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舅舅冯思信

王老师

<h3>我的老舅舅冯思信 原创 王晓莲的幸福生活 王晓莲的幸福生活 最早的记忆里，总有老舅舅的影子。那是我四五岁时，跟着外婆去木芽村，参加他侄女——我老舅舅女儿的婚礼。我的小姨名叫来来，那天她出嫁，外婆要去送亲，便将我托给冯雷大舅的女儿强花照看。我记得自己穿着一条绿底小碎花的裙子，外婆在裙子上缝了个小口袋。强花抱着我，到院外的大杏树下摘杏，杏儿和花生粒一般大小，花苞还没有褪去，一颗一颗，把我的小口袋装得鼓鼓囊囊。就在那时，我看见对面马路上，一队人马迤逦而行，小姨骑着毛驴，穿着红彤彤的新衣，外婆也骑着毛驴跟在后面，拾掇得齐齐整整。他们渐渐远去，把我留在了大树下。我忽然明白了“离别”的滋味，嫌外婆送亲不带我，躺在地上哭闹了许久。那是我对离别最初的懵懂感知，从小我和妈妈的分离，远没有和外婆的分离让我伤心。而记忆中画面里没有出现的、立在门边或许正含着笑送女儿出门的老舅舅，在后来的岁月里，才与我的人生深深重叠。老舅舅冯思信，是外婆的哥哥，一个二十世纪初期乡村里难得的读书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顶和气、顶重礼数的老人。他最让我外婆欢喜的，是每年过生日，总要跋涉十五里路，从木芽村来到我们良俭村，让外婆给他张罗几顿好吃的。他说，父母走后，世上最亲的便是手足姊妹了。那时，外爷、婆婆和他围坐在一起，外爷讲他当兵的故事，老舅舅则说他在山西运城明日中学的见闻，或在宜川教书的趣事。窑洞里油灯的光晕，暖暖地罩着他们，外婆的眼睛亮晶晶的，那是一种父母虽已“云游”去，但“家”还在的安稳与慰藉。老舅舅来时，我最盼的，是看他写字。外爷会早早备好笔墨纸砚，让我跟着学。“你老舅舅肚子里的墨水多着呢！”外爷总这样对我说。老舅舅便高兴地铺开纸，他写字时，胳膊肘是悬空的，不挨桌子。外爷说，这是功夫，是书法的上乘境界。他脑中仿佛存着无穷无尽的楹联，信手拈来，笔走龙蛇。那些墨迹淋漓的字，成了我童年对“文化”最直观、最钦慕的向往。后来我的人生轨迹，便也沿着这条对知识的渴求展开了。老舅舅留下的亲笔手书 很早之前就想写一篇关于我的老舅舅的文章，总感觉难以下笔，和老舅舅的孙子红延沟通之后，红延给我微信发来一份老舅舅的亲笔手书，那是老舅舅写给政府的一封从来没有寄出的求救信，信纸是那个年代的学生用的作业本纸，已经脆黄了，底下边缘被磨损得看不清字迹，墨迹是纯粹的蓝黑墨水，因年代久远，晕开些微的毛边，却依旧筋骨铮铮，力透纸背。我认得那字迹，是生病后写就的，即便在这陈述苦难的纸页上，也带着一种不肯彻底趴下的骄傲。信的开头是：“我出生于1911年……” 辛亥年。这个年份像一枚生锈的钉子，将我老舅舅冯思信的一生，钉进了中国近代史那扇吱呀作响、风雨飘摇的巨大门扉上。我抚摸着那些笔画，忽然觉得，我抚着的是他手背上凸起的、冰凉的青筋，是他被岁月磨得粗粝的掌纹，是他一生跌宕的、有温度的年轮。记忆里的老舅舅，总是和外婆家窑洞里那方洒满阳光的木桌联系在一起。那是个非常和气的老头，清瘦，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风纪扣总扣得严严实实。他比我外婆大几岁。老舅舅看重“礼”，我喜欢听他说，儿女是下辈亲，隔着一层了；只有兄弟姊妹，是血脉里分出的枝桠，是同一条根上开出的花，看见彼此，就好像爹娘还没走远，只是出门云游去了。那时，外爷、外婆、老舅舅，三个人围坐在炕上，窑洞里便盛满了一种暖融融的、近乎圣洁的光晕。外爷讲他年轻时当兵的旧事，声音洪亮，透着满满的自豪感；老舅舅则话不多，总是微微笑着听，偶尔插几句他在山西运城明日中学上学、在各地教书时的见闻。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文雅的、缓慢的腔调，像秋日屋檐下滴落的雨珠，一颗一颗，清晰而安宁。外婆盘腿坐在炕沿，手里或许纳着鞋底，或许只是静静地听着，眼睛望着她的哥哥，那目光里的光亮，是我后来才懂得的——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来路的全部温情凝望。我趴在炕沿，似懂非懂地听着那些遥远的故事，只觉得时光很慢，慢到能听见阳光里尘埃浮动的声音。老舅舅的到来，于我而言，更意味着一场文化的盛宴。外爷会早早备下笔、墨、纸、砚，郑重地对我说：“你老舅舅肚子里的墨水，够你舀一辈子的。好好看，好好学！”