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目睹生命从指缝间流逝

艳阳

在我三十四年的人生里，“死亡”这个词，始终隔着一层毛玻璃。它传来过模糊的声响与晃动的影子——二叔走时，我尚是稚子，记忆空白；姥爷离去，我半大孩子，只记得人声鼎沸的嘈杂，像一场与我无关的喧闹仪式。那概念本身，未曾真正浸透我的知觉，直到去年，闫主任像一枚秋叶，在我眼前缓缓凋零。

2016年，我初入单位，第一次见他。一张黑黝的脸，鬓角已斑白，我暗自以为他是与父辈同龄的大叔。后来才知，他也是80后，只比我年长些许。那时，他是综合办的主任，领着几个九零后，在一间借用的办公室。九年光阴，我从会计成长为财务经理，我们两间办公室的门时常敞开，财务与综合，后台的协作密如蛛网。爽朗迸发的大笑，对着键盘焦躁的敲击与低骂，还有那些共同对付的琐碎难题，都搅拌成日常的背景音。他是个细致的人，办公室里废弃的小桌，仓库生了锈的门把手，掉皮的旧沙发，经他手一摆弄，总能焕发些许生机。那时觉得，日子大概就会这样，在略显凌乱却充满人气的喧嚣里，平稳地流淌下去。

变化的征兆，起初是悄无声息的。2024年10月，我瞥见他的一份报告，心里猛地一沉。我劝他，认真劝他，去省里的大医院好好查查。他点点头，没多说什么。11月，他住院了。坏消息风一样刮遍单位，唯独他似乎被蒙在鼓里。不久，他又来上班了，大家照常说笑，仿佛那只是一场虚惊。只是他偶尔会摆摆手，笑着说：“我一个‘病人木’，就不参加了。”那时不懂，那刻意退出的身影里，藏着多少他已经触摸到、却无法言明的重量。

年关过后，再见他，人瘦了一圈。那件黑色呢子大衣，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晃得人眼睛发酸。他显得很平静，拒绝了住院，只靠一些中药调理。有时，他会忽然问我，你母亲怎么样了？作为一位癌症患者的家属，我搜肠刮肚，用尽可能轻松的语气，讲述治疗的后遗症，也讲述那些听闻的、被治愈的案例。我说给他听，也说给自己听。他听得很认真，像个渴望答案又充满疑虑的孩子，眼神亮一下，又黯下去，仿佛在心里默默权衡着一场输赢未卜的战役。

后来，他坐不住了。常常看见他在办公室慢慢地踱步，手一下下地拍打着后背。那痛楚，大概已不允许他长久安坐。再后来，他的座位就空了。

我和同事去家里看他。他半躺在阳台改造出的小隔间里，没有起身，开口聊的却还是单位的工作，哪件事该怎么办，哪个流程要注意。我们应和着，心里却堵得慌。消息一次比一次沉重，去了省医院，再见面时，生机仿佛已被抽干，眼神里是一种陌生的呆滞。我和李姐——他的妻子，也是我们的同事——站在医院的楼道里，说了许多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安慰的话，在此刻轻飘飘的，落不到实处。

最后，听说医生劝他们回家了。我们再次登门，他已经不太认得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仅仅数月，一个人竟可以消瘦、变化到如此地步，嶙峋得让我感到一种近乎骇异的陌生，像目睹了生命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急速风干、抽离的过程。

五月，消息终于来了。他们说，这也是一种解脱。丧仪上，我看着他两个年幼的孩子，披着孝服，跪在入口处向每一位来客叩头致谢。那一刻，我怔在那里，心里空了一大片。一个人，一个曾经鲜活、说笑、修补旧物、为工作烦心的人，就这样消散了。像一缕烟，被风吹散，再也聚拢不回原来的形状。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我甚至不敢与李姐的目光相遇，仿佛她的悲伤是一面镜子，照出我内心最深的怯懦。我更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这件事。她偶尔问起“你们单位那位主任怎么样了”，我都含糊其辞，说“还好，在积极治疗呢”。我害怕。这恐惧如此具体：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那个躺在小隔间里，与疼痛为伴，与至亲渐行渐远的人；更害怕我至亲的人，要经历我所目睹的这一切。我曾努力用言语为别人搭建一座信心的浮桥，但当湍急的河流真正迫近自己脚下时，我才发觉，那桥是如此摇摇欲坠。

八个月过去了。生活的河流挟裹着所有人，不停向前。办公室的门开了又关，键盘声依旧，笑声也依旧。只是在我心里，有些东西被永久地改变了。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生命并非坚固的堡垒，而更像捧在掌心的一掬清泉，无论我们多么小心翼翼，它依然会不可阻止地从指缝间流逝，悄无声息，却势不可挡。

这份恐惧与无力，或许不会消失。但它让我触碰到了“活着”的另一层质感——那份我们平日习以为常、却在失去边缘才惊觉其珍贵的，脆弱而滚烫的温度。黑呢子大衣，永远地空在了那里。而我，以及我们，还得穿着自己的衣衫，在这有时温暖、有时刺骨的人世间，继续走下去。只是脚步里，多了一份自知其脆弱的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