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共“延安五老”

老康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代表合影 在上面这张照片中，两位主席分座前排的两端，中间四位是被称为中共“延安五老”的四位老人：‌徐老、‌徐特立；‌吴老、‌吴玉章；‌董老、‌董必武；‌林老、‌林伯渠。还有一位不在场的是‌谢老、‌谢觉哉。‌
‌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吴玉章六十寿辰所作祝词中，首次公开列举五人并号召青年向其学习：“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 此后，“延安五老”成为党内对这五位长者的尊称，朱德1942年在南泥湾诗中亦使用“五老”一词，进一步固化此称谓。使用这一尊称体系，后成为延安时期党内正式话语的一部分，贯穿于会议记录、书信、公文与公开演讲中，标志着以‌德行、资历与奉献‌为核心的新型权威结构的确立，区别于传统官僚等级制度，是政治伦理制度化的体现。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比其年长16岁。毛泽东始终称其为“‌永远的先生‌”。1937年，毛泽东为徐特立六十寿辰亲笔致信，其中写道：“您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寿辰当日，毛泽东按湖南风俗为其戴上红边黑布帽，并赠予自己所穿呢子大衣。席间，毛泽东坚持让老师坐上席，称：“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 此举超越了普通师生情谊，成为中共党内尊师重道的象征性事件。
毛泽东的尊师行为并非孤立情感，而是与中共在延安时期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深度绑定。
1937年，徐特立主持创办‌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成为中共最高师资培养机构，其宗旨是“培养急需的教员与教育干部”，修业期仅6个月至1年，强调“教育与劳动结合”。‌
‌ 边区政府推行“‌官师合一‌”制度，领导干部兼任教员，毛泽东本人亦多次为抗大、陕北公学授课。1939年，边区颁布《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短期师范学校简章》等，明确教师地位，保障待遇，使尊师从道德倡导上升为‌制度规范‌。
延安五老并非仅是被尊崇的象征，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与制度设计者‌。
林伯渠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主导财政、税收与金融体系改革，其“量入为出、自力更生”的财政理念被毛泽东采纳为边区经济政策核心。董必武主持边区司法体系重建，提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权源出于群众”等原则，成为中共法治思想的早期基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人民司法”的论述，明显吸收了董必武的实践成果。
谢觉哉参与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婚姻条例》等重要法规，其《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1937）一文，为毛泽东构建“三三制”政权提供了制度蓝本。
五老的实务经验，使毛泽东的理论构想得以落地为可操作的政权形态。五老在各自专业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阐释，‌直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维度‌。
徐特立提出“教育即生产劳动”，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融入教育实践，推动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思想的深化。
吴玉章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26）中系统分析中国革命的世界性，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历史参照。
谢觉哉的政治学研究强调“群众路线是政权的生命线”，其观点与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形成互文。
林伯渠在《论新民主主义政治》（1940）中对政权阶级基础的分析，与毛泽东同期论述高度契合。
五老的学术积累，使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避免了空泛化，具备扎实的实践与理论支撑。
徐特立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系统性科技教育机构，其“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服务抗战”的方针，直接促成毛泽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早期萌芽。他坚持“科学救国”，在油灯下编写《物理学讲义》《化学讲义》，培养出新中国首批科技干部。毛泽东曾言：“没有科学，革命不能胜利。”这一信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徐特立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的实践示范。
五老的教育实践，使毛泽东的“教育为政治服务”理念，从口号转化为可复制的制度模式。
吴玉章主持《救国时报》（巴黎），以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共抗日主张，为毛泽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舆论支撑。林伯渠利用其国民党元老身份，穿梭于国共高层之间，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董必武在武汉、重庆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其“以诚待人、以理服人”的策略，被毛泽东写入《论持久战》的统战章节。五老的统战实践，使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从政治策略升华为‌可操作的组织艺术‌。
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吴玉章六十寿辰大会上，亲口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并明确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这一评价不仅是个体褒奖，更被中共中央作为党内道德标杆广泛传播，成为“德行权威”的经典表述。是‌对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的最高礼赞。
毛泽东在1945年为林伯渠祝寿时，亲笔修改中共中央祝词，称其为：“‌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这一评价高度凝练了林伯渠从辛亥革命、护法运动、长征到边区建设的全程革命轨迹，赋予其“历史坐标式”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在1937年致徐特立六十寿辰的亲笔信中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此语超越一般师生情谊，将徐特立塑造为‌终身精神导师‌的象征。毛泽东更以“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概括其品格，视其为共产党人道德修养的活教材。是“永远的先生”与精神导师。
毛泽东与董必武同为诗坛大家，曾赞其“‌董老善五律‌”，并多次在书信与诗作中互为唱和。这一评价不仅是文学认同，更是思想共鸣的体现——两人皆以诗言志，以律载道，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深化。‌
在中央苏区肃贪运动中，谢觉哉顶住压力坚决查处违纪干部，毛泽东当即回应：“‌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此语既是政治支持，更是对“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精神的公开背书，使谢觉哉成为中共早期法治与廉政建设的象征性人物。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原名懋恂，字师陶，湖南善化人，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毛泽东和田汉等人的老师。
1881年，4岁时，徐特立的母亲逝世.
