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三十年：从寒窗到讲台的回望》

龔

　　华灯初上，我独自漫步在学校的操场上。身为教师，望着教学楼里倾泻而出的温暖灯光，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时的我，出生在大西北，从偏远乡村考进县里唯一的高中，成为崭新校园的第一届学生。

　　整个县每届不过两百余名高中生。学校是新建的，高一时连宿舍楼都还未完工，半栋教学楼便被临时改成了宿舍。三十几个女生挤在一间大教室里，夜里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鼾声——许是白日学习太累，不少人睡得很沉。凌晨四五点，脸盆碰撞的洗漱声便陆续响起，总有人早早起身，端着书本到路灯下默读背诵。

热水永远稀缺。我们睡前把打好冷水的脸盆塞进床底，清晨再小心翼翼地从暖瓶里倒出一点温热兑进去。全校仅有一座公共卫生间——那是九十年代初北方常见的土厕，如今想起仍觉窒息。最煎熬的是深夜内急：宿舍楼里没有厕所，宿舍楼门又早已紧锁。多少次晨跑时分，楼梯口惊现污秽，引来一片骂声、捂鼻、奔逃……如今想来，那该是走投无路之人多么绝望又狼狈的选择。

　　高二搬进新宿舍楼，有了真正的寝室，却因床位不足，三人挤两张床。瘦小的我总睡在中间。那些夜晚，下自习归来，女孩们的说笑声在狭小空间里荡漾。身体虽挤迫，心里却温暖。

　　即便迁入新楼，厕所问题依然未解。一夜，我因肠胃难受，误服螺旋霉素而过敏，半夜全身浮肿发热，双手肿胀无法握拳。不敢惊动同学，不知宿管何在，只能拼命喝水自救。当尿意汹涌而来，在绝望的寂静中，我终于发现某宿舍门前的痰盂……次日诊所挂瓶后请假回家，母亲才说起我幼时便对此药过敏。如今回想，那个在黑暗中独自挣扎的少女，竟有如此求生的勇气。

　　若说住宿尚可忍受，伙食才是真正的考验。若一周餐餐都吃食堂，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再加上若是去得稍晚一些，面条便会被泡得发胀，口感全无。所以一周仅三、四次光顾。主要口粮是周末从家背来的干粮：馒头、花卷，或偶尔改善伙食的炸油饼，还有周日 从家炒好的一盒土豆丝，这盒土豆丝要支撑周日晚饭和周一的伙食。干粮存放一周，变硬、发霉、长绿毛是常事。无人告诉我霉变有害，长辈也如此生活。再加上身边大部分同学皆是如此，我自然也未曾觉得低人一等。抠去斑斑点点的绿毛，拿热水一泡，便是果腹一餐。但本就虚弱的肠胃，经常吃冷的、硬的，发霉的，导致肠胃反复发炎，多少次课堂，我用笔盒顶住剧痛的胃，额头渗出冷汗。所以从那时起，诺氟沙星氟哌酸便成了我的常备药，奇怪的是，这般折腾竟未留下永久的创伤。

　　那个年代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独特的筋骨：对物质要求极低，吃什么都香，什么苦都能咽下。如今我常教育子女勿挑食、勤劳动，他们却反问：“没苦为什么要找苦吃？”我一时语塞。是啊，他们生在不必忍受霉变食物的时代，自然无法理解我们对饥饿的记忆。这或许真是代沟——但那些深植于身体的记忆，真的只是过去式吗？

　　操场灯光温柔洒落，三十年前那个在楼梯口污秽前掩鼻奔跑的少女，与此刻站在讲台的我身影重叠。苦难未必值得歌颂，但它确实锻造了一些东西：一种在匮乏中寻找温存、在绝境中坚守体面的韧性。在这灯火通明的校园里，新一代不必再经历我们曾经的窘迫，但那份于艰难中生长的生命力，是否也该以某种方式传递？

　　时代自有其步伐，每一代人的“苦难”定义都在变迁。我不确定是否该坚持让孩子理解我们的过去，但我确信：无论物质丰俭，心灵都需要一种“在黑暗中找到痰盂”的勇气——那不是找苦吃，而是当生活出现断裂时，仍有爬过去的力量。

　　夜风轻拂，教室的灯光渐次熄灭。从寒窗到讲台，这条路走了三十年。那些霉变的干粮、肿胀的夜晚、拥挤的床铺，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而新的故事，正在这灯火下悄然书写。

图文：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