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侪多驾鹤，职场呈沧桑

上善施炜

昵 称 上善施炜

美篇号 28688237

在下生于民国三十三年的六月初六（阴历），民俗有＂六月六，晒龙袍＂一说，恰如＂二月二，龙抬头＂、＂五月五，赛龙舟＂、＂七月七，鹊桥会＂、＂九月九，庆重阳＂等民俗一样，这些日子都具有一种亦庄亦谐的仪式感。

我的父母是清朝的遗民，所以我一出生就在头上留下了一条小辫子，一直到年满10周岁生日时才得以剃掉。

我是从民国转变为共和国的1949年秋开始在私立汉口黄陂小学发蒙的，现在这所小学早已不复存在，旧址已被考证为中共五大的汉口会场，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不知道在21世纪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当年的私立汉口黄陂小学？

这是我珍藏的小学四年级上学期的学习成绩通知单。

在＂操行评定＂栏，我被评为甲等，老师写下的评语是＂敬爱毛主席＂。我想，这大约就是当年老师对听话的孩子最高的评价吧。

这是我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后，戴上红领巾拍摄的第一张登记照片。

1955年7月，我获得了私立汉口黄陂小学颁发的毕业证书。

1958年7月，我获得了武汉市27中颁发的初中毕业证书，同时被保送到本校首届招生的高中部继续学习。

这是当年的学生成绩通知书，油印的，极简陋，学校的办公电话号码只有5位数。

那时学校的考试实行5分制，是向苏联老大哥亦步亦趋地学来的。

我在读高中时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活动，两次受到硚口区的奖励。

就在这次获奖的同时，我在武汉市27中高二（一）班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同班的中共预备党员张坤元同学和团员邓有荣同学。现在，武汉市27中已经被撤销了，介绍人张坤元和邓有荣同学也已先后作古。

我入团的那一天正好是起源于纪念法国16世纪历法改革的一个节日，充满了幽默色彩，能给平淡无趣的生活增添许多欢乐。

1961年7月，我成了武汉市27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高中毕业后，我因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母校就将我留任本校初一年级4个班的俄语老师，同时聘我为少先队中队辅导员。

1962年，我终于获得了高考体检合格证明书，但因体重不足50Kg，注明了不适合报考某类专业。

几乎是与高考体检合格证明书送达的同时，我又收到了一份红色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祖国征召，义不容辞，此时我没有半点犹豫，毅然放弃难得的高考机遇，投笔从戎，奔赴军营，献身国防。

我的选择对我的学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使他们深为感动。他们送我一册影集作为纪念，表达依依不舍的心情。。

1962年7月5日，我们这批从武汉市各个中学招来的新兵，在黄埔路汉口兵站冒雨登上了一列闷罐子火车，告别了前来送别的亲人，哐当哐当地向南行，经历了两天两夜，终于到达了广西鹿寨，下车后排队，前来接兵的部队首长拿着花名册，一一点名对号，我被分配到了55军219师656团的一营二连，从此开始了卫国戍边的全新生活。在新世纪又迎来了《光荣之家》的牌匾，为此我很感骄傲和自豪！

军营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富有朝气。每天出操、上课、进餐、行军、集会，大家都会唱同一首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格外提神。

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人会唱这首兵歌？

我在部队服役三年多，凭心而论，有点惭愧，我不算一个合格的兵。入伍时我的体重只有44.5Kg，身高不过1.65m，又瘦又小。论步兵的三项军事技能，我只有在步枪立、跪、卧三种姿式百米无依托实弹射击时，9颗子弹一共打了87环，算是取得了一个优秀的成绩。而说到扔手榴弹，我始终只能在30m的及格线上下徘徊，因为怕伤着人，所以没有投过实弹；至于拼刺刀，我则只够花拳绣腿的水平，是较不得真的，在战友间比武时，我记得似乎没有获胜的记录。