1885年，徐特立9岁，父亲决定让他去读书，虽然家徒四壁，最终父亲和哥哥还是用劳动的血汗钱为他缴纳了学费。9岁到15岁，徐特立读了6年书。 徐特立的6年私塾，主要学习了《四书五经》、明朝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和明朝杨继盛的著作。
1889年，12岁时，徐特立的伯祖父逝世，父亲决定让他过继给伯祖母做孙子。
1893年，伯祖母一病不起，徐特立也欠了债，于是他决定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伯祖父的书籍，包括医卜星象、算命类的书籍他都读了。
18岁时，徐特立决定做私塾先生对自己比较合适，就在五美山小塘湾设馆开学。徐特立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去王砚秋的讲经馆去听课，2年后，徐特立的作文水平已经炉火纯青。一次，徐特立去拜访长沙城的举人陈云峰，陈云峰告诫他“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并且推荐他去阅读清朝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和《輏轩语》，阅读完这两本书后，徐特立觉得自己以前读书的方法是错误的，漫无目的、杂乱无章，决心从头读书。徐特立用伯祖母的30石谷水田买了《十三经注疏》、《御批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籍，时人称为“破产读书”。
1905年，徐特立28岁时，他10年的“破产读书”计划进行到了第8年，这时，清政府取消了八股文考试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考经义、历史、地理，地点是岳州，徐特立参加了这场3000多人的考试，名列第19名。
1907年，徐特立看到将要灭亡的清朝，曾经当着去北京请愿的代表，把右手食指用刀斩断，写血书以壮赴京请愿代表行色。称为“请开国会，断指送行”
1912年，徐特立受长沙县首任知县姜济寰之邀，创办长沙县立师范（今长沙师范学校前身）。
1919年至1924年6月，42岁时徐特立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长沙，创办长沙女子师范（1926年并入长沙县立师范），担任校长，同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即稻田师范）校长。
1927年夏，白色恐怖泛滥成灾，徐特立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特立参加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末，回国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参加长征。
1937年，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八路军高级参议，在湖南开展统战工作。
1940年，徐特立在延安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时人把他和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誉为“延安五老”。据曾在陕北和他一起生活过的人说，他六十岁之后，仍常常跳到大河里游水数小时之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因身体原因请辞。
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史学会成立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
徐晚年仍关心重大事变，对大跃进、文革深表忧虑。1966年国庆上天安门时，他等候老友毛泽东，想提意见，但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徐此后身体日衰，难以外出。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徐特立的妻子熊立诚，11岁就来做了徐特立的童养媳，活了83岁，两人育有多个子女，大女儿徐守珍，大儿子徐笃本，小女儿徐陌青，小儿子徐厚本。
徐特立为人性格十分崛强和十分冲动。读书方法主张“定量”和“有恒”，读书时必须做笔记和写眉批，“不动笔墨不读书”。徐特立从事教育工作73年，创立了“群众本位”教育科学发展观；通过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实践，首倡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他是发现教育具有“生产”属性的先驱；他的新道德教育和创造教育学说，为当代中国推行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主张教育“重在育”，教学“学为主”，并在科学教学法与学习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著作有：《徐特立教育文选》、《徐特立文集》。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称他为“当今一圣人”。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名永珊，号玉章，四川荣县人，1878年12月30日生于四川省嘉定府荣县双石镇，父母早亡。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
12岁时和二哥吴永锟一起进入成都尊经书院读书。
1895年开始接受维新思想。
1896年与游丙莲结婚。
1898年戊戌变法达时在自贡旭川书院求学。
1903年东渡日本,初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日本五年制中学的全部课程。
1905年吴玉章在日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后被选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1907年同盟会为打破宣传工作的被动局面，号召留日各省籍学人以同乡之名，创设地方性报刊，吴玉章被川籍学生共推，接手《鹃声》改为《四川》，并向日本学校请病假一年，专心致志筹办刊物。
1911年9月吴玉章归国后回到四川，参加了保路运动，并与王天杰一起策动荣县独立。继之又发动内江起义，成立内江军政府。11月底吴玉章又赴内江领导建立了革命政权。之后又赶赴重庆协助蜀军政府戡平内乱，巩固重庆革命政权。
1912年1月，吴玉章受重庆蜀军政府委派，与杨庶堪一道代表四川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作，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下令“必须捉拿”，幸而与蔡元培等教育部里多人的关系，获得留学经费，于1913年冬被迫流亡法国。
1914年秋，入法国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吴玉章广泛地接触并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著述，与蔡元培、李石曾等组织华法教育会，扩大之前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办华工教育，改良法国招华工条约等。袁世凯垮台后，吴玉章从法国回到祖国。
1922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爆发了驱逐校长贺伯忠的风潮，学生们强烈要求吴玉章出任校长。
吴玉章于1923年冬，与杨闇公等20余人经过研究，于1924年1月12日，在校中秘密组织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YC团，并开始积极筹办机关报《赤心评论》。吴玉章撰写的重要文章《人类生活问题当如何解决》连续刊登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1925年3月该党自行解散，其成员大多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吴玉章到达北京，由当年他的学生、时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的赵世炎、童庸生、李国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考虑到他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深厚的历史关系，决定让他仍留在国民党内，以便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1927年，吴玉章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大会是由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合召开的一个会议，旨在限制蒋介石军事独裁、提高国民党党权、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宋庆龄、孙科、宋子文、毛泽东、林柏渠、董必武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吴玉章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1927年8月1日，吴玉章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赴苏联，最早详细地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向国际社会披露起义详细经过的人，撰写了长达十一万字的《八一革命》一书对起义进行科学总结。期间，他还在苏联远东试验推行汉字拉丁化的拉丁化新文字，该文字以山东话为基础使用拉丁字母。
