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六）

眼底的笑容

侯国翘楚西汉梁国 汉初，刘邦吸取秦王朝孤立而亡的教训，广封王侯，实行郡国并存的制度。梁国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是镇守西汉国都长安东边的门户。汉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在“七国之乱”时立下大功，享有“拟于天子”的礼遇。此后梁王大治宫室，广建园囿，招募四方人才，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诸侯王。刘武死后，五子分封，梁国国力渐衰。 四神云气图 石辟邪，东汉(25-220年) ，许昌市出土 辟邪为汉代陵墓前的仪仗神兽，常与天禄配对。此兽以巨型青灰色石灰岩整块雕凿而成，形似虎似狮，体态威猛健壮。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这里一度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件1978年出土于许昌的东汉石辟邪，高130厘米，宽43厘米，以巨型青灰色石灰岩雕凿而成。它昂首挺胸、怒目圆睁，健壮的四足与下垂的尾部构成了五个有力的支撑点。线条简洁流畅，造型矫健凶猛，蕴含着饱满的自然灵性。辟邪，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意为大狮子，是古代帝王和贵族陵墓前的神兽。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有着镇墓辟邪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佛教东传，印度佛教艺术中释迦牟尼的护法神狮也进入了国人的视野。渐渐地，狮子不仅在石窟佛堂护法，也逐步成为了护卫阴阳二宅的神兽。辟邪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狮子为蓝本，又吸收了老虎和飞禽的局部特征，经过艺术夸张后形成了这种如狮似虎、身躯矫健的瑞兽形象。鲁迅先生曾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粗犷豪迈，浑拙古朴”。汉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思想高度统一。汉人崇尚天人合一的道家哲学观，认为一件艺术品应当是主体与自然的完美融合。例如这件石辟邪，工匠们根据石头的天然形态，因势造型，从大处着手，采用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技法，不追求细部的精雕细琢，而注重刻画整体的气势与力度，这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是汉代艺术品雄浑大气的集中体现。 斜索戏车画像砖，东汉(25-220年) ，南阳市出土 七盘舞画像砖，东汉(25-220年) ，新野县后岗村出土 七盘舞是汉魏时期著名的宫廷舞蹈，舞时将盘、鼓覆置于地上。舞者在盘、鼓上高纵轻蹑、浮腾累跪，踏舞出有节奏的音响，舞姿各异，优美矫健。 奏乐画像砖，东汉(25-220年) ，南阳市出土 黄釉扁壶，北齐武平六年(575年) ，1971年安阳市范粹墓出土 这件扁壶形状类似西域皮囊壶，壶身两面模印着源于西域游牧民族的胡腾舞图案。这种胡腾舞盛行于北朝至唐代。墓主人范粹遥领凉州刺史，其墓中出土带有西域风格的器物，说明当时西域文化渗透中原的历史事实。 褐绿釉陶桃都树，东汉(25-220年)，济源市泗涧沟汉墓出土 《玄中记》云:“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日桃都，枝相去三干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则鸣，群鸡遂之鸣。”桃都树的出土说明汉时已有关于桃都树和天鸡的传说。 　　这株褐绿釉桃都树，出土于济源西汉晚期墓，高63厘米。该树通体施釉，上半部为暗绿色，下半部呈红褐色。树顶端立有一只高冠立鸡，长颈敛翅，挺胸傲立，似引|颈欲鸣。树干为圆柱状，树枝分为三层，枝端均有翘为90度的桃形叶片，每个枝叶上立有猴、鸟、蝉等动物。树座呈三角锥形，上面饰有飞蝉、奔马、踞坐的狒狒、三个裸体人和草叶纹等等。 据《玄中记》记载:东南方有座桃都山，山上有颗大树，名叫桃都树，树顶有一只天鸡。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到桃都树上时，天鸡就开始鸣，凡间的鸡在听到它的叫声后，也会随之鸣叫。于是人们纷纷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树底有二神，执苇索杀不祥之鬼。据此可知，这株褐绿釉桃都树顶的鸡应为天鸡，树底的三个裸体人应是二神和不祥之鬼。这株桃都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充满了道教“天人感应”的思想。