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托海那些消失的建筑物 | 老粮店的旧时光

秦风华

2024年4月，残雪消融后的可可托海，时而掠过的风中还夹带着丝丝凉意，但微微暖阳还是让人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62岁的石辉大姐站在老粮店的门口，看着斑驳脱落墙皮、破旧不堪的门窗，望着门口晒着暖阳的几只猫，心里五味杂陈。再过不久，这个老粮店就要被拆除了。这么多年来，她在粮店的时光比在家里的时间都多。粮店，早已成了她打发时光的精神寄托。没有了粮店，意味着她多年来的生活奔头也跟着断了，而这些以老粮店为居所的流浪猫也将居无定所。 可可托海镇以额尔齐斯河为界，北部区域为“河北”，南部区域为“河南”，这个位于“河北”武装部后面的老粮油店，是可可托海小镇上最后一座粮油店。它的使命也将终止于2024年。

我问石辉大姐：“粮油店要拆了，你舍得吗？”石辉大姐无奈又伤感地说：我舍不得呀！这个粮油店我经营了23年！”

1992年，石辉大姐从阿勒泰粮食局调到可可托海粮食局工作，当时就是在这个位于武装部后面的粮油店做营业员。也正是这一年，我们国家逐步取消了粮票制度，放开了粮食的购销价格，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石辉大姐在粮油店干了一年多又调回到粮食局当了管库工，1997年她再次回到这个粮油店工作。1998年，国家出台《粮食收购条例》，进一步规范粮食收购市场，明确了多元主体参与粮食经营的规则；进入21世纪后，粮食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彻底打破了过去“统购统销”的格局，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逐渐取代了传统大粮站的地位。可可托海粮食局也一样，“河南河北”各粮店渐渐无人光顾，面粉厂也停止生产，粮食局职工面临着分流到北屯以及下岗的现实。位于武装部后面的这座粮油店同样也面临着倒闭的局面。

2001年，石辉大姐下岗了。那时候，老粮油店周围的平房还居住着一些居民。粮店背后的马路对面那一片，从液化气站至东水塔下已经被建成新村了，新村里居住着很多从塔拉特村迁出的哈萨克农牧民。虽然小镇上很多小商店、菜店都卖面粉、大米和清油，但是这些居民来回还是要经过武装部旁、老菜市场下面的大坡，颇有不便，所以他们还是乐意到就近的粮油店去买。尤其是到了冬季，塔拉特村和新村的哈萨克农牧民喂养牛、羊、马等牲畜，除了秋天打的干草，还需要购买大量的饲料。石辉思虑再三，花了4000元将这座粮油店买上，开始自己经营。除了进购米、面、油、百货等生活物资，还进购了很多饲料。每次到货时，她就独自卸货，有时一天能卖十几吨饲料。长此以往的重体力活，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凡是粮油店都容易吸引老鼠的频繁光临，石辉大姐就收留了很多流浪猫。这样一来，这些流浪猫有了固定居所，粮油店的老鼠也逃得无影无踪，真是一举两得。石辉大姐的丈夫去世了十几年，虽然粮油店的生意越发不如从前，但每日守着粮店，还有流浪猫的陪伴，给她孤寂的生活添了许多乐趣。 没曾想，这样的日子也会结束。可可托海因旅游发展规划，很多危房、空房陆续被拆除，继而被一座座新建酒店、民居、商业区所替代。石辉也收到粮店要拆除的通知，她不再进货，只想着把目前的存货尽快处理完。没有了人来人往，没有粮食的填充，偌大的粮店显得更加空荡。

过了一两个月，我再次来到武装部后面一探究竟。那座老粮店已被拆除。空落落的地盘上，老粮店的岁月痕迹和曾经的烟火气荡然无存。

后来的某日，我在路上偶遇了石辉大姐，她拎着牛羊肉店不要的内脏和残渣等走在去往老粮店的路上。大姐说，虽然粮店拆了，但是那些流浪猫还在周围流浪着，她拎的这些东西就是去给流浪猫们送吃的。 看着石辉大姐远去的背影，我也陷入了对老粮油店的思绪之中……

石辉经营的这个粮油店虽然是可可托海镇最后一个拆除的粮油店，却不是最早兴建的粮油店。据长辈们讲，“河北”的最早的老粮站在原来工程公司大修车间和柴禾场旁。直至70年代初，才在武装部后面建了这座粮站。这座粮店墙体很厚，皆为土块垒就。屋顶排列着一根根圆木椽子。虽为土木结构，但很轩敞，透着岁月的厚重感。

除了“河北”的粮油店，“河南”靠近粮食局也有一个粮油店。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于可可托海“河南”。打我记事起，我就经常跟着父母去粮油店买米面油。小时候感觉粮油店很高很大，但是灯光很暗，地上摆着好几台磅秤，一堵半墙垒就的柜台隔开了存放粮食的区域和购买区，半墙上有几个用白铁皮砸的呈45度角度的出粉口，里高外低，这就是倒面粉的地方。

一进到粮油店，一股浓烈的清油的香味就扑鼻而来。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大抵很多人和我一样，进到粮油店里闻着清油的香味，都会忍不住猛吸几鼻子。粮店里的清油都是用三百多斤的大铁皮油桶盛放，上面有个圆形小开口，打油用的是手压式打油器，上面有刻度。还记得那时家家户户打清油都是带着酒瓶子来，粮店的营业员根据购买者的需要，一下一下按压着，清油便从那个带刻度的容器中流进油瓶中，精准计量到克，从不短斤少两。

