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辛庄遗址 ‍博物馆

小老头

大辛庄遗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街道大辛庄村东南，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中间一条东南一西北向的自然沟壑，将遗址分作两部分。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向东方推进的重要据点，年代约在距今3400—3000年之间。这里以商文化为主体，同时又包含较多的东夷文化因素，是黄河下游地区商代遗址的典型代表。 　　遗址博物馆族徽大厅，不仅是空间节点，更是商文化精神的容器，置身其中，既能通过现代设计解读古老符号，又能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商文明的厚重与神秘。空间设计以“族徽密码，文明宫顶”为主题，构建商文化精神图腾空间，顶部扭转形态是为了呼应F61大型建筑遗址的布局。并以“辛”字族徽为核心符号，提取图形符号，结合甲骨文、青铜纹等元素，打造视觉图腾。顶部的圆形吊灯，呼应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并强化空间仪式感。 　　距今34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商人武装力量沿古济水自西而来，于大辛庄（今济南历城）建立了商王朝在东夷腹地的首个据点，并逐渐发展为一个集居址、手工业作坊和墓地于一体的大型中心聚落，成为商王朝经略东土的桥头堡和中继站。 大辛庄聚落在商人贵族的统治之下，进行占卜、祭祀等活动。大辛庄甲骨文是商代都城以外东方地区首次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说明该遗址在黄河下游地区拥有非同一般的中心地位。依托特殊的政治地位、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临近的铜矿资源，聚落可以独立铸造青铜器。商文化作为强势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夷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夷文化逐渐为商王朝所同化。同时，向东发展的商文化也吸收了当地文化因素，形成了商文化大辛庄类型。 商夷融合的图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进程的重要篇章。 　　大辛庄遗址是一处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大型区域中心，服务于商王朝经营东土的战略。商人与夷人共同生活于此，商人统治者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商势力的强势渗透，当地夷人逐渐“商化”。 商、夷两种文化在碰撞和交流中走向融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大辛庄商文化遗存，作为一支外来文化，突然插入到岳石文化腹地区域内，说明商王朝在其向东拓展的过程中，最初方式多军事征伐。可以想见，在大辛庄遗址周围，至少在其东部，与之共存的仍然是东夷文化人群，大辛庄商文化聚落的出现，体现了商王朝长远的经营策略，为其后加强对东方地区的管控奠定了基础。 据传商族起源于东方，其始祖叫契，契的十四代孙汤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任用伊尹、仲虺为相，与其他部族联合，商族日渐强盛。相传夏的未代君主桀荒淫无道，汤亲率商军伐夏，决战于鸣条（一说今河南封丘东，一说今山西夏县西），夏王朝覆灭。汤定都于亳，建立了商朝。 从商代考古学文化看，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 一是最内圈，以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四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是商文化中心区，也即王畿区。 二是中心区外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同时又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相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可称为商文化亚区，也即商国的“四土”，是其政治疆域。 三是最外圈，文化特征既明显有别于商文化，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因素，可称为商文化影响区。 　　【玉钺】 商（约前1600~前1046） 大辛庄遗址发掘M106 玉钺源于新石器时期的石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权力的集中，统治者就择石之美以玉制成玉钺，从实战走向了礼仪，逐步演变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殷商时代，玉钺仍然沿用，制作工艺更加精美、复杂，其装饰性和象征意义达到了顶峰，常常被用来作为王权的标志。 　　【玉人】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M141 器物高55厘米、宽36厘米、厚度0.5，整体用镂雕的手法勾勒出头戴羽冠、穿耳戴珰的侧面形象，以双阴线勾勒眼、耳、鼻、獠牙及冠饰花纹，专家认为该玉人虽出土于商代墓，但应属于龙山文化遗玉，为大辛庄商人祭祀的祖先神形象。 商代玉器继承史前传统（如红山、良渚文化），但功能更趋分化：琮、璧用于祭祀天地，戈钺象征军事权力，柄形器、动物形佩饰则与身份等级相关。 　　