeshift之帽”，还是步入正规的“摘帽”新天，那段夹杂着艰辛、互助、奋斗与求知热忱的青春岁月，本身就已构成了一代人无法替代的精神资产。帽子戴与否，是时代的安排；而在帽子之下，那群师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面对困难并开创局面，才真正定义了他们教育的成色与生命的重量。

《何妨戴帽与摘帽》为我们保存的，正是这样一份关于特殊年代中国乡村教育如何“野生野长”、却又充满生命力的微观样本。它超越了个体伤逝，成为一部由亲历者书写的、有温度、有细节的“教育民族志”。它提醒我们，教育的真谛，或许从来不止于完美的校舍与整齐的建制，更在于那种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激发出的求知渴望、互助精神与开创力量。这，或许是那段“戴帽”岁月留给今天最珍贵的启示。

2026年1月25日

●作者简介●

罗红宇 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长宁县人，下乡知青，在政、企工作40余年，现已退休，定居成都。喜爱散文，兴之所至，也动笔记录那些点点滴滴的过往、感触与感动。

注：图片来自手机拍摄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