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青春

当兵的人

1970年代知青的记忆

一、白茅岭农场的特殊背景与知青身份

白茅岭农场是位于安徽省广德县和郎溪县的上海飞地。1956年由上海市民政局组建，作为收容无业游民的安置场所；1957年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增加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留场就业安排。这“三类”人员统称为农场场员。作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他们的子弟也就顺其自然地称为干部子弟和场员子弟。这两拨子弟中间横着一道无形的鸿沟。囿于当时特定的时代、地域、环境的限制，差异乃至歧视由此产生，双方各自产生的优越感和自卑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农场知青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名称变换而已。在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全国上至大专院校、下至初级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基本上无人可以幸免。应该说，农场子弟比较起社会上各大城市的学生来讲，在这一波浪潮中无疑是幸运者。作为知青下乡，他们本身就是身处农村的生活环境，无乡无队可插，处于另外一个优势的情况——他们又是具有吃商品粮的非农户籍人口。

二、农场知青的生活待遇与冲突萌芽

鉴于农场的特殊性质，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隶属的军事管制小组就农场子弟的安排方案，在请示上级部门批准后，应该说落实得还不错。女知青被编为一连（驻白云山分场，相对热闹）、男知青被编为二连（驻凌笪分场，相对冷僻）。开始每个月的生活费仅为十五元。尔后，在上海红卫兵海丰农场的示范效应下，农场知青才同步上海知青的待遇，每个月十八元。大约一两年后，可涨到每个月二十四元（从此时开始，表现好坏就有差异了：表现好的可以到二十七元，表现差的就二十一元；有一个二十七元，就必定有一个二十一元，总体平衡在24元）。直到一九七四年底应征入伍前，已有六年工龄的我，才定为文教卫生一级工，工资每月为二十九点五元。物质待遇的变迁勾勒出制度的轮廓，而青春的躁动与冲突则在制度的缝隙中滋生。当微薄却稳定的津贴成为生活基调，另一种更为原始、粗粝的秩序——围绕尊严、地盘与荷尔蒙的争斗，开始在知青群体内部及与外部之间上演。关于农场知青与社会上知青、附近村庄老乡的斗殴，我也都听说过；不同地域的知青之间也时有斗殴现象发生，比如上海和芜湖、芜湖与合肥之间。当然，这也是个别少数不良行为模式的知青作为。没有离开连队之前，就曾听说过上海插队知青的一些唬人绰号，什么“闸北小老虎”、什么“普陀一只鼎”。通常都是几个小混混纠集在一起，逞勇斗狠，以进过“闸庙”、“普庙”（即公安局看守所）为荣，炫耀曾有的“不凡”经历。生产队管理上也松散，村干部们其实也是无奈。常在周边村镇闲逛，无事生非、寻衅滋事。也还记得，二连知青星期日请假上县城办事，讲述亲历在目的所见所闻：遇有一批上海知青招摇过市，一男知青叼着烟，不时从嘴里吐出烟圈；相邻的女知青也抽着烟，突然从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烟柱，从男知青的烟圈中一穿而过，惹得身后男女知青的一阵哄笑声。令吐烟圈的知青恼羞成怒，对着喷烟柱的女知青就是一耳光，并斥责“侬叉我啊”。

他们甚至打着“知青二连”的旗号，在其他中队干部灶吃霸王餐，吃完嘴一抹就走。干部追问：“你们是哪里的？”“二连的。”电话反馈到连部，严查之下并无此事。这也埋下了这伙人日后被知青二连暴揍的伏笔。积怨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正面冲突，只是时机未到。通过援引见证者L君在其文章中的记述：“……没想到的是，Z某人被‘小老虎’的名气吓破了胆。身体远比‘小老虎’厉害的他，没做任何反抗，立刻讨饶，据说几乎是跪地求饶。事后Z君解释，他双手拜佛上下摆动不是求饶，而是在上保脑袋、下保裤裆……。大家只当笑话谈论，却也引发了要防备‘小老虎’继续挑衅的思想准备。”半年后的一天晚上，白茅岭文艺小分队来凌笪分场演出。娱乐生活匮乏的“和尚庙”几乎全体出动，步行两三公里去看戏。记得我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看表演。快结束前，突然最后面的河堤下传来喧闹声。赶过去看到有人被群殴了，已经只能躺在地上微微挪动。N君告诉我，是“小老虎”寻事，打了我们的人，被C君勇敢出手反击。打他的人增多，“小老虎”害怕了，狼狈逃出人群，在河堤上与N相遇，被绊腿而滚下河堤，追上他的人拳脚痛打。结果是被送入农场医院，所幸只是伤及皮肉，无大碍……”具象化的生动描述，从字里行间似乎可以感受到现场的画面，这两场充满戏剧性、荒诞感与残酷性的撕打，它们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性格与境遇的放大境。

