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里那场救赎

野山1234

深秋里那场救赎

秋阳透过公园的悬铃木，在长椅上织就斑驳的光影。我仰躺着，脖颈间爬过一只蚂蚁也懒得抬手拂去，浑身的骨头像被抽去了筋络，软得提不起半分力气。离12月11日的高考只剩七天，这片被鲁迅雕像守护的园子，是我在1977年深秋找到的秘密书房。

三十多载光阴流过，如今的孩子不会懂，那年《人民日报》10月21日刊登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们这些被时代耽搁的青年，是怎样攥着报纸在车间里热泪盈眶。皮鞋厂的流水线从不停歇，我的双手每天要完成80双皮鞋的套帮作业，钳帮榔头敲在拇指的疼，至今还残留在神经触感里。车间里的机油味混着明胶的刺激气息，检验员的巡视步伐，不停地发出沉闷的声响，只要我把写满知识点的纸片往膝盖上一摊，他粗哑的训斥就会准时响起：“上班时间磨洋工，不可以的”

正午的食堂外，成了我的临时课堂。墙根下的水泥地被阳光晒得温热，我蹲在那里，就着馒头一碗咸菜，快速翻动半夜抄写的纸片。蒸汽从食堂窗口飘出，混着工友们的说笑，我却只盯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连咀嚼都变得机械。后来厂部团委收到那份全厂唯一的入学通知书时，团委书记不假思索地说：“准是那个总在食堂墙根看书的小伙子。”他不知道，那些被汗水浸湿的纸片，是我用午饭时间换来的全部奢望。

比时间更煎熬的是资料的匮乏。书店里清一色全是红宝书，语数外复习资料比黄金还金贵。我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二手自行车，跑遍了上海的大小书店，求遍了所有认识的亲友，换来的只有摇头和叹息。深夜，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给初中班主任梁玉贞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满是卑微的恳求，希望她能在学校找到哪怕一页有用的教材。信封投进邮筒的那一刻，我摸着冰冷的铁皮，仿佛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最终，那封信如石沉大海，没等来半点回音。

幸好有孙康乐。那个和我一起在文艺小分队好友，危机时刻为我送来东风。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泛黄的《新华字典》，扉页上还写着前主人的名字。他把字典塞给我时，压低声音说：“就借三天，人家也等着用。”

那三天三夜，我几乎没合眼，就着十五支光灯泡发出的暗黄色光，我趴在床上，一边抄录那些陌生的词语，一边在心里反复默念。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成了寂静夜里唯一的回响，手指被钢笔的墨水染得发黑，却舍不得停下片刻。我知道，每多记一个词语，就多一分跳出流水线的希望。

　　1977年的高考要考四门功课：政治、语文、数学，还有历史地理合卷。语文是我的底气，从小攒下的课外书没白读，那些字句早已刻进骨子里；历史地理也难不倒我，平日里听来的故事、看过的旧报纸，都成了最好的复习材料。唯独数学，像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我们老三届外的学生，小学刚毕业就遇上文革，算术课只学到四则运算，连“数学”的概念都模糊不清。当得知高考要考一元一次方程时，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纸片，最终只能无奈放弃，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另外三门功课中。

那段日子，时间被我拆成了碎片。天不亮就骑车赶往工厂，车间大门没开，我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借着路灯的微光背书；上班时，双手在流水线上忙碌，嘴里却不停地念念有词，把政治知识点和历史年代在心里反复过筛；下班后，来不及回家，直接骑车冲进虹口公园，找一处僻静的角落，在笔记本上默写公式、梳理史实，直到夕阳沉到西边，公园里练拳的老人都散去了，才借着最后一丝天光往家赶。

母亲总在灯下等我。推开家门，就能闻到温热的蛋炒饭香味，桌上摆着切成小块的咸蛋，有时还给我冲一碗“神仙汤，”就是酱油汤啦！她从不劝我早睡，只是搬走桌上的碗筷，将桌子擦干净，然后在我身后默默缝补磨破的袖口，针脚穿过布料的声音，与我写字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有一次深夜，我抬头看见母亲坐在床边打盹，手里还攥着我的旧松紧鞋，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清晰。我知道，她心疼我，却懂我这背水一战的决心。在这个三五一六军工皮鞋厂，师哥们常说“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可我偏要争这口气，打破这铁打的戒律。

公园的秋夜格外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簌簌声。我趴在长椅上，把笔记本垫在膝盖上，月光透过枝叶洒下来，照亮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偶尔有萤火虫飞过，微弱的光芒短暂地照亮我的眉眼，也照亮了笔记本上那个被反复圈画的日期。我知道，这场只有一个月准备时间的考试，是570多万考生共同的战场，我们从车间、田间、军营赶来，只为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考试那天，天刚蒙蒙亮，我穿上母亲连夜缝补的卡其布衣服，揣着抄满知识点的纸片，走进了考场。那是一间临时腾出来的教室，课桌椅参差不齐，墙上还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考场里人山人海，有比我年长十几岁的知青，鬓角已染上风霜；也有刚毕业的学生，脸上还带着青涩。大家的眼神里都带着同样的焦灼与期盼，手心捏得生疼，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考历史地理合卷时，邻座的男生突然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对着“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名称”那道题愁眉不展，笔尖在纸上划来划去，最后竟真的在空格旁画了个简陋的地动仪模样，圆鼓鼓的底座，几根伸出的铜柱，线条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无奈的可爱。我忍不住想笑，却又鼻头一酸，谁不是拼尽全力在与命运周旋呢？

斜前方的女生更有意思。交卷前，她突然趴在桌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后来才知道，她对着一道完全不会的论述题，写下了一段言辞恳切的话，说自己是车间工人，复习时间仓促，恳求批卷老师高抬贵手，给几分鼓励分。那样直白的恳求，没有丝毫掩饰，却让人心生暖意。

还有个男生，不知是太过紧张还是营养不良，答题时浑身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滑落，发出清脆的声响，引得监考老师频频侧目。他捡笔时的慌乱，额头上渗出的冷汗，至今想来都让人揪心。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试卷，笔尖划过纸张，把那些在车间里、公园中、煤油灯下记熟的知识点一一写下。每一个字都写得格外认真，仿佛笔下的不是题目，而是未来的人生。考场里静得出奇，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几声咳嗽和钢笔掉落的轻响，构成了那个冬天最难忘的旋律。

发放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正在车间里套帮，团委书记拿着一张纸冲进车间，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接过那张薄薄的入学通知书时，我的手忍不住发抖，上面的字迹模糊了又清晰，清晰了又模糊。我脱下沾着机油的工装，换上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卡其蓝布衫，挺直腰板走出厂门，没有回头。身后，是流水线的轰鸣声，是师哥们惊讶的目光，而我知道，我终于打破了那个“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戒律，朝着全新的人生走去。

如今，每次回到虹口公园，感到特别亲切。长椅依旧，悬铃木的枝叶更加繁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身上，温暖而惬意。脖颈间仿佛又有蚂蚁爬过，我抬手拂去，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深秋，那个在月光下拼命背书的青年，还有考场上那些可爱又心酸的瞬间。那段被压缩在一个月里的时光，那些匮乏的资料、疲惫的日夜，那些考场里的窘迫与坚持，还有母亲灯下的守候，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于我而言，那个深秋不仅是一段赶考的岁月，更是一场挣脱命运桎梏的救赎，是高考这束光，照亮了流水线尽头的迷茫，让我得以迈向全新的人生旷野。

感谢你的阅读！照片系Al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