老舅舅便也不推辞，脸上绽开孩子般纯粹的笑意。他将粗糙的毛边纸铺开，右手五指拢住笔管，深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右臂便稳稳地悬了起来，肘部虚空，纹丝不颤。那一刻，他清癯的身形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气托住了，方才那个温和的、略显拘谨的老头不见了，代之以一位凝神于方寸疆场的将军。笔锋落下，或如高山坠石，或如千里阵云，一个个墨字从他腕底磅礴而出。他脑中仿佛有写不尽的楹联对句，信手拈来，皆是文章。我痴痴地看着，那悬空的臂腕，在我年幼的心中，简直是一种神乎其技，是外爷口中“书法的最高境界”。墨香混着窑洞的土腥气，深深地烙进我的记忆。后来几十年，我也提笔，也涂抹，但脑子里反复回旋的，始终是老舅舅悬腕运笔时，那全身心灌注的、肃穆而又自由的姿态，那是我怎么也练不就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份“自由”，是他用大半生的颠簸与屈辱换来的。我老舅舅唯一的照片信里的叙述，是从“自幼念书”开始的。十八岁毕业于宜川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即罗子山完小），后考入山西运城的明日中学（我二舅说也叫鲁村中学）。在二十世纪初的陕北高原，这已是了不得的学问。二十二岁，他便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益枝村、罗子山完小（他的母校）教书育人。“教书先生”——这是乡村社会里极受尊崇的身份，是文明星火的传递者。信纸在此处，笔墨是匀称而平静的，我能想见他初为人师时的意气与热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们陕北能上学的人，都是有钱人家。小时候经常听外婆讲她父母亲的事迹，她的父亲弟兄三个，老大名叫冯春，老三名叫冯楠，外婆的父亲叫冯靠，在罗子山周围小有名气。他不仅供我老舅舅读书，为了给儿子搭个伴，他还供冯春的外孙，芙蓉村的李瑞英去山西读书。那个年代读书，而且是去外省读书，那要花多少银子啊！李瑞英在兰州工作一辈子，为了前途着想，他和木芽老冯家断绝关系，至死没有往来。转折发生在1935年，他二十四岁。农历四月，“地方解放了”。信里括号中谨慎地标注着“红3”。一个新的时代，裹挟着巨大的希望与未知的风险，呼啸而至。苏维埃政府（古临政府）派他到上西渠村完小教书。那是怎样的光景呢？“那时每个学校只发一本语文课本（新编油纸的），算术是借课本，二三十名学生，每人订个麻草本本，我每天晚上给各本本上照抄一课，第二天一早发给学生们，教给学生读写。”没有抱怨，只有白描。昏黄的油灯下，年轻的先生埋头在一摞摞粗糙的麻纸本子上，用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地为孩子们誊抄着明天的知识。那一笔一划里，抄写的是课文，也是一个读书人对启蒙近乎本能的虔诚。十个月后，一纸调令，他又被派往古渡甸村。历史的洪流，很快将他这叶小舟卷向了更广阔的河心。1936年正月，延长县工会的李立格来信，召他前去。他到了延长，住了四五日，开会，领受任务：西北抗日救国会指示，各区乡都要建立抗日组织。没人愿意去偏远的六区，因为“路太远”。最后，是我的老舅舅，这个文弱的书生，站了出来，说：“我去。” “我去。”简简单单两个字。我从这墨迹里，读不出豪情，或许只有一份青年人对时代号召的单纯响应，一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驱使。他带着介绍信到了益枝村区政府，会同区里的同志，在桃枝村工会开会，将区、乡两级的抗日救国会组建起来，填造好一切人事表册。工作完成得利落漂亮。他想趁机回一趟木芽村的家，然后再返县禀报。他大概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公务出差。可是，村里人知道了。乡亲们“总想要我在村教书”。一个可信赖的先生，在乱世里，是比一口甘泉更珍贵的资源。他“无奈”，只好给李立格写信，汇报了抗救会成立、表册已交区政府转送，以及村民的挽留。李立格回信应允：“如果村里群众想要你在村教书，那你就在村教书好了。” 命运的岔路口，似乎就这样温和地决定了。1936年上半年，他在木芽村安心教书。如果时光在此停驻，他的一生，或许就是一位乡村教育家平凡而充实的一生。