天鸡代表天界，即神仙世界，二神执苇索杀不详之鬼，使得墓主人可以无忧地安息或不受鬼魅的侵扰而羽化升仙。桃都树反映了汉代人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和向往。 绘彩陶百花灯，东汉(25-220年) ，征集 武上画像砖，南朝(420-580年) ，1958年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 贡献画像砖，南朝(420-580年) ，1958年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 仪仗出行画像砖，南朝(420-580年) ，1958年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 武则天金简，唐久视元年(700年) ，1982年登封县嵩山峻极峰北侧发现 金简重223.5克，以纯度90%的黄金制成，上刻双钩铭文63字，意为:武则天虔诚信奉道教真理，渴望长生不老，故特派小使臣胡超到嵩岳天门投递金简一通，乞求三官九府免除其罪名。金简上有五个武则天自造的新体字，分别是圀(国)、曌、日、月、臣。该金简是研究武则天晚年思想行为的珍贵实物资料。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中岳嵩山峻极峰的石缝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枚亮闪闪的金片，经鉴定，这是一枚武则天金简。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一代女皇武则天晚年的心路历程被公诸于世。金简为唐代文物，长36.2厘米，宽8厘米，重223.5克。上刻双钩楷书63字，大意为:大周国主武曌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命使臣胡超到中岳嵩山山门投递金简代她祭拜，乞求道教中的三官九府为自己祛病赐福，落款为公元700年七月七日。简，是古人在出访时，书写自我介绍及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相当于现在的名片。唐以后的历代帝王在祭祀封禅时，多有投简的传统，目前我们发现的有铜简、银简、玉简等，金简则为首次发现。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执政40余年，在这期间，她曾标新立异地创造了二三十个新字，然而由于晦涩难懂，这些字在她将朝政归于李唐之后便停止了使用。因此，金简中出现的五个武周字具有极其珍贵的断代价值。可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她所遗留下来的文物，除了零星的碑刻外，大都还埋藏在她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陕西乾陵中。所以，这枚金简是我们目前唯一见到的、与武则天有直接联系的可移动文物，也是认识和研究女皇武则天生平事迹及其晚年思想的宝贵史料。 透雕花鸟纹铜镜，唐代(618-907年) ，鹤壁浚县采集 白釉双龙瓷尊，唐代(618-907年) ，征集 双龙尊这种器型是在晋朝鸡首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吸收了西域胡瓶的特点，始见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当时自铭“传瓶”。 青釉环形鸡首瓷壶，隋代(581-618年) ，新乡市出土 　　在我国古代，人们擅长以各种动物为原型来制造陶瓷器，鸡是最常见的家禽之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鸡的形象常常被添加到陶瓷器当中，鸡首壶就属于这一类。壶身一侧有鸡头装饰，又叫鸡头壶、天鸡壶。“鸡"与“吉”谐音，古代“天鸡”是神的使者。《韩诗外传》中将鸡称为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的“德禽”，因而，鸡首壶的造型深受人们喜爱。青釉环形鸡首瓷壶，隋代文物，高25.5厘米。该壶通体施青釉，壶为盘口，腹部为环形，肩上有四个拱形系，一侧装饰鸡首，鸡首高昂，鸡嘴微张，仿佛在打鸣，造型生动逼真。与鸡首相对应的部位有龙形柄，龙头攀附在壶的口部，龙尾贴在壶的肩部，造型夸张。虽然此壶鸡嘴微张，但鸡嘴部位与壶腹部并不连通，液体不能从鸡嘴部位流出，因此鸡首并不具备使用功能，仅作装饰而已。鸡首壶作为明器随葬于墓中，将鸡的吉祥、生命、阳刚、辟邪的寓意带入其中，以求逝者安息。 隋唐陶瓷 隋唐时期，陶瓷生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河南成为此时一个重要的陶瓷中心，白瓷工艺臻于完美，釉色透亮、洁白如玉曾为贡品，主要窑口有巩义窑、相州窑、鹤壁窑等。鲁山段店窑创烧的花釉瓷，巩义黄冶窑烧制的釉色丰富的唐三彩、绞胎器及最早的青花瓷，充分展现了唐代陶瓷工艺的推陈出新。 