1933年9月至1935年夏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海参崴列宁主义工人学校校长。
1935年11月，吴玉章受党委派去巴黎领导《救国报》的工作。抵达巴黎后迅速将已被法国当局勒令停刊的《救国报》改为《救国时报》，赶在1935年12月9日重新出版发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遣吴玉章在西欧做国际宣传工作。12月11日，吴玉章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中国能战胜日本》的演讲。
1938年2月，吴玉章出席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在会上作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讲演。4月，吴玉章回到中国，抵武汉。6月，吴玉章先后去了重庆、成都，一路上受到了热烈欢迎，“出席各种同学会、学生会、救国会、妇女慰劳会、青年会等”作抗日演讲和宣传。
1939年11月，吴玉章到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延安期间，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和徐特立共称“延安五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吴玉章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留驻重庆，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和西南地区党的工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在国统区公开宣布的省委书记。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
1949年12月，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政务院又任命吴玉章为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正式在北京成立。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同时产生43名理事、7名常委理事。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主持汉语拼音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吴玉章多次仗义执言、为许多同志辩护，如郭影秋、成仿吾等人；自己也被红卫兵污蔑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导致气急攻心而发病，随后当局连忙派人把他送医院避避风头。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著作有：《辛亥革命》、《历史文集》、 《吴玉章回忆录》等。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名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副国级领导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
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东京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
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林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
1915年，李大钊等人在日本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为了促成两个团体的合并，多次拜访李大钊、易象等人，1916年1月30日最终合并为神州学会，并推举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之后两人携手回国。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
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激励士气。11月20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出任湖南财政厅长。
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林伯渠回忆：“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林伯渠正是依靠这些零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逐渐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后林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堂兄林修梅任军政府代理参军长，两人一同居住在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在林修梅的帮助下，林伯渠研究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大量有关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当时在广州既有大量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介绍。林伯渠、林修梅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分析后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林修梅为了帮助林伯渠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打算资助林伯渠前往苏俄，“实地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
1921年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再度流亡上海。下半年他同李大钊一起参加孙中山同苏俄代表越飞的会谈。
1923年1月2日国民党改进大会召开，通过了党纲和总章。按总章规定，国民党设本部，管理全党事务，本部下设五部，林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张太雷、夏曦、刘少奇、彭湃等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林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一个多月后前往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下的汉口负责在日租界新建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作，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伯渠；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伯渠（兼），秘书李实蕃等。
1924年6月失败返广州。年底，林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10月至11月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政流，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代理中央常委的林伯渠与在广东的其他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同发电斥责，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党员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国民党二大上，在林伯渠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大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伧等人，训令戴季陶。林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共9人），还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处秘书，并担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农民部长。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筹设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亲自拟定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农民运动委员除本人以农民部长身份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8人。在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决定扩大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名额，将改变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各省的学员，聘请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林伯渠还推动编辑、出版了许多刊物和书籍，如《中国农民》月刊、《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以及《农民运动须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等。这些刊物和书籍，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又有具体做法和经验，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