然而，暑假过后，“正值肃反工作紧张，镇压了好多人”。信纸上的字迹，在这里似乎微微凝滞了一下。“我害怕连夜逃至白地宜川县境。” 接到延长县工会李立格的来信，参与成立区乡的抗日救国会。我老舅舅冒着严寒，徒步去各村开会、造册，满腔热忱地想为这新世道做点事。可不久后的“肃反”，那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气氛，使这个年轻而胆怯的读书人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在一个深夜，他仓惶逃往百里外的的宜川县境，如同惊弓之鸟。这一逃，便是十多年，与家乡、与那段可能走向另一方向的人生，彻底断了线。宜川解放后，他才回到木芽村，成了地道的农民。赊牛犊，买老驴，学着侍弄五十多堆小麦地、十几堆荞麦糜谷，用最原始的力气，养活一大家子人。知识分子的矜持与理想，在黄土与生计面前，显得遥远而苍白。他一生教书，虽清贫，但总守着书桌与笔墨，那或许是他那代文化人能守住的、最完整的体面。后来，连这份体面也未能守住。 “害怕”。他坦然地写下了这个词。没有辩解，没有渲染。那是源于生命本能的、巨大的恐惧。我能想象那个夜晚，星月无光，山风凛冽，一个教书先生，或许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只带着一身冷汗和狂跳的心，消失在陕北高原沉沉的夜色里，逃向遥远的宜川县，那个当时属于“白地”的所在。这一逃，就是十年有余。“宜川解放后我即返回家中。” 信里只用一行字，轻描淡写地跨过了这漫长的、在异乡隐姓埋名的流亡岁月。那十年里，他是如何活下来的？做过什么？想过什么？是否在无数个夜晚，望着北斗星的方向，暗自垂泪？所有具体的艰辛与惊惶，都被岁月磨成了粉末，消散在信纸巨大的空白里，只留下“逃”与“返”两个沉重的字眼。你可能要困惑，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在延长县的红色领袖李立格的直接领导下，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参加革命，我老舅舅为什么要逃跑呢？和他一起闹革命的人，阳光正直，大部分都是他的老师和同学，实践证明革命成功了，大部分人都有好的归宿，像李立格的弟弟李瑞山，解放前领导红军坚持斗争，解放后成为地方领导，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功勋。而我的老舅舅，在肃反工作开始的时候选择逃跑，都是因为我的老外公——也就是外婆和老舅舅的爸爸冯靠。出身决定命运，祖祖辈辈都勤快的人，后人的生活绝对不会错。其实，外婆的爸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就是特别勤快，头脑聪明。本身祖辈留下的家业就不错，老冯家留下来的地足以让家人丰衣足食。我外婆的母亲是南河沟老石村崔家女面，崔家和冯家都是靠勤劳才致富的。别人家买回来的马和驴不下驹，冯靠的牲畜圈却越来越兴旺。别人家的羊病病歪歪，冯靠家的羊下羔是一对一对的。村里人都说，是老天爷添换保佑的，哪知道老冯家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劳作。功夫下到了，好日子才会来。冯靠老人家还是罗子山最早的房地产经销商。那个年代缺少医药保障，传染病来的时候，很容易生病。有些人为了生存会卖房卖地，冯靠会把这些房产和地产买回来，开春租给别人，或者雇佣长工、短工种地。罗子山周围村中都有冯靠的房、地产，所以肃反运动来的时候，我老舅舅就成了第一批被公审的人。 1950年，新生的政权已然稳固。延长县法院院长白彦臣，托桃枝村人带话，叫他到桃枝村教书。他去了。像一个离家太久、渴望赎罪的孩子，他试图重新捡起那支熟悉的粉笔。暑假，全县教师讲习会。他去了，带着或许是一丝重归队伍的希冀。然而，“会议结束后，留我在县交代问题和处理我的问题。” 希望瞬间冻结。交代什么问题？自然是那“逃外十来年”的历史。处理的结果，是“直至古历二十三安河镇大会上公审后让我回家劳动改造。” “公审”。“劳动改造”。这些字眼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信纸上，也烫在</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