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我的一生都在困境中度过/作者：冯宝富</p><p>我生于1953年的寒冬。父亲曾是东北航空部队的机械人员，随军跨过鸭绿江，归来后带着满身的机油与硝烟味，转业至上海。我们一家被安置在复兴岛饭店后头，最后一排二楼的第二间屋——那间屋子总能看到江轮的烟囱，在雾里像沉默的铅笔。</p><p>母亲生了我们三个儿子，我是老大。六岁那年，她牵着我，穿过提篮桥监狱家属接见室长长的走廊，铁窗的那一面，父亲的面容模糊如浸水的墨迹。那是我见他最后的清晰模样。后来，父亲的名字便消失在安徽宿迁劳改农场的风里，只剩母亲在复兴岛渔品加工厂的咸腥空气中，用那双越来越粗糙的手，织补着我们漏风的生活。母亲亲则投奔了平凉路定海路的二姑奶奶。</p><p>姑奶奶身高一米七二，瘦削，一张如今被称为“欧式”的脸庞，一生未嫁。她在国棉十二厂做工，与一位同样未婚的闺蜜情同手足，我们唤作“小姑奶奶”。她们吃素，看书，看戏，穿那个年代的时尚风格大大方方的衣裳。在那个拥挤的年代，姑奶奶守着在上海购置家族的老宅——一栋带后院的上海本地瓦房，用清瘦的肩膀和丰沛的学识，管理着一个庞杂的大家庭：大爹、大奶奶、三叔（小爹）……还有我最敬重的那位堂叔，一个只知工作、夜校与家务的文面书生，他安静得像一册线装书，却将十几口人的生计安排得妥帖稳当。</p><p>远在江苏姜堰老家的祖父，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四个儿子三个参军。掌管着另一个更大的家族。奶奶终日与猪草、纺车为伴。童年假期，我小学放假了，都有堂叔带着我一起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去苏北老家，在老家度过假期。，与年纪相仿的小叔一起，在河沟边挑猪草，水草滑腻的触感，至今还偶尔缠上梦里的指尖。</p><p>十八岁，上山下乡的潮水漫过城市。我是长子，必须成为一座桥，让两个弟弟踏着我，走向尚且未知的岸。于是我把自己连根拔起，栽进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黄土里。</p><p>1971年至1979年，8的光阴，我在农场将青春熬成了坚韧。在那里，我遇见了一盏灯——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女知青。她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像一株意外生长在盐碱地上的百合。在那个一切都匮乏的年代，她的爱与下嫁，是命运赐予我最为奢侈的礼物。我们相知，相守，将苦涩的日子，过出了相依为命的甜。</p><p>然而上天似乎见不得人长久地甜。2006年2月6日，脑溢血带走了她。那一刻我才明白，命运最大的惩罚，不是从未给予，而是将最珍贵的在你面前彻底收回，空留你余生反复摩挲那份温暖的记忆。</p><p>这些老照片，一张一张，都是时间的化石。有父亲与母亲并肩坐年轻笑容，有母亲穿着臃肿棉衣站在石上的沉默侧影，有我幼年系着红领巾的懵懂，也有我自己从青涩到白发，从西装到戏装，再到最后戴着那顶绣有“MUSIC”的军帽喝茶的暮年。</p><p>我的一生，确是在长长的困境中跋涉。但我从不信，人会被一条既定的河床永远困住。你看这些照片，无论背景是荒芜还是绚烂，里面的人，眼睛里总有一点光。那点光，大概就是文艺所说的“不朽”，是姑奶奶书页间的从容，是妻子眼眸里的温柔，也是我至今不肯低头的、对生命本身的天真信仰。</p><p>这便是我了。一个在时代褶皱里颠簸，却始终试图在尘埃中描画星辰的普通人。</p><p>2026.1.25/08:22/苏州市姑苏区桃花坞德明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