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林辞去了中央农民部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担任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7月20日，参加北伐。9月20日，蒋介石邀请林前往北伐军总部工作，林遂随军先后至南昌、九江。
1927年2月，林返回汉口，其后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军委秘书长。3月26日，林前往南京，拟按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密令逮捕蒋介石，但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退出国民党，前往庐山。8月1日，林参加了南昌起义。10月3日，林伯渠等非战斗人员离开部队，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期间，与瞿秋白、吴玉章和苏联学者等人参与设计拉丁化新文字。
1933年，林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1934年10月10日，林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伯渠转而担任当地政府财政部长。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
1938年4月12日，林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40年10月，林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
1942年2月，林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
1944年2月17日，林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遂返回延安。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
1949年3月26日，林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月，出席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2013年4月，林伯渠的骨灰由北京迁回其家乡常德临澧修梅镇。
第一任妻子：伍复明;长女：林秉权, 二女：林秉蘅（有时也称林秉衡）,子：林秉益，是林利、林琳的哥哥，林秉权、林秉蘅的弟弟。 三女：林利（原名林秉佑）。文革期间卷入“李立三苏修特务集团”案而坐牢7年。四女：林琳（原名林秉琪）。 1945年，林伯渠的女儿林琳(左)林利(右)和孙维世(中)在莫斯科合影。
第二任妻子：范乐春，中央苏区时期结婚。子：林苏生，范乐春所生。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名字叫“赖平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当作邓子恢的儿子寻回，起名邓苏生（而邓子恢的儿子范宜德被当作林伯渠的儿子寻回，取名林秉苏）。不久，双方发现弄错。邓子恢去世后，林秉苏改名邓瑞生，邓苏生改名林苏生。
第三任妻子：李俊，1937年在延安结婚，后离婚。子：林用三，1939年生。
第四任妻子：朱明（1919年出生），1945年5月结婚，与林伯渠年龄差距33岁。因写揭发江青的匿名信而被定为“18号案件”，1961年自杀身亡。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省黄州府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及政治人物，正国级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于1949年后担任中共高层领导。
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
1903年，他赴武昌参加乡试时，因为好奇而朝衙门内张望，被衙役殴打，他自称“从此恨死当官人”。
1905年，董必武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
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拔贡，此后在黄州任教员。
1911年，董必武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4年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毕业于日本大学。其间于日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5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
1916年出狱后赴日本。
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其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
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的共产党武汉支部。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武汉小组代表。会后，董必武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共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中共湖北民运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董必武领导筹建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2年，董必武回国，此后在中央苏区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1934年出任首任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10月，董必武参加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立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最高法院院长）、王首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张云逸（副总参谋长）、李维汉、郭洪涛（晋陕甘省委副书记）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名陕甘苏区团以上干部。11月30日，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
长征到达陕北后，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在延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被尊称为“延安五老”。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谈判的代表之一。

国民政府给董必武颁发的联合国代表特派状

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区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必武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