【玉钺】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玉柄形器】 商 2003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M106 玉柄形器，因形似器物柄部而得名，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前1700-前1600年），商代持续沿用，是商代墓葬中常见的礼仪用器，多数出土于贵族墓葬腰腹部位，具有身份标识属性。 　　【甲骨卜辞】 商 2003年大辛庄遗址发掘T2302 甲骨卜辞由四个碎片经整合的一版龟腹甲，尺寸可跻身当地的大龟之列。占卜主体应是部落內的上层权贵。在龟甲整治、钻面形态、正反对贞、字形字体等方面与殷虚甲属于同一系统，但在卜辞行文走向等方面又里现现一些地方性特色，它是商代殷虚以外，中国东部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卜辞，说明大辛庄遗址在当时的黄河下源地区拥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甲骨的攻治是占卜之前的准备过程，主要包括取材、削锯与刮磨、钻凿的制作三道工序。整治甲骨的目的，是使烧灼时容易坼裂出兆纹，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兆象的变化。龙山时期的卜骨多不经整治而直接灼烧，二里头时期，经过刮削打磨的卜骨明显增多，且出现了带有钻凿痕迹的甲骨。商代甲骨的攻治应与当时的骨器和玉器加工技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都使用了刮削、锯割、开槽、打磨和抛光等技术。 　　【卜甲】 商 1984年大辛庄遗址发掘H17 　　【卜骨】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采集 大辛庄遗址出士的卜甲多为龟腹甲，极少见到背甲，察其形状，甲缝纹络，与史前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地平龟基本相同，可知有些龟甲是就地取材的。龟甲的加工是在杀了卜龟割去内脏剥去外皮以后，把背甲与腹甲锯分开来。分离后的背甲和腹甲，需要经过不同程序的整治才能作备用甲骨。龟背甲较大，且凸凹不平，殷人一般会把背甲锯为两半，有时一块背甲被锯成若干椭圆形的小片来使用，龟甲锯过之后，就进入了刮、削、错、磨等攻治程序，将正面和反面不平之处铲平磨光。龟腹甲一般完整地用于占卜。龟腹甲较龟背甲更为平整，但也需要将腹甲边缘的突出部分削去，施以刮磨，使得腹甲表面更为光滑。刮磨时先要刮去龟甲表面的鳞片，将其纹打磨平整，然后再对龟甲正面和反面厚薄不平的地方加工，使之变薄。 　　商王朝的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商王在占卜过程中握有相当的权威。“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灵和服从人王的社会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是借宗教崇拜的信仰以树立对人王的服从。“三卜制”有可能把人王摆到与神灵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其占卜后效如何，却又取决于人王的实际才能。当然这也必然伴随着某种风险，错误的预测有可能损害人王的威信，影响到王权的稳固。 商朝时期，神权与王权是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由负责卜筮祭祀的神职人员组成的贞人集团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商王在决策时需要听取他们的建议。由于神职人员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王权与神权常常处于激烈斗争状态。 晚商的卜官集团或已采取种种弥补措施，设法掩饰或冲淡商王在占辞中的错误预测。有学者已注意到武丁时不少卜辞不记占辞和验辞，有些虽有验辞，却既不证实也不否定王的占辞，有些验辞只是对王占辞作出补充修正或进行闪烁其词的答复，以期维护商王在占卜上的魅力，及至后来多位商王的占卜，更远不如武丁时代真实，操纵玩弄的痕迹极为明显。说明随着晚商占卜礼制的确立和王权政治制度的深化，传统的“卜以问疑”“不违卜筮”的神圣观念已遭到冲击和动摇，甲骨占卜也日趋公式化而呈衰落之势。 　　【方孔石锄】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岳石文化特有的典型农具，常用作田间除草、松土锄地的农具，也可作为手工切制工具使用，锄柄的头部有弯度，多边有刃，由此推测锄柄是可以随意变换方向安装的，这样可以提高石锄的利用率。 　　【陶罍】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M197 　　【陶鬲】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T1716 　　【陶鬲】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M145 　　【陶鬲】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H603 　　【陶罐】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陶簋】 商 2010 年大辛庄遗址发掘M264 　　【刻槽盆】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H690 　　【盔形器】 商 东营南河崖遗址发掘 　　【陶鬲】 商 2010 年大辛庄遗址发掘M263 　　【陶假腹豆】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陶簋】 商 2010 年大辛庄遗址发掘M233 　　【铜鸮卣】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M256 此器物制作规整，呈两鸮相背而立状，盖为鸮首，尖喙，圆眼，器为鸮身，爪作四足，盖、器身分饰鸮耳和双翅，整体较矮胖，横截面呈椭圆形。