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十年》（回忆录连载1—3章，共16章）

三妹

图文三妹美篇号 55017444 第一章出山 2013年秋天，我们离开那个藏在马驹岭里的小村庄。晨雾还没散尽，老董开着他那辆“时风”三轮车，突突的响声震得山道发抖。我坐在车斗的编织袋上，怀里搂着然然——我的女儿，那年十六岁，刚考上及第中学，县级高中。 “妈，县城真有二十多层的高楼？”然然的声音混在风里。 “你大姨说，她家对面就在盖。”我紧了紧搂着她的胳膊。 车斗里是我们全部家当：三床棉被，一口铁锅，几件换洗衣服，还有然然一纸箱的书。书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她说怕路上沾了露水。老董在前面开车，背挺得笔直。这个在山里刨了四十年地的汉子，要去县造纸厂当装卸工了。 山路十八弯，我把头靠在然然肩上。转过最后一个山坳时，我回头望了一眼。我们那三间红砖房越来越小，小成山坳里一个点。屋檐下那个燕子窝还在，今年刚孵出的乳燕，开始学飞了。燕子明年还会回来。 但我们，不回来了。 第二章借住大姐家的房子在县城南边，新开发的“碧泽园”。毛坯房，水泥地泛着青灰的光，但基本设施都有。“先将就住，等开春暖和了……”大姨搓着手，脸上挂着歉意的笑。“挺好。”我打断她，“有墙有顶，不漏雨。”我们住主卧，十二平米。没有窗帘，老董找了块旧床单钉在窗框上。蓝底白花的床单，洗得发白了，但牡丹花的轮廓还在。然然住次卧，六平米，刚够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她在墙上贴世界地图，用红笔把北京、南京、天津圈出来。济南那个圈画得特别大，墨迹都透到纸背了。“妈，山东中医药大学在这里。”她手指点着那个红圈。 “那么远……”我喃喃。 “不远，坐火车四个小时。 夜里，县城的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晃动的光斑。我睡不着，听隔壁然然翻书的声音，唰，唰，像春蚕吃桑叶。老董也没睡，他翻了几次身，最后坐起来，在黑暗里坐着，一动不动。“睡吧。”我说，“后天你还得上班。” “嗯。”他应着，依旧坐在黑暗里，“春天，咱们得有自己的房子。”这话他说过很多遍了。从然然上初中开始，他就在念叨：“得去县城，让孩子上好学校。”现在来了县城，他又开始念叨：“得有自己的房子，不能总住大姐家。”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男人，四十多岁了，还带着妻女寄人篱下，心里不是滋味。可买房子哪有那么容易？县城的房价，一平米要三四千，我们两个人工资加起来顶多也就三四千。“会有的。”我说，像是在对他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慢慢来。” 第三章走进轰鸣 纺织厂在城西，离大姐家10里路。我骑电动车去，20分钟。路上要经过6个红绿灯，一座洞桥，桥上火车道，桥下是车辆、行人，来的往的，络绎不绝。 一进厂门，先听见声音。那不是一般的声音，是几百台机器齐声嘶吼形成的声浪，沉甸甸的，压得人胸口发闷。后来我知道，这叫“车间底噪”，常年保持在85分贝以上。85分贝是什么概念？就是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得贴着耳朵喊。招工处在办公楼一层。走廊里贴着光荣榜，上面是“月度产量标兵”“质量能手”的照片。 王主任，四十多岁，精瘦，眼袋很重。她眼皮半耷拉着，看人时从下往上瞟，让人心里发毛。 “李春天？” “是我。” “干过后纺吗？” “没有。但小时候见过我奶奶纺线。” 王主任嘴角动了动，不知是不是笑。“那是两码事。” 她领我穿过一道铁门。门是厚重的铁皮门，推开时吱呀作响。门开的瞬间，声浪像实体一样撞过来，我本能地后退半步，耳朵里嗡的一声。 这就是后纺车间。 长，一眼望不到头。宽，能并排跑两辆卡车。高，屋顶的日光灯管排成密密麻麻的直线。而最震撼的，是那一排排机器——自动络筒机，叫自络车，像钢铁的森林，整齐地排列着，延伸到视野尽头。每台机器有两米多高，五十米长，外壳漆成浅绿色，已经斑驳了。机器上方是一排红黄绿的指示灯，明明灭灭，像无数只眼睛在眨。每台机器有六十个锭位。细纱车间纺好的纱穗，装在小推车上运过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纱穗填入纱库，使其连结卷绕成后工序（即织布）所需的附合南开的保证机器不停运转。女工们穿着统一的浅蓝色工装，头发塞在帽子里，露出干净的脸。她们脚步匆匆，像有很急促的事催着。 “这是自络车。”王主任不得不提高嗓门，近乎喊叫，“你的岗位是二十三号车，每人负责一台。看见没？”她指着机器上方，“红灯亮，表示这个锭位纱用完了。黄灯亮，表示筒纱已经满了，换上空管落下去。不能让机器空转。” 她演示了一遍：走到亮红灯的锭位前，按下停止钮，机器那一锭缓缓停下。左手拔下空纱管——那是个淡黄色的塑料管，上面可能还残留着几圈细如发丝的纱。右手从推车上取满纱穗，雪白的纱穗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对准锭子，轻轻一按，“咔”一声，到位。再按启动钮，锭子重新转起来，发出嗡嗡的轻鸣。 动作要快，要准。一台车六十或七十二锭，平均每分钟有两三锭需要换纱。巡回一趟二十米，要在自己的两台车之间来回走，眼睛要像探照灯，随时捕捉亮起的红灯。慢了，机器空转，影响产量；错了，纱线断裂，出疵布。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 “三天看，七天练，半个月顶岗。顶不了，走人。” 她把我交给一个老师傅。师傅姓刘，五十四岁，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多年。脸被车间里的湿气熏得常年泛红，像喝醉了酒。手指粗短，关节突出，是长年累月拔纱管磨出来的。 “叫我刘姐就行。”她说话快，手更快，“来，我先带你走两趟。”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机器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