1947年4月16日为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董必武为财办主任，由华东、五台（晋察冀）、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依次为薛暮桥、南汉宸、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后任中央工委财委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1954年9月，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董必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51年10月18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致信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称：“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12月4日毛泽东复信说：“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　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早已废除，但新的法律迟迟未能制定，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董必武表示，政治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他还说：“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他明确表示：“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董必武就任院长后，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赴全国各地调研，制定刑事及民事程序审理规则。但是，1957年10月9日及10月14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两篇社论称，“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当时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7年底，各行业开始“大跃进”，各地人民法院纷纷声称：苦干一至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乃至“无民事纠纷”；审判工作做到“党委满意，公安、检察机关满意，当事人、群众满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机关联合办案，三机关首长“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使得三机关相互制约的作用被消除。
195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董必武在会上表示：“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这实际上是对“大跃进”中的三机关联合办案制度的否定。
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代表团访问东欧及苏联，8月7日回到北京。在董必武出访期间，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其中政法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罗瑞卿，董必武仅为成员之一。彭真领导的中央政法小组随即指令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检查、总结八年来的工作”。 此次会议未点董必武之名，但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多引用董必武的讲话，以检查“政法战线上几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争论”，董必武实际上遭到不点名批判。8月7日董必武回到北京。8月13日，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举行联席大会，请董必武讲话。董必武在联席大会上说：“各位批评得对，我完全接受……”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董必武表示：“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3月25日，董必武致信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全会将讨论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我去年十月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 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将来在政协安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责任的名目就够了。”毛泽东批示称：“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
1959年，董必武与宋庆龄一起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此后他不再谈论政法事宜，而是谈“农村要积极地推广利用沼气”之类的话题。在公开发表的诗作中，董必武勉励妻子何连芝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儿子“毛选诸篇读尚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林彪事件之后，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被宣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但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任命。
1975年1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被修宪正式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存废之争”正式告一段落，董必武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董必武的幼子董良翮是一名红卫兵领导人，曾两次遭到逮捕。董必武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
董必武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董必武逝世后，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专门发电悼念，称他为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著作有：
《董必武诗选》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董必武诗稿》1979年文物出版社
《董必武选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1986年法律出版社
《董必武法学文集》2001年法律出版社
荣誉：外国勋奖，柬埔寨王国大十字级柬埔寨王家勋章（1956年2月18日于北京颁发）。
家庭：董必武3次结婚。第一次是在参加革命前，在湖北家乡结婚。第一任妻子：黄俊贞，生长子：早夭。第二次是在福建与一位女红军结婚。长征时，第二位妻子陈碧英留在苏区，后与董必武失去联系。到达延安后，组织上为照顾董必武的生活，促成其与一位参加了长征的女红军结婚，即何连芝。生次子董良羽，1938年生，2023年1月13日因病辞世，享年 85 岁。儿媳：李黎力，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的小女儿。1967年因父亲李范五被打倒而与董良羽离婚。此后1972年董良羽再婚，李黎力也很晚才再婚。二人各自成家后均有一双儿女，但家庭生活均不幸福。1990年，二人各自离婚后，又重新结合到一起。女儿：董良翚（又名董楚青），1941年何连芝生。幼子：董良翮，1945年何连芝生。

谢觉哉（1884年5月—1971年6月15日），学名维鋆，字焕南，号泽琛，别号觉斋，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学家及政治人物，副国级领导人。中共“延安五老”之一，被中共官方评价为“人民司法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05年，谢觉哉中清朝秀才。
1906年起，任私塾教师，同时学习中医。
1911年，考进设在长沙的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学习。
1913年7月自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毕业后，任宁乡县云山学校训导主任。
1919年参加了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在学校公开张贴出“严惩卖国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标语。并创办《宁乡旬刊》。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聘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日报》。
1921年1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
1921年7月起，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宁乡甲等师范学校以及长沙湘江中学任教。
1923年1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谢觉哉任中共刊物《湖南半月刊》主编。7月起，受中共湖南区委委派主编《湖南民报》（1926年7月创刊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报），并任《湖南日报》编辑。8月，在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工人部部长。