该卣的形制主要流行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出土的时候里面还存有液体，专家证实这些液体是蒸馏酒，这就将我国发现蒸馏酒的年代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商时期。 　　【铜罍】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M106 　　【铜觚】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M131 　　【铜觚】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5 　　【铜爵】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M225 M225发现三组族徽铭文，铜爵M225:6蛰内侧腹外壁分别有铭文释为“索”字。推测M225墓主人为“索”族贵族，与子族关系密切。 　　【铜爵】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72 “辛”族铭文铜爵，此铜爵铭文从辛从又，可隶定为“辛”字，不见于以往的银器著录，为大辛庄商代地方家族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证据。 　　商代的族既是军事组织，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家族是构成商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商代国家就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许多旁支贵族所构成的。在商代的都城和邑落中，常常存在聚族而居、同族而葬的现象。 王族就是商王的近亲家族，甲骨文中常用王族指称商王的亲属部队。子族是商王的旁系家族，“多子族”是对几种子族的通称。 在王畿内居住并担任各种职官者，既有与商王同姓的，也包含一些非王家族，他们在畿内有自己的居邑；在王畿之外，则有许多非王家族控制下的方国和邑落。 　　【铜爵】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275 此铜爵鋬内腹外壁有三角形族徽铭文，此族徽目前发现很少。 　　【铜爵】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86 此铜爵铭文从辛从又，可隶定为“辛”字，不见于以往的铜器著录，为大辛庄商代地方家族的存在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证据。 　　【铜爵】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131 此铜爵腹外壁与鋬相对处有一双线倒三角形符号，此祖徽目前发现很少。 　　【铜鼎】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M139 鼎、觚、爵，是商代最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也是商王及其贵族表明其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在国家礼制体系逐渐完善下，青铜礼器的铸造也越发规范。这几件器物从造型到纹饰都与中原商王室的完全一致，可视为本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进程的重要实证。 　　【铜鼎】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 M275 此铜鼎内底有一族徽铭文“口”，推测M275墓主人可能为改姓或妊姓族氏。 　　考古证实，新石器时代晚期礼已经出现，开始规范着社会的等级与尊卑，与之相应的礼器也应运而生。祭祀之礼是殷商时期礼数中最为重要者。青铜礼器组合是祭祀礼的衍生品，具有深刻的礼制内涵，青铜礼器组合的变化反映了礼制的变迁。 　　【铜盉】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M139 封顶盉，顶盖圆鼓，口与流管之间有两个较大的乳钉，流管斜直，流口径大于流根径。顶盖饰多组纹饰。流管上有乳钉1对。微束颈，扁带状鋬，鋬首作兽首状，鋬下有一垂珥。分裆，3个袋足。 铜盉的器型是典型的商式，器身装饰鸟绘纹为东夷文化所特有，是见证大辛庄遗址夷商融合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器物。 　　【铜钺】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139 器物高29.5厘米，宽30.6厘米，体形硕大，器身厚重，仅次于盘龙城 M2:15铜钺，是已知二里岗期最大的铜钺之一。据推测，其主人应该是一位集军事、政治权力于一身的高级贵族，它的发现佐证了大辛庄军政重镇的地位。 　　【铜鼎】 商 大辛庄遗址发掘 M139 高54.9厘米，口径30.9-40.4厘米，器身厚重，形体仅次于郑州商城出土的同类器，而大于盘龙城出土的同类大鼎。它与素面铜钺同出一墓，说明其主人是一位集军事、政治权威于一身的高级贵族。 　　大辛庄遗址发现了一大批不同等级的墓葬。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融合了商文化和东夷文化传统，并蕴含着复杂而丰富的族群信息。规格较高的墓葬多使用木质葬具，普遍存在朱砂敛葬、殉狗和殉人等现象。 中下层贵族或平民因资源限制，常以陶器模仿青铜礼器（如陶觚、陶爵），形成“仿铜陶礼器”现象，反映出礼制观念向下层社会的渗透。 