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知青二三事

文化现场

我家乡知青二三事

梁德新

我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有很多往事会想起。我在20岁前后，城镇的知青约30人在我家乡山口村生活。我是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山口村人，知青们的事我知道。现在回忆自己认识的知青。
一
现在城镇的老人中，有五十年前有过当知青的经历的人占很大比例。如今有些年轻人不清楚“知青”是何种群体。1970年前后约20年，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1970年前后有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家乡，到农村定居。参加劳动。在1970年前后的十年，全国约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前后经历约25年，知青总数有2000多万人。那时知青们住在农场或农村（插队落户），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这首诗来自网络，是对知青的简述。
“知青”
　　 肚子里没有几滴泪水，
　　 哪会有多少才情；
　　 尚不谙世事，
　　 怎会有理性。
　　 战天斗地，
　　 就凭这点蛮劲？
　　 赔了青春，
　　 收获的是千般苦辛。
　　 改弦易辙，
　　 打道回城，
　　 不幸中的万幸！
　　 屈指一算，
　　 大龄青年，
　　 草草建立家庭。
　　 下岗，低薪？
　　 谁叫你的名字是知青。
　　 时也？势也？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如果还有人为它唱赞歌，
　　 那只能以不可否认的事实，
来拷问他们的良心。
知青们在农场和农村的生活情况，现在的网絡、报刊有介绍。

二
我的家乡在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山口村离松口街（镇）约4公里。1983年之前称梅县松口公社仙溪大队，以后称山口村。
1970年前后松口街(镇)的知识青年有千多人，分8批到各地上山乡。首批知识青年1964年到桃尧镇的鸡冠山“松口镇五七知青农场”，1969年冬有人到海南岛军垦农场，1974年秋，有17个松口镇籍的知青在仙溪大队山北村生活。
松口镇是广东四大古镇之一。据《梅县地方志》载：五代十国后晋开运二年即南汉三年（公元945年）松口始称梅口，松口有镇建制已千年。松口是梅县的第一个大镇，旧时各地的商人到松口镇做生意。松口水路运输发达，1980年之前松口港为广东第二內河港口，平时约有六百条船停泊在松口码头。1950年之前，松口周边地方的华侨在这里乘船出南洋，松江旅社是旧时梅州地方最豪华的旅店。民国初年有“松口不认州（梅县）”之说。1970年前后，松口镇的居民有一万多人。松口还是个华侨之乡，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与华侨有关系，1990年出版的《梅县华侨志》载:松口户籍人口约7万，海外华侨8万多人。旧时邮政局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汕头松口的某某人收，信件可收到手。从而可知松口侨乡的知名度。