1927年，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成立（名义上该校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合办，实际为中共掌控），谢觉哉任秘书长。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兼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1月4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谢觉哉、易礼容、仇鳌、胡云青、赵恒、吴鸿骞6人任委员。5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白色恐怖下有人劝谢觉哉退出中国共产党，被谢觉哉严词拒绝。8月至9月，谢觉哉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冬，谢觉哉赴汉口，与徐特立共同编《大江报》（中共湖北省委主办）。
1928年3月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他和中共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东共同研究《红旗》的出版发行工作。12月前后，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9年3月调回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年初，参加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报》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1年深秋抵达洪湖的湘鄂西苏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后来任中共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同时主编湘鄂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后来调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党校教育长。
1932年7月在洪湖被捕，年底经营救，获释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宣传工作。
1933年4月，谢觉哉来到中央苏区工作。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主席毛泽东的秘书。11月，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指示，谢觉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项英、何叔衡等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制定和颁布的第一部有关反腐的法制条文，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公布。
1934年1月，谢觉哉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并兼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在中央苏区期间，主持或参与起草了《选举法》、《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法令和条例。
10月，谢觉哉参加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内务部部长兼秘书长（1936年3月起）。
1937年起，兼任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部部长（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年7月正式成立，谢觉哉代理院长）。2月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国家审计委员会，谢觉哉兼任国家审计委员会主席。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曾经记载谢觉哉在陕北实验汉字拉丁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谢觉哉在1937年7月赴兰州任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代表。在兰州，谢觉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营救出大批西路军流散人员。
1938年9月，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内发动中共中央党校师生开荒种地、养猪养鸡，并创办了中山合作社，自己盖食堂，建造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题“实事求是”大匾。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谢觉哉兼任陕北公学董事会成员。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谢觉哉上书毛泽东建议发展边区生产、增加边区财政收入，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一份改善边区经济的计划。在大生产运动中，谢觉哉积极参加，在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获得表扬。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谢觉哉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年5月至1948年6月谢觉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1年8月至1942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1941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9月和林伯渠发起成立了“怀安诗社”。1941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常驻议员。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二、第三届参议会副议长、常驻议员。任内为建设“三三制”政权作出了贡献，与民主人士李鼎铭、安文钦、李丹生等共同参政，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建设“三三制”政权的模范。
1941年12月起，谢觉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教育委员会书记。1942年2月至1947年初撤离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群众报》社社长（总编辑为胡绩伟）。
参加延安整风期间，1942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员，和林伯渠共同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工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谢觉哉作为当年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代表，冒险为所谓“红旗党”申辩，使许多人获得平反。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并且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1945年12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常务干事、常务委员。
1945年7月起，谢觉哉任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委。8月，任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组组长。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宪法研究会”，谢觉哉为负责人。任内组织批判国民政府起草的“五五宪草”，同时开展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他在《宪法草案大纲》中，对未来的国体、政体及人民民主权利和选举制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奠定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
1946年6月至1947年1月，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主任委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主持起草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1946年11月28日起草完成）以及民法、刑法、土地法等，主持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等法律。
