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星陨：张荫麟的短暂与永恒

老梦如初

抗战烽火中，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办学七载，以艰苦卓绝之姿铸就“东方剑桥”的传奇，走出数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孕育无数学术瑰宝。史学奇才张荫麟，便是这段辉煌岁月里熠熠生辉的一员。黔北遵义的青山藏幽，旗杆山的草木凝思，一段跨越八十余载的人文情缘，在我数次登临的足迹中愈发清晰。1940年，张荫麟应竺可桢校长之邀赴浙大执教，栖身老城南门石家堡2号——遵义教育世家李氏的寓所，年少的李永颐彼时亲切唤他“荫麟伯伯”。烽火岁月里，他于此潜心修订《中国史纲》，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以笔墨传续学术星火。1942年，张荫麟积劳成疾逝于遵义，安葬于城南旗杆山，墓地却在岁月中渐渐湮没。幸得李永颐女士念及旧情与学术大义，以耄耋之躯历经近十年、四十余次登山跋涉，终寻得墓碑残片与疑似遗骸，让这位史学巨匠魂归安妥。我因敬慕先生风骨，曾多次登临凭吊，更撰文记录于美篇之中，慨然写下“一部史书传不朽，一抔黄土掩风流。一所名校立世间，一座城池万古悠”，让个人追思与先生的学术生命、遵义的人文记忆、浙大西迁的峥嵘岁月紧紧相连。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的璀璨星河中，张荫麟是一颗骤然升起又匆匆陨落的巨星。他以37载短暂生命，在史学、哲学等领域留下深刻印记，一部未竟的《中国史纲》，至今仍被奉为通史写作的典范。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书香家庭，自幼有神童之称。1922年，17岁的他考入清华学堂，初攻西洋文学，后转向史学，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入学仅半年，他便在《学衡》发表论文，针对梁启超的考证提出独到见解，一举震动学界，获梁启超激赏。在清华七年，他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发表四十余篇学术论文，严谨的考据与通透的识见，已让史学界瞩目。

1929年，张荫麟毕业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与社会学，四年便修完课程获博士学位，提前归国效力。1933年，28岁的他受聘清华大学，兼任北大讲师，成为学界最年轻的骨干教师之一。陈寅恪曾致信傅斯年力荐，称其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

1935年，张荫麟应教育部之邀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他不满于流水账式的教材体例，立志打造兼具科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读本，提出“史观隐含于叙述”的编撰理念，原计划由他执笔汉以前部分，吴晗等学者接续唐以后内容，构建完整通史体系。

抗战爆发打乱了所有计划。张荫麟随清华南迁，辗转多地任教，颠沛流离中仍坚持修订《中国史纲》。1940年赴遵义浙大任教后，他在石家堡“竹树森蔚，湘川在望”的居所里，于艰苦环境中完成《中国史纲》上古篇的定稿，1940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这部书文字凝练优美，叙事深入浅出，被贺麟誉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苏联历史学家鲁宾也盛赞其兼具科学高度与可读性。

在遵义的两年间，张荫麟主讲中国通史、唐宋史，担任浙大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培养出徐规等知名学者；他与钱穆、朱光潜等学者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之一。面对学生遭受当局迫害，他挺身而出，尽显文人风骨。然而，长期的战乱奔波与学术攻坚拖垮了他的身体，慢性肾脏炎日益加重。1942年春，他迁至文庙街5号方便治疗，却因缺医少药，于同年10月24日在遵义卫生院病逝，年仅37岁。

这位“哲史兼通”的奇才，留下诸多未竟之志，《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等著作皆未着手，《中国史纲》也仅写到东汉建立。即便如此，他的学术成就仍彪炳史册：《中国史纲》数十年间反复刊行，与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并称近代通史佳作；他的论文与文集，以“内容新而精”的特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史学研究者。

熊十力曾感叹其治学规模恐无人继之。张荫麟的生命虽如流星划过夜空，但其学术思想与著述精华，早已融入中国史学的血脉。时至今日，重读《中国史纲》，登临遵义旗杆山，那位青年学者的热情与智慧，依旧在跨越时空的人文情缘中熠熠生辉。

一部史书传不朽，

一抔黄土掩风流。

一所名校立世间，

一座城池万古悠。

遵义.石家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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