山口村在松口盆地的北边，此地处于松口盆地之口，故称为山口，此后村人们称“山口村”。松源河沿村庄而上，由仙溪大队的小金村开始至鸡冠村约5公里。旧时松源河有竹排和木排漂运至下游的潮汕地区，还有小朩船航运，船上的货物由松口街至上游的松源镇凹下码头，船上的货物再运至400米远的桥下圩。
梅县松口镇仙溪大队是个文化之乡。20世纪70年代，仙溪大队有6个自然村约3000人，4个分教处，校本部仙溪小学是完全小学。20世纪70年代仙溪大队有学生約500人教师30余人（含分教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仙溪小学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毕业了2届高中生（1977届和1978届）。村史《仙口风情录》书中记述了山口村的历史沿革。山口村是个多姓氏的村庄，其中梁氏约1600人，梁氏七世端公祠（岭下祠）的后裔人才辈出。岭下祠的后裔“大夫第”和“司马第”有一百余人是个生产小队，在1980前后约有18人是中学或小学教师。山口村的特色是大学生多，1970年前后因他们的家眷在家乡，而寄钱回家；还有这些家眷平时要买柴烧，卖柴的人大部分是约5公里的山北村人，人们称这两个屋为“小松口镇人”（当时松口镇的居民是用柴火做饭）。仙口塔(文魁塔)在山口村与小金村交汇处。
科举时代，村中有人考中进士、举人、秀才者要到塔前拜祭，为此该塔又称为“文魁塔”。封建科举时代，村中有进士、举人、秀才，有人曾任知县。民国年间村中有将军2人，县长2人，留学生2人。1966之前,仙溪大队约3000人，考上中专、大学的约百人。在百年间，有2人考上清华大学。这些人中有：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省级作家，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 1970年之前，村中有十多个文化人在山口村思想攺造，这些人中，有留学生、大学生；有人曾任中学校长和中学教导主任。特点是个人历史复杂，家庭出身不好。1945年广东省梅县被评为全国第二文化县，从山口村的人文可以说明，梅县是文化之乡。
三
1968年冬，来自梅县城区的知青7人（4男3女）到仙溪大队插队落户。据我所知，这7位知青都是分隹在仙溪小学附近的贫下中农家里。仙口河东的“司马第”3人，仙口中村3队2人，仙口中村4队2人。1970年后的几年，有3个女知青因她们的家在仙溪大队选择住在家中。
1969年后，我们还敲锣打鼓村口迎接知青们。此时村里人看到这些来自城市年龄约二十岁的青年，这些青年衣着时髦，还有2个女知青长得漂亮，为此感兴趣。那时有个老人在与人交谈时说,把“上山下乡”说为“上岗下岗”；她对人们说，我生产队来了两个“上岗下岗知识青年”。此话至今还在村中流传。
这些知青们在所在的生产队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生产队记工分，年终分红。可说那时知青们的生活是艰苦的，靠生活队的工分报酬是不能维持个人生活，大部分人还要靠父母和亲人资助才能維持生活。
　　我与村里的知青肖友欣成为朋友有来历。那时肖友欣与姐姐肖明兰住在河东的“大夫第”。梁催贤是“大夫第”人。我在读中学时跟梁催贤会玩半导收音机。我与肖友欣、梁催贤三人因有共同爱好会玩半导收音机；我们经常在晚上相聚在一起玩半导收音机。为此，我认识肖友欣，有时晚上我们三人还住在一起。
侯志斌是哥哥侯特澄是妹妹。约1972年侯特澄嫁本生产队人。
肖洁芳住在河东村，肖洁芳1970年春安排在小金分教处教书，那时分教处有3个老师2男1女。肖洁芳是知青吃住在学校的。小金分教处在公路旁边，我们到松口街要经过小金分教处，那时我还见过几次肖洁芳。
杨波粼、候天德住三队。知青杨波粼是老三届中学生，在1967年学校罢课闹革命期间他也玩收音机。1970年春，他送一个收音机零件变压器给我。
1971年我在村里制糖厂做工时认识知青侯天德，当时他由山口中村3队抽调到大队制糖厂做工。
1975年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镇，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肖洁芳1974年回梅城工作。退休时是梅州市城区设计院的工作人员。
侯志斌离开山口村，我一直没有与他见面。
侯特澄的丈夫是个民办教师，1978年她的丈夫考上师范中专，中专毕业后曾任一间学校的教导主任。1979年知识青年回城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回梅城后安排在一家街道办的工厂。
杨波粼、侯天德在梅县城区安置了工作。他们离开山口村后，我一直没有见面。
肖明兰1973年招工进城工作，在中山大学后勤部退休。
肖友欣读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在梅州市城区的一间中学任教至退休。
还有3位家在仙溪大队的女知青。有一个家在广州的女知青，她父亲1971年落实政策，她随父母回广州。在山北村的女知青，父亲在松口镇港务所，1978年安排在她父亲单位工作。一个安置在河东村的女知青，父亲在梅州城区的一家医院，1978年安排在她父亲单位。
据梁催贤说，肖友欣返城工作后，曾数次到他做知青时居住过的地方见乡亲们，并向昔日认识的乡亲们发红包和送礼品。
我退休后，肖友欣到过梅州市城区儿子家见我。我也去过他家数次。我与梁催贤、肖友欣三人还一起照相留念。
2010年3月,我(右)梁催贤(中)在梅州市城区肖友欣（左）住宅留影 2015秋，我在梅州市城区见了肖明兰、肖洁芳两人。那时肖明兰在中山大学后勤部退休，肖洁芳在梅州市设计院退休，她俩是老三届中学生，回城后他们边工作边读书，在退休前有个安稳工作。我自她们离开山口村后才见面，几十年我们没见面有说不尽的话。
四
1974年秋，松口镇（松口街）有17个知识青年（男知青10人，女青年7人）到仙溪大队山此村插队落户。这些知青的家在松口街，年龄15岁至17岁。当时的教育是九年一贯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初中毕业生15岁，高中毕业生17岁。那时读高中是由单位推荐，家庭成分好的人才可读高中。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即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地主、富农的人，是不许升高中的。这些知青中有几个人是家庭成分不好，只有初中毕业，年龄才15岁。