可可托海红色收藏家巴哈提别克收藏的粮店

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粮食都是粮本“定量供应”，还要凭“粮票”才能购买。当时可可托海矿区人口达到四万多，普遍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很少，还有六个孩子、八个孩子的家庭，所以很多人家的粮食是根本不够吃的。不过那个年代，可可托海是很有人情味的小镇，邻里乡亲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有些人口少的家庭就会把自家省下的粮票借给人口多的人家用，或是用自家的粮本帮人口多的家庭代买粮食。可是即便有邻里乡亲的好心帮助，人口多的家庭还是因为没有钱买到更多的粮食，只能掺着杂粮、土豆勉强糊口。

那个年代，粮食库存有限，粮油店会根据当时的供应政策和片区固定买粮日。每到买粮日这一天，粮油店的门口都排好长的队伍。很多人为了买粮食，还要早起去排队，否则晚了就买不上。

那时候基本上以苞谷面、苞谷碴子等粗粮为主，细粮很少，大米供应也不多。记得小时候，我家喝的最多的就是苞谷面糊糊，吃的是苞谷面馍馍。时间久了我们都不想吃苞谷面，父母就想着法子把苞谷面做成发糕。所谓发糕，只是发面时和的稀软点，里面再加一些砂糖，摊到笼箅子上，蒸出来一个暄腾腾的大圆饼再切成方块就是发糕了。若是条件允许，蒸之前在上面再插几颗红枣就非常有食欲了。也有极个别时候，母亲会用苞谷面给我们做“漏鱼”，滑溜溜的“漏鱼”再浇上连汤带水的酸菜炒肉丝那就是人间美味啦！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三面”（100斤小麦出83斤粉）在可可托海也不算是紧缺的粮食了，家家户户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了。我数次跟着父亲一起来到粮店买面，记得那时买面粉需要自己带上面口袋，粮油店只卖面粉不给面袋子。至今倒面粉的那一幕我都清晰记得——粮店营业员穿着沾染着一层面粉的蓝大褂，他们搬起一袋面粉，将面口袋对准他那边高的出粉口，而柜台外头，父亲撑着空面袋对准下面的出粉口，营业员将面袋底部举高，面粉便顺着出粉口滑进父亲空面袋中，面粉落入父亲的面口袋中，发出“噗、噗、噗”的声音，再扬起一层白色的粉尘。营业员再抖动几下面口袋，残余的面粉就全部滑进父亲的面袋中。父亲用麻绳一圈圈将面口袋系紧，用自行车驮着面粉回家。那些孩子多的家庭，就推着架架车或独轮车去买面，一买就是两三袋。

当时并不是全国各地所有地方都能吃上白面的。记得八岁时跟父母回安徽老家过年，当时老家人还是以红薯为主——吃的是红薯面馍馍（红薯面蒸出的馍馍有点发黑），喝的是红薯稀饭，白面都是留着过节才吃。姑姑很疼爱我，便用不多的白面蒸了馍馍给我吃。可我并不买账，反倒觉得红薯面馍馍好吃，嚷叫要吃黑面馍馍。姑姑气的说：“你这个傻孩子，这么好的白面馍馍你不吃，非要吃黑面馍馍！”我对姑姑说：“我们可可托海早就吃上白面馍馍了，我才不稀罕呢！”童年时可可托海很少能吃到红薯，所以我觉得红薯面的馍馍比白面好吃。殊不知，母亲和安徽老家的亲人们因日日以红薯为主食，都有胃酸的毛病。

后来，可可托海也有了“七五面”（100斤小麦出75斤粉），蒸出的馍馍又白又暄软，比微黄、粗糙的“八三面”馍馍好吃多了。只是那会儿，寻常人家是舍不得全用“七五面”来蒸馍馍的，大多是掺在“八三面”里一起和面。这样整蒸出来的馍馍，既有“八三面”的饱腹感，又有“七五面”的细腻。而粮食局单位的人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吃白面细粮这方面自然比我们有优越性。记得上初中时，班里有几个粮食局的同学，他们调皮捣蛋或成绩不好时，老师总爱训斥他们“吃着最好的白面馍馍，却不好好学习！”

后来，粮食不紧缺了，粮票也取消了，我家里也养了很多鸡鸭鹅，父母就用“八三面”跟周边的哈萨克农牧民换麦子，作为饲料。久而久之，哈萨克农牧民也知道了“七五面”比“八三面”好吃，他们再来用麦子换面粉时，就用不标准的汉语指明要换“七五面”。

我母亲珍藏至今的粮票

现在买面粉到超市就可以买到，有10公斤的、5公斤的、2.5公斤等不同规格。每次我说要小袋的面粉时，超市营业员总会反问：“你要哪种面粉？是蒸馒头还是做拉条子？”一时间把我问懵了。过去的日子不管是蒸馍馍也好，包饺子也好，或是擀面条、做拉条子，都是同样的面粉，吃起来都是一样的香、一样的知足、一样的幸福，没觉得有什么区别。比起现在，吃的种类越来越多，可我总觉得，还是贫瘠年代里的童年味道最香、最幸福。

老粮店已消失，但那些盛满面粉香、清油味的角落却沉淀在我记忆的味蕾中，每每回味，屡屡浓郁。粮店营业员蓝大褂上的面粉印记，邻里间互相转借粮票的温暖，还有童年里猛吸一口清油香的满足，早已刻进可可托海的岁月肌理。虽然粮票已成为一种过去史，但它却见证过一个时代从“定量供应”到“丰衣足食”的跨越，是一代人对温饱的珍视，更是邻里相扶的旧岁温情，温暖着每一个可可托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