1947年1月，成立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王明任主任委员，谢觉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3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撤离延安，转移至山西省临县后甘泉村，王明、谢觉哉在此领导该委员会起草了宪法（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其他几个法律草案。10月20日，王明、谢觉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请示宪法草案及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今后工作。
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谢觉哉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1948年9月起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1948年12月，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谢觉哉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王明任主任委员）。谢觉哉参与主持起草了《华北地方的选举法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参加领导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工作。
1949年9月，谢觉哉作为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的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至1959年4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部党组书记（1949年11月起）。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几个组织法。1949年11月，谢觉哉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兼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
1950年5月起，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1951年7月至1956年9月，兼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1956年起，任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1957年2月至1958年12月，任中国政法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党组委员。1956年5月到延安视察时发现革命老区人民负担过重，生产生活未恢复至战前水平，便给毛泽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写报告要求减轻人民负担，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1957年起，任中国盲人福利会主任委员。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59年5月起），任内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强调恢复正常审判制度，并且亲自办案，深入全国各地的法院查大案要案，亲自查看案卷，从而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
1963年5月因病瘫痪，后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1965年1月谢觉哉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6年5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

谢觉哉之墓，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著作有：《不惑集》、《一得书》、《学语集锦》、《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杂文选》、 《谢觉哉诗选》、《谢老诗选》、《谢觉哉日记》、 《谢觉哉家书》。
家庭：第一任夫人：何敦秀（1879年—1967年）（谢觉哉有时也称何敦秀为“冬秀”），光绪五年十月廿七日生于湖南宁乡草冲莲花山村，出身中医世家，其父清朝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1899年近20岁的何敦秀与15岁谢觉哉结婚，和谢觉哉育有四男三女（其中三男两女活到成年）。1920年，谢觉哉离家。后因参加革命，有家不能回。1939年何敦秀六十大寿，谢觉哉写了长信给发妻何敦秀祝寿。此后谢觉哉几次致信何敦秀。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去信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1950年代末，80岁的何敦秀被小儿子谢放接至北京定居，她与谢觉哉、王定国曾有往来。1967年何敦秀逝世，王定国帮助料理后事。长子：谢廉伯。次子：谢子谷，曾任友仁中学（后为宁乡县六中）校长。妻子何关淑。 三子（早夭)。四子：谢放（1913年—1996年）原名谢正行。1937年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科员及毛泽东的译电员。1944年任八路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任考核科科长、国防科委华北办事处政委、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获授中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96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女儿谢群英、谢冰茹。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著作有：《不惑集》、《一得书》、《学语集锦》、《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杂文选》、 《谢觉哉诗选》、《谢老诗选》、《谢觉哉日记》、 《谢觉哉家书》。
家庭：第一任夫人：何敦秀（1879年—1967年）（谢觉哉有时也称何敦秀为“冬秀”），光绪五年十月廿七日生于湖南宁乡草冲莲花山村，出身中医世家，其父清朝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1899年近20岁的何敦秀与15岁谢觉哉结婚，和谢觉哉育有四男三女（其中三男两女活到成年）。1920年，谢觉哉离家。后因参加革命，有家不能回。1939年何敦秀六十大寿，谢觉哉写了长信给发妻何敦秀祝寿。此后谢觉哉几次致信何敦秀。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去信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1950年代末，80岁的何敦秀被小儿子谢放接至北京定居，她与谢觉哉、王定国曾有往来。1967年何敦秀逝世，王定国帮助料理后事。长子：谢廉伯。次子：谢子谷，曾任友仁中学（后为宁乡县六中）校长。妻子何关淑。 三子（早夭)。四子：谢放（1913年—1996年）原名谢正行。1937年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科科员及毛泽东的译电员。1944年任八路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任考核科科长、国防科委华北办事处政委、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获授中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96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女儿谢群英、谢冰茹。

第二任夫人：王定国（1912年—2020年），1937年24岁时经由中共党组织安排与谢觉哉结婚，和谢觉哉育有五男二女。长女：谢宏，1938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处长，已逝世。二子：谢飘，1939年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工作，离休。三子：谢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导演。四子：谢列，国家海洋局工作，离休。五子：谢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离休。六女：谢亚霞，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七子：谢亚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