当年我所在的656团正在广西鹿寨县的黄冕（团部）、幽兰、英山一带执行战备施工打坑道的任务，许多战友，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战士，虽然识字不多，但人人心地淳朴善良，学习毛主席著作格外认真，训练和施工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重活累活抢着干，努力争当＂五好战士＂，这令我十分感动和敬佩。于是，我在团新闻干事伍云晃同志的指导和鼓励下，将身边的这些好人好事写成新闻稿，投寄给军内外的报刊，多被采用。为此，我出席了219师召开的通讯报导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令人遗憾的是，55军的建制和番号现在也被撤销，走进历史了。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55军的军长陈明仁上将，他那戎马倥偬波澜壮阔极富传奇的一生，令全军将士敬佩和臣服。

1965年10月，我复员回到了故乡，被安置到武汉市21中工作，这年我刚满21岁，本想在第二年再度报名参加高考的，不曾想风云突变，WG来袭，大学停止招生，我的正规求学梦终于彻底破灭了！

武汉市21中的前身是英国人在1897年创办的教会学校，初名懿训书院，后为懿训女中，历史悠久。可惜在21世纪也关门大吉了。

我刚到武汉市21中报到，就被校教育工会聘任为宣传干事，任期一年。

1973年2～7月，我被学校选派，脱产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短训班进修学习，授课老师有朱祖延、李悔吾、张凤洲、李先焜、章子仲等先生，他们学养深厚，爱岗敬业，诲人不倦，堪为师表！这次进修的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令人难忘。后来，武汉师范学院也被更名为湖北大学，原校名已经不复存在了。

1974年4月，我调到刚复校不久的武汉市第一职工业余中学（简称＂一业中＂），从事职工教育。1975年，一业中更名为武汉市江岸区七二一工人大学，当时被誉为＂教育革命的方向＂，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后，我校承担了中央电大直属（省级）分校的教学业务，市政府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提高办学层次，决定增加教师编制，新组建武汉市工农教育学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办学模式，一直延续至今。1985年，武汉市工农教育学院又再次更名为武汉市成人教育学院，正式定位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专科层次。

1979年6月，武汉市江岸区七二一工人大学中文班结业。后来有的学员以此为起点，继续求学与深造，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彭小华（后排左四）担任了武汉市新闻出版局的局长，赵镒生（后排右二）当上了广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理论部主任和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外聘教授。坐在前排左二的是我。

1978年10月～1981年7月，我在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成为该院业大三年制中文专业的首届毕业生。现在，这个学院已并入了江汉大学，武汉教育学院成为了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将全党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得民心。我就是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萧毓梓和王海林，支部书记是许厚源。

1993年6月，我获得了高等学校中文副教授的任职资格。

这是武汉市人事局颁发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2003年7月，经湖北省人才评价中心测试，成绩合格，我获得了大学正教授的任职资格，但最终没能被聘用。

2004年7月，我退休了。乌飞兔走，白驹过隙，转眼又过去了20余年，现如今我已处于生命的深秋季节，堪称耄耋，来日无多，走到了人生边上。回望自己的一生，我的同学、同事、同袍、同僚等众多同侪好友，彼此年龄相仿，过从甚密，互相帮衬，情感日笃。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闲来无事，我会掰起手指来念叨：譬如本篇提及的我的同学张坤元、邓有荣，同事萧毓梓、王海林，还有恩师许厚源、余望、朱祖延、章子仲，战友彭支仁、刘文忠、何存洋……哎呀！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撒手尘寰，驾鹤西归了，这怎不令人唏嘘？又徒唤奈何！我只有让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

再说我这一生学习和工作过的职场——黄陂小学，二十七中，五十五军，懿训女中，武汉师范学院，市一业中，江岸区七二一工人大学，市电大，市工农教院，市成人教院——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怎么竟会无一幸免地寿终正寝、化作了历史的尘埃呢？难道这就是成语所说的＂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吗？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呢，还是决策得过于草率？我真的不知道！

《诗＊秦风＊车邻》唱曰：＂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中华民族充满智慧的先民早就知道，活在当下，就要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不然转眼间就老了，甚至死去。因此，我信奉唐代诗佛王维的处世之道：＂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为此，我在十三年前的腊八节这天，敦请著名书法家孔可立先生为我家客厅题匾：＂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而今又逢腊八，这是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吉日，我特将此墨宝公之于世，请众亲方家予以理解，同时欢迎批评指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