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趣事~91

十八子

夏季的风确实温柔了许多，不像内蒙草原上那般带着沙砾的硬茬子，吹在脸上竟有了几分湿润的软和。一路向西的尘土渐渐淡去，满眼的黄土地在火车轮轨的轰鸣中一点点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规整的田垄和散落的村落，我和二梅并肩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风景流转，心里都揣着几分归乡的雀跃与忐忑。 我们在呼和浩特市歇了一晚，青灰色的砖房透着北方城市的沉稳。第二天一早就奔了农垦局，红漆办公桌后坐着的老干部倒是爽快，唰唰几笔就开好了介绍信，墨迹未干就被我们小心折进了口袋。接着又去了知青接待处，办事员耐心地翻着台账，把病退需要的材料、流程一一交代清楚，二梅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抬手扶一下腰，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许。折腾到晌午，太阳已经有些灼人，我们没多耽搁，直奔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票，转车时又顺利签了回天津的车次，车轮滚滚，载着我们离家越来越近。 到家时已是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在熟悉的小院门上，青砖灰瓦的院墙爬着几株牵牛花，还是记忆里的模样。我抬手敲了敲木门，“咚咚”的声响在安静的胡同里格外清晰，喊了半天，才听见院里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闩“咔哒”一声响，父亲顶着一头刚睡醒的乱发探出头来，眼神还有些惺忪，看清是我时，眼睛唰地亮了，紧接着就咧开嘴笑：“哎哟，是小子回来了！”身后的二梅怯生生地叫了声“伯父”，父亲这才注意到她，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往院里让：“快进来快进来，你妈要是知道了，得乐疯了！” 小院里瞬间热闹起来，母亲听见动静从屋里跑出来，手里还攥着针线筐，看见二梅就拉着她的手不放，问长问短，又是倒茶又是洗水果，忙得脚不沾地。妹妹们放学回来，围着二梅好奇地打量，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麻雀。父亲更是下了血本，系上围裙钻进厨房，叮叮当当忙活起来，傍晚时分就端出了四菜一汤，还从床底下翻出了珍藏多年的五粮液，瓶盖一拧，酒香瞬间飘满了小屋。“二梅啊，难得来一次，陪伯父喝两杯！”父亲举着酒杯就要倒，我赶紧拦住：“爸，二梅有身孕，可不能喝酒！”母亲一拍大腿：“你看我这记性！”转身就从缸里舀出冰镇的酸梅汤，琥珀色的汤汁盛在粗瓷碗里，透着清凉。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饺子在锅里翻滚着浮起来，热气氤氲中，我把这次回天津办知青病退、家访的事说了一遍，父母听得连连点头，眼神里既有心疼也有支持，只是那股子突然归来的懵劲儿，半天还没缓过来。 转天一早，我们就直奔小白楼的天津知青办。那会儿的小白楼正是热闹的地界，知青办就在书店西侧，紧挨着气派的音乐厅，漂亮的大门高大玻璃窗，看着挺洋气。办事员对照着介绍信核对信息，又让我们填了几张表格，折腾了一上午，事情算是有了眉目，只是被告知还得等市里批复，得跑几趟交涉。走出知青办时，阳光正好，我领着二梅在附近找了家小饭馆，点了她爱吃的糖醋里脊和炒青菜，算是犒劳这一路的奔波。 下午我们去了河北区建国道，顺着货场大街西路往里走，找到了要家访的两家天津知青。第一家的门敲了半天才开，主人探出头来，眼神里满是警惕，听说我们是兵团来的，脸都绷紧了。直到我掏出自己的介绍信，笑着说“我也是天津知青，这次来是帮大伙儿办病退的”，他才松了口气，连忙把我们让进屋，倒了凉茶，打开了话匣子，说着养病时的难处，语气里满是委屈。第二家的父母倒是热情得很，一听说我们的来意，拉着我们的手就不肯放，非要留我们吃饭，炖了排骨，炒了鸡蛋，硬是把我们按在桌旁，热热闹闹吃了顿家常饭。等我们告辞出来，天已经擦黑了，赶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父亲居然还没睡，坐在院里等着我们，见我们回来，转身就端出一盘沙瓤西瓜，红通通的果肉透着甜香，咬一口，凉丝丝的甜意顺着喉咙往下淌。我们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聊着一天的见闻，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里十一点多，二梅累得打哈欠，我赶紧给她打好水，简单洗漱后就各自睡下了。 我家的房子不算大，里里外外加起来24平米，院里自己盖的小房也有十五平米，弟弟上夜班不在家，家里就父母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夜里睡得正香，迷迷糊糊间突然觉得地动山摇，还夹杂着隆隆的巨响，像是有无数辆火车从屋顶碾过，我“腾”地一下坐起来，脑子瞬间清醒：“地震了！快起来！”父母和妹妹们也被惊醒了，尖叫声、东西倒塌的声响混在一起。我本能地扑到父亲床边，背起他就想往外跑，可房门已经变了形，怎么推都推不开，脚下的大地还在剧烈震颤，像是踩在棉花上，根本迈不开腿。好不容易等震颤稍微缓了缓，一家人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小院，刚到大街上，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冰凉的雨水瞬间浇透了衣服。我想起院里有块大塑料布，又冒雨跑回去拽了出来，几个人蜷缩在塑料布下，看着周围惊慌失措的人群，乱哄哄的哭喊声、叫喊声此起彼伏，心里又怕又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天亮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目瞪口呆。远处工厂的大烟筒齐刷刷地拦腰截断，冒着淡淡的青烟，近处的院墙倒的倒、歪的歪，断砖碎瓦散了一地，原本整齐的胡同变得一片狼藉。后来父亲单位组织大家在子弟小学的操场上搭帐篷、建临建，蓝色的帐篷一排排支起来，成了临时的家。单位的大喇叭一遍遍播报着消息，让每家每户去领取食堂蒸的馒头和火腿，热气腾腾的食物多少抚慰了大家惶恐的心。可没等安稳多久，下午三点多，又一阵剧烈的晃动传来，是五点几级的余震，眼看着之前没倒的围墙“轰隆”一声彻底垮塌，扬起漫天尘土，吓得大家纷纷往外跑。 过了好几天，我们才从广播里得知，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天津也受了严重影响。病退的事自然是办不成了，铁路也被地震损毁得厉害，火车根本开不了。我们就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住着，白天帮着父母收拾倒塌的院墙，晚上就听着远处传来的消息，心里惦记着农场的事。直到8月3日，铁路终于恢复通车，我第一时间跑到火车站，排了老长的队才买到回内蒙临河的火车票。告别家人时，母亲往我包里塞了几个煮鸡蛋、火腿和挂面炸酱，眼眶红红的，反复叮嘱“照顾好二梅，照顾好自己”。我点点头，不敢多说话，怕一开口就掉眼泪，拉着二梅登上火车，车轮再次滚动起来，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天津城，心里五味杂陈，那个夏天的风，终究还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吹得没了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