巩义黄冶窑与唐三彩 巩义黄冶窑是生产唐三彩的主要窑址，位于巩义市东的大、小黄冶村，出土了数量丰富的三彩器物、模、范和和窑具等，烧造年代从隋末到晚唐。 唐三彩是以高岭土或黏土作胎素烧，然后施以含有铁、铜、钴、锰等不同成分的彩釉，再次入窑焙烧而成的一种铅釉陶器。在烧制中各种色釉流动浸润，变幻莫测，艺术效果自然天成。 纹胎盖罐，唐代(618-907年) ，征集 三彩鸳鸯尊，唐代(618-907年) ，1974年新安县十里村出土 　　三彩鸳鸯尊，唐代文物，高13.5厘米，长29厘米，1974年河南洛阳新安十里铺村唐墓出土。此尊造型生动，釉色斑驳绚烂，栩栩如生，是三彩工艺与实用品相结合的典型器。尊，是古代一种常见的盛酒器。此尊呈卧姿鸳鸯形，背部有椭圆形口，鸳鸯扁嘴长颈，昂首卷尾，两翼覆身，蹼足站在一块方形台板上，通体施黄绿白等彩釉加以装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堪称是一件精妙无双的唐三彩珍品。 鸳鸯，是雄鸟鸳和雌鸟鸯的统称，雌鸟的羽毛一般为灰褐色，而雄鸟的羽毛相较于雌鸟羽毛，色彩格外鲜艳，因此鸳鸯尊的形制常以鸳鸯中的雄鸟作为仿制原型。三彩器，全名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三彩器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是因其形式多样、色泽艳丽、造型逼真，且包含着时代的神韵，这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和美学理念。唐三彩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在盛唐时达到高峰，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盛唐时期的政治局面及其雄浑博大的时代风貌。 三彩钱柜，唐代(618-907年) ，洛阳市征集 越窑青釉四系刻花瓷背壶，唐代(618-907年) ，1985年三门峡市出土 　　越窑青釉四系刻花瓷背壶，唐代文物，高21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9.2厘米，1985年三门峡市唐墓出土。墓主人为张弘庆，其祖先为清河人，后迁居陕州甘棠，任武职禁卫。背壶整体造型模仿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盅形椭圆小口，上置菌状盖，盖顶为椭圆形。壶颈短细，弧肩起凸棱，模仿皮囊缝合的样子，左右两肩下各贴塑有两对穿钮，用以贯穿革带，方便人们背负携带。壶盖顶装饰模制花纹，腹部正背两面装饰划花草纹，穿钮下装饰有蕉叶状纹饰。简单的划花，自然流畅，朴素古雅。壶通体施淡青色釉，釉质细润，宛如碧玉。若说银质仿皮囊壶、白釉或褐釉皮囊壶似北方粗犷豪放的男子，越窑青釉仿皮囊背壶，则是温柔秀气的南方女子，尤其是沉静内敛的青釉，更像南方多雨迷蒙的湖山之色。 石菩萨头像，唐代(618-907年) ，1976年荥阳县大海寺遗址出土 石菩萨头像，唐代(618-907年) ，1976年荥阳县大海寺遗址出土 阿弥陀佛石坐像，唐代(618-907年) ，巩义市出土 蓝釉陶净瓶，唐代(618-907年) ，1978年洛阳市出土 白釉瓷净瓶，唐代(618-907年) ，征集 白陶莲花座，唐代(618-907年) ，1993年巩义市出土 十一面六臂观音石立像，唐代(618-907年) ，1976年荥阳县大海寺遗址出土 十一面观音为密宗佛教崇拜的“六观音”之一。该观音像为白毫相，身雕六臂，两手胸前合掌，做说法相；两臂下垂，左手似执枝叶。发髻正面上刻八个小头像。最上面是高肉髻佛像，余七个作善萨装束，左耳后刻凶相面，右耳后刻善相面。该像造型奇特、雕刻细腻，人面形象各异，生动逼真。 　　十一面六臂观音石立像，1976年3月荥阳市大海寺遗址出土，唐代长庆年间(821--824年)刻，残高1.71米，石灰岩雕造，两腿膝下残缺。观音的高发髻上面分三层刻八个小头像，最上面一个是有高肉髻的佛头像，中层二个和下层五个均为梳发髻的菩萨头像。另在左耳后刻凶相面，右耳后刻善相面。正面相丰圆饱满，宝缯(音同增)垂于肩前，头后的发束在两肩上形成波浪形。两眉间刻白毫相，眉弯且细，眼脸呈波浪形，鼻高且直，两唇轻合，微露笑容。颈饰三道蚕纹，戴珠串项饰，斜披珞腋，帔帛绕肩沿身侧垂下，下身着裙。身雕六臂。据《成菩提集》“十一面观音”条记载:十一面观音，密宗称“变异金刚"，为六观音之一，三面当前，面作慈悲相，右边三面作威怒相，左边三面利牙出相，后有一面作暴笑容，最上一面作如来相，冠中有化佛。大海寺十一面观音造像和上述记载基本特征相符，但也稍有出入，十一面集中在正面相上，更显其威风凛凛、不可侵犯的气势。早期密宗造像现存较少，此像对研究密宗造像具有重要价值。 汉白玉弥勒佛坐像，唐代(618-907年) ，新乡市征集 　　弥勒佛造像，河南省原阳县福宁集出土，唐代文物，汉白玉雕造，通高147厘米。弥勒头现肉髻，额上发际及肉髻呈品字形并刻出三个右旋式涡轮纹。面相方圆饱满，颈饰三道蚕纹，外着扁衫式袈裟，内着僧祗(音同知)支，胸前束带打结。