大辛庄商代墓葬反映的丧葬礼仪，对周代产生深远影响 商代人的寿命从墓葬所出人骨材料来看，死亡高峰期集中在壮年期和中年期，其次是青年期，三期合计近八成，反映出较高的死亡率。老年期死亡率极低，表明居民中普遍的低寿命现象。女性在壮年期的死亡率更高，而男性在中年期的死亡率则明显高于女性，推测与青壮年女性在分娩或产褥期的较差医疗保健条件有关。而男性在中年期死亡率高，则可能同男性参与的狩猎、采伐、铸铜等高强度劳作及对外战争等社会活动相关。 　　【曲内戈】 商 2010年大辛庄遗址发掘M220 殷商末年，商王朝再次对东夷发起大规模征伐，以武力使山东东半部纳入商王朝控制范围内。这次征伐在殷墟卜辞原文中记录颇丰。十祀征夷方不仅是一次远征，也是商王以经营东土为目的的巡狩活动。 关于夷方的位置，学者认为“夷方在今山东中东部，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商代晚期所征伐的夷方，广泛分布于鲁北和鲁东南地区，其主体基本在今山东省境内。大辛庄位于商王征伐夷方的路线上，发挥了中继站的作用。 　　商人通过战争和移民等方式强化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对当地夷人采取怀柔政策，从而形成了商夷杂处的社会而貌。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同人群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文化在接触中融合，呈现出由多元走问一体的社会发展趋势。 　　【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类型】 大辛庄类型分布于鲁北地区的黄河两侧，包括小清河上游部分地区，以大辛庄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济阳邝冢、章丘邢亭山等遗址，主要集中分布于济南市境内。大辛庄类型的陶器形制、纹饰、器物组合皆具有一定的特点，如陶器制作粗糙、夹砂红陶占有较大比例；纹饰以中绳纹为主，少见粗绳纹；平底器较多，酒器罕见等。这些皆构成大辛庄商文化与郑州一安阳商文化的明显区别。 安邱堌堆类型主要分布在苏鲁皖豫交界地区的鲁西南、豫东和皖北一带，以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曹县莘冢集、梁山青堌堆、鹿邑栾台、杞县段岗等遗址，包括今商丘市和菏泽市的大片地区。安邱堌堆类型的夹砂红陶比例较高，以夹粗砂、厚胎、红褐色、束颈盘形口的鬲、甗最具特色。 苏埠屯类型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北侧的弥河流域。该类型以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等遗址为代表，大致分布于潍坊市境内。这一带的遗址中普遍存在着相当浓郁的东夷文化因素，如素面宽沿簋，大型乳状袋足、高分裆的素面鬲极具特色。 前掌大类型主要分布在鲁南地区的薛河流域，以滕州前掌大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后荆沟、龙堌堆、西薛河等遗址，以滕州、曲阜一带为中心。该类型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盉、带耳器和带盖器的较多是其重要特征；墓葬内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陶鬲、罍、罐、簋。 潘庙类型主要分布于泗河流域，以济宁潘庙遗址为代表，此外还有邹城南关、泗水天齐庙等遗址，其分布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济宁市境内。其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多绳纹，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厚胎红褐陶，还有相当一部分陶器色泽不纯，介于灰、褐陶色之间。其口沿近竖直的方唇鬲和圆唇鬲、绳纹大平底盆、乳钉纹陶簋等极具地方特色。 　　目前为止，山东地区见于记录的商代遗址已有近400处。通过征战，商王朝在东方地区的势力范围向东扩展，但从珍珠门文化一直存续到西周中期这一事实来看，商王朝始终没有彻底征服东夷，反而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被崛起于西土的周人一举翦灭。但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殷墟晚期商王朝对东方的征伐，客观上增加了殷墟与东夷族群之间在人员与文化上的互动。 1935年，殷墟小屯遗址出土一件鲸鱼骨，印证与商王期征讨东夷的军事行动相关。鲸鱼骨对地处内陆而言，是远方的外来物，其发现体现了商王朝对东部沿海地区资源的控制。殷墟还发现了夷式簋，从其出土情境而言，推测其使用者身份多较低，并且不乏手工业匠人，而这也印证了晚商时期商王朝对东夷战争背景下夷、商之间的族群互动。 　　大辛庄遗址不仅是东方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考古遗存最丰富的商文化聚落，更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遗址出土的甲骨文、精美青铜器、玉器等，无不表明这里是商代东方中心性聚落；大型建筑、祭祀坑、高等级墓葬等，既凸显了对王朝文化的认同，又保留了地方文化特色；农具、农作物及铸铜、制陶、制骨等遗存，印证了生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 大辛庄遗址考古发现，实证了夷商文化融合与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为阐释早期中国的发展与文明演进提供了生动的典型案例。 　　图文清茶一杯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