三、与“反改造尖子”的冲突及归化

冲突不仅仅是和社会上的知青群体。七十年代初，一批从上海大丰农场（位于江苏的上海飞地，与白茅岭农场同属上海市劳改局管辖）转送来的“反改造尖子”，被分送至白茅岭农场，分布于枫树岭、白云山、长乐分场。这些人少年教养期满，却依然不服管束。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参与过与红卫兵在海丰农场的激烈冲突，这段本不光彩的往事，反被他们视为“威名”与资历，常以蛮勇自恃，甚至将斑斑劣迹当作夸耀的谈资。初来乍到，急于在新的环境下树立自身影响，常在群体里、甚至与当地群众、社会知青群体发生摩擦，寻衅滋事、飞扬跋扈，大有一种“当今之下、舍我其谁”的盲目自信。有两件事情的发生、经过、处理结果，使得这些频发非正常事件的群体，自然融入归化于白茅岭正常的管理改造秩序中。时间上都应该是1971年的夏日里。女知青一连所在的白云山分场在露天广场放电影，女知青集结列队，在划定区域范围之内谈笑风生，坐等电影的开播。趁夜色渐深，流氓习气未改、不安分的少教朱立平在同伙的簇拥下，对女知青T君进行了袭胸猥亵，其同伙也趁机在T君身上乱摸。T君没有怯懦，大声怒斥并牢牢抓住其中一个袭扰者。在场的干部闻声而来，悉数将肇事者抓捕。这类触及底线的行为，对于长年处理此类事件的政法干警而言，自有严格的应对措施和处置方案。据说是首犯被以公共场所猥亵罪处以有期徒刑二年的刑罚。二是B氏兄弟与杨志国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总场露天广场放映电影前的时间。杨是个好勇斗狠之徒，中等身材，一身的腱子肉，爱替同伙出头，鼻下蓄着软软的胡须，常叼支烟，眼神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在总场地区很有一些名气。这是一场二龙（生肖龙、蛇）伏虎（生肖虎）的缠斗，龙扼其颈，蛇则以拳击其右颞颌面部，致杨瞬时失去还手之力。干警及时到场干预处理，制止了双方身后人员跃跃欲试的更大冲突。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之后的十天左右，还是一个露天广场观看电影前的时间段，还是在冲突的老地方，B氏兄弟与杨志国互发香烟，谈笑自若地聊天，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和杨也是相识的，有点头之交。路遇碰见，发现杨的右眼角结合膜充血还未完全吸收，表示了一下关心，杨则微笑轻描淡写地说“没事的”。杨留给我的印象，此人本质不坏，引导得法，怕是上了战场不当英雄都难，我也是笑说了。在农场有关部门对此类事件严肃处理和正确处置下，狠狠压制了少教反改造的嚣张气焰。此次冲突后，直至我应征入伍离开农场，农场各单位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四、B氏兄弟的特质与冲突的深层评析

B氏兄弟出身干部家庭，却因父亲被定为“叛徒、自首变节”而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卑不亢、低调隐忍，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性格。特别是兄弟二人身上带着那一种正义凛然，见义勇为、仗义执言的行事风格，办事有谋略，遇事有担当。在身边的知青群体中，他们因这种鲜明强烈的性格和行动力，悄然成为了同龄人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通过努力和奋斗，踏入政法系统后，这种性格底色成为了最珍贵的职业禀赋，善于观察和学习、善于思考和表达，也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也都做出了一定的成就，譬如：其兄就涉《罪犯分类改造》所作论文，曾获司法部一等奖；其弟因书法造诣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激烈的冲突场面固然是记忆中的焦点，但事后的评析与反思或许更能揭示群体的特质。以下是我对这几场冲突的评价和看法。Z君是高我一届的学长，C君（场员子弟）是同窗的学兄。这其实就是孤胆与群胆的区别。Z君势单力孤，心生怯意；他平日里行事强势，但在“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生存逻辑面前，其退缩可以理解。以我个人对Z君的交往了解，这个段子应该是有戏说的成分。而C君与“小老虎”的冲突，纯属对方寻衅滋事、咎由自取。二连知青们对此早已积怨甚深，恰逢人多势众，暴揍一顿也在情理之中。自此次冲突发生后，好像周边地区的“小老虎”、“一只鼎”再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之声，变得销声匿迹了。再看B氏兄弟与少年教养人员的冲突以及白云山少教的违法行为，不难发现，农场知青与社会插队知青、少年教养人员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的差异，根源或许在于一种更深层的“界限感”。少教期满却回城无望，农场现实中刑释、解教期满的状况；社会知青面对城乡生活的落差，物质匮乏、生活艰难，未来不可测的沮丧，感觉到前景黯然，破罐破摔、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便成为了宣泄情绪的出口。农场知青内部本来就有阶层划分，干部子弟与场员子弟貌合神离，虽然有“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依据，但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政治态势下的区别对待，形成了难以弥合的社会撕裂和精神鸿沟。但在对待社会上插队知青原则和态度是一致的。农场知青较之于社会上知青和少年教养人员，更懂得把握分寸、知道进退。他们对于“罪与非罪”、“合法与非法”、“合规与违规”之间的界限，往往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精准的拿捏。这种界限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父母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代环境所带来的言传身教。与社会上插队知青相比，这种独特的生存智慧，也使农场知青的人生发展轨迹总体上更为顺利。

五、跨越半个世纪的聚会

这是一张2020年11月4日，原安徽郎溪白茅岭农场初级中学老三届，部分师生在上海聚会的合影，照片中的师生退休前均为政法系统的干警。

声明：本文为回忆性叙事散文，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26.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