知青们生活过的山北村（照片由张国胜提供） 山北村是个客家山村属仙溪大队管辖，离仙溪小学（校本部）约5公里，离松口镇（松口街）约10公里。山北村约300人2个生产队。村中有一个分教处，老师2人学生二十多人。村中有卢、梁、肖等姓，其中卢姓人最多。该村离松口镇（松口街）约10公里。松口街至隆文（龙牙）的古驿道（石砌路）要经过山北村。山北村的特色是：出门要下坡，回家要上岗。山北村离周围的村庄约4公里，村民在附近山沟的梯田里耕作。成年人到山口村或到松口街，肩上要挑一担柴卖给人家，回家时肩上要挑回家中的生活用品。由松口街至山北村要上岗，走一条约3市里长的“苦竹岌”。由隆文圩到山北村要上坡，走一条约2市里的“高畲岌”。由松口镇山口村上村的头凉亭起，建有5个凉亭。这5个凉亭是清朝同治年间由山口村“大夫第”的一位妇女建的；建凉亭还有故事，故事在有关刊物和网站发表。旧时的人挑盐到隆文圩,由蕉岭高斯圩挑铁锅到松口街，他们走的是石砌路。涼亭是供人休息的地方，有些凉亭还有人卖凉茶、仙人粄。
　 那时，松口镇的知青开始是安置在农村，那时有几个知青住在一起，吃住自理，与生产队的农民一起劳动，报酬是生产队记工分年终分红。可说那时知青们的生活是艰苦的，靠生活队的工分报酬是不能维持个人生活，大部分人还要靠父母和亲人资助才能維持生活。
　山北村的17个知青的管理人是叶新兴同志。叶新兴同志是松口镇的干部，那时年纪约40岁。知青们分住在山北村的两个生产队，每月向住家（三同户）交伙食费。白天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劳动，报酬是生产队记工分，年终与社员们一起分红。他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还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当时艰苦生活可想而知。有好些人在晚上睡觉时暗自流泪。
因为知青们的生活很艰苦，好些人生活不习惯，常借故回家。那时还不通公路，知青们要回松口街家中要步行走10公里的“石砌路”才到家。他们经过“苦竹岌”时要在凉亭中休息。知青们到松口街家中时，必须肩挑一担柴，柴是他们的礼物，也是山北村的土特产。
　　知青们住在农民家中生活，以后见到昔日山北村的乡亲们，非常亲切。
　　山北村地广人稀土地多。经松口镇街道办事处、生产队、大队的干部们商议，决定在山北村至松口街的路边离山北村约1公里的地方建农场。
“下梁”原有人居住留下有屋基。据当地人说，民国初年有几户梁氏人家在“下梁”居住，后来迁居他地。
知青们住在三同户家中不方便。他们希望能够住在一起，集体劳动，集体吃饭，集体睡觉。为了安置知青们。1976年春，山北村的“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建成，领导人是松口镇干部叶新兴同志。山北村把下梁地方的二十多亩地给知青们耕作，附近约百亩山林归农场。知青们白天在农田里劳动和山上管理树木。晚上大家住在农场的简陋宿舍里，大家生活在一起。这种生活比当时住在农民家中好得多。
这些知青们在“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在山北村生活了約3年。这些知青们也得到了荣誉。1975年山北村的知青们与1968年冬来自梅县城区的知青们联系交流。当时的活动还留下有照片作紀念。 1975年1月仙溪大队的部分知青留影（照片由张国胜提供） 我认识的陈建新、张国胜、廖桂香（女）3人，他们都曾生活在山北村“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1975年春廖桂香住在山北村，那时她是知青抽调到工作组。她住在三同户梁大发家中。梁大发与我同住一屋，为此我认识廖桂香。1978年后，我还去陈建新家几次。20世纪80年代初，陈建新与廖桂香已成为夫妻。1977年冬和1978年夏是国家恢复高考期间，“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有几位知青请假回家复习考试。1978年春，我读升大学补习班期间曾去过几次在“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的陈建新家中。
　　1979年1月后，住在仙溪大队的知青都回城镇，由当地政府安置工作。“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交給山北村的生产队管理。
五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仙溪大队知有知青约30人，1989年1月后都返回城镇安置工作。
山北村“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大部分安排在松口镇的街道办的工厂和镇办企业。如张国胜、陈建新分配在松口镇饮食公司。
苦难的经历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这些曾在山北村“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生活过的人，那时艰苦的生活终生难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成立了“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联谊会”，召集人是张国胜先生。此后联谊会还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
1974年秋山北村知青花名册（照片由张国胜提供 “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的知青们（照片由张国胜提供） 20世纪80年代曾在“松口镇下梁知青农场”生活的人留影后 1999年3月，几位曾经在山北村生活过的知青们旧地重游并拍下有纪念照片。（照片由张国胜提供） 我与知青张国胜有交往，是松口镇饮食服务公司留守处的干部，对地方文史有兴趣。2000年前后，我是个文史工作者，为了编松口镇的地方文史书籍。我采访了张国胜先生。近年来我对知青文化有兴趣，又采访了张国胜学生，他提供了很多资料。张国胜先生鼓励我写好文章，要把他们当知青时的经历留給后人。 2022年秋梁德新与张国胜留影

梁德新（笔名梁豪，曾用名王森欣）,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人，1950年生，中学历史教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梅县第10届政协文史委员，《客家人》《客都旅游》杂志社记者、编辑。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梅州侨乡月报》特约撰稿人，《梅县侨声》特约记者。先后在嘉应学院、梅州市老年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北部湾大学等刊物及《团结报》、《羊城晚报》、《梅州日报》、《梅州电视周报》等四十家刊物和网站发表文章。退休后参与编写《梅县松口镇志》，曾被香港凤凰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

2026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