袈裟从右胁下甩向左臂，然后从右肩探出下垂身前，满覆右臂。衣褶垂至足部。手施说法印。双腿下垂倚坐于方形台座上，足踏两朵盛开的莲花。佛座下的方形束腰须弥台座，四角各雕一夜叉扛托，且在每面的中间雕一兽首。弥勒造像自北魏时就开始盛行，直至隋唐而不衰，其形象发展经过四个阶段:早期的弥勒造像以交脚菩萨出现，反映的是弥勒在兜率天宫说法的形象；北齐时期的弥勒造像多以头戴宝冠，着菩萨装的倚坐像出现，反映的是弥勒将从兜率天宫下到人间尚未成佛的形象；到了唐代，弥勒开始变成着佛装倚坐的佛形象，反映的是弥勒在龙华树下成佛后的形象；而宋代以后的弥勒，由于大肚和尚契此的圆寂谒语，人们认为他是弥勒转世，于是就按他的形象塑造出大肚弥勒佛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佛像。 季氏八佾(yi)舞于庭 鲁国权臣季孙氏(季平子)在自家的庭院中，公然使用周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之舞--即由六十四人组成的乐舞行列，孔子知道后痛斥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照周礼，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氏作为大夫妄用天子之礼，其行径不仅是对礼法的公然践踏，更是春秋末期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的缩影，曾经最恪守周礼的鲁国也未能逃脱“礼崩乐坏”的命运。 蟠螭(chi)纹铜鼎、瓦纹铜簋(gui) ，春秋，1978年山东枣庄薛国故城2号墓出土，济宁市博物馆藏 这套七鼎六簋是薛国国君的用器，符合当时的礼制用数。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周封的列国纷纷僭越的大形势下，偏远的小国却在不经意间保持着合乎规制的用鼎礼制。孔子认为如果人人怀有仁心，本着孝悌之行，知礼明礼，恪守秩序，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社会也就和谐了。 孔子铜造像，明，原藏新蔡文庙，新蔡县博物馆藏 该像左下有铭文:“大明敕封刑部主事曹大夏于嘉靖庚戌年长至日恭造”；像右下有铭文: “先师孔子司寇像颜曾思孟像各一尊奉之塾宫钦于万世”。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为营造尚学之风，曹大夏筹资铸造了这件高约1.25米、重达400斤的孔子铜像及体量略小的颜曾思孟孔门四配造像。该像为国内目前仅存的一尊明代大体量孔子铜造像。 孔子行教像，清，孔子博物馆藏 圣迹图--俎(zi)豆礼容，明，孔子博物馆藏 孔子小时候就表现出对与祭祀相关的“俎豆之事”的强烈兴趣。稍长之后又成了为人相礼的儒者，主持祭祀祖先和丧葬礼仪等。或许这是像孔子这样的落魄贵族子弟最快的晋身之途。孔子通过对这种礼仪活动，及背后出发点的思考，渐渐有了理论的认识和积累，并向以道为追求的君子儒方向发展。 “陬”(zou)铭铜钺，西周，1980年山东邹城张庄镇小彦村出土，邹城博物馆藏 铜钺的箍饰间铸有九字铭文，其中有地名“陬”。孔子父亲叔梁纥曾因战功升任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大夫，所以又称“陬叔纥”。铭文中的“陬”即孔子父亲任职过的陬邑。 拜胙遇途 阳虎原为鲁国季孙氏家臣，公元前504年，阳虎实际上取得了陪臣执国命的地位。此时的孔子因兴办私学而有了很大影响力。阳虎极力想拉拢孔子，孔子则虚应之。究其原因，阳虎是权力意志型士的代表，是礼崩乐坏时局的直接受益者，孔子是道德文化类型士的代表，致力于恢复旧秩序，二人可谓是道不同。 圣迹图一-女乐文马，明，孔子博物馆藏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膰(fan)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天下》 孔子失去季氏支持，正好齐国送女乐来，鲁定公和季氏耽于女乐，数日不视朝。当年郊祭后，季氏不按惯例分胙(zuo)肉给孔子。孔子本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决定离开鲁国。 圣迹图--因膰(fan)去鲁，明，孔子博物馆藏 明神宗书宋高宗赞司寇(孔子)像，明，孔子博物馆藏 孔子画像上方像赞出自宋高宗所作《文宣王及其弟子赞》，明神宗书。 鲁国经历了阳虎之乱后，掌权的季氏家族深感权力下移对三桓家族造成的影响。孔子此时得到了出仕的机会，由中都宰而小司空，再到大司寇。在季氏的支持下，孔子的施政理念有了较大发挥空间。但孔子是要恢复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基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必然损害季氏及三桓的利益，嫌隙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