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昌国历史看新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演进

小叶聊旅游#2

吐鲁番盆地的高昌，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支点。从班氏经营西域开始，西域便由部落时期逐渐进入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东汉末年敦煌长史张恭驻防高昌，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等政权对高昌进行行政建置，麴氏高昌国时期历代中原王朝对高昌王都进行册封加冕，历史长河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大一统”思想在西域深化与发展的轨迹。从考古发现与文化交流的实证来看，无论在分裂割据时期还是地方政权自治时期，西域各城郭诸国或统一部落都始终保持着对中原政治文化的强烈认同与归属感，历史一再证明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高昌地处吐鲁番中部，是古代扼守西域门户，其历史命运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纵观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高昌历史，虽然政治格局风云变幻，政权更迭频繁，但在这一表象之下，潜藏着一条清晰的历史主线，即中原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向西延伸，以及西域地方政权对中原“正统”地位的持续追寻与政治依附。这种依附不仅建立在册封与朝贡的政治纽带之上，更深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交流之中。

高昌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始于汉武帝时期，设立戊己校尉进行屯戍。进入魏晋时期，虽然中原局势动荡，但中央政权对高昌的管辖并未中断，反而随着行政建制的完善而加强，中原文化也随之在此生根发芽。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鉴于西域的战略重要性，以敦煌长史张恭兼领西域戊己校尉身份驻防高昌。张恭驻守高昌，不仅是军事上的防御，更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屯田技术和农耕文明。他在高昌“穿渠灌溉”，推广铁制农具，使得高昌从单纯的军事据点逐渐发展为具有农业基础的社会单元。同时，随军而来的官吏、士兵及其家眷，将汉字书写、礼仪习俗带入高昌，奠定了高昌汉文化社会的底色。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前凉政权。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张轨派西域长史李柏管辖高昌诸地。著名的《李柏文书》出土于新疆若羌，其书法字体虽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但笔法严谨，尽显中原士人的书写风范。这不仅证明了李柏处理西域事务时的行政效率，更折射出当时高昌及西域地区普遍使用汉字、遵循中原文书规范的文化现状。随后，前凉张骏设立高昌郡，这是高昌地区首次设立郡县制，标志着中原行政体制与教育文化制度同步植入西域。

前凉之后，高昌的管辖权随河西政权的更迭而变化，但“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与文化交融得以延续。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苻坚灭前凉，派杨干驻宁高昌。前秦崇儒兴佛，随着军事力量的进驻，大量中原僧侣和工匠西行，佛教艺术与儒家经典开始在高昌广泛传播。这一时期，高昌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汇的枢纽，但其核心依然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

隆安五年（401年），后凉吕光派隗卑为高昌太守。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由氐族、汉族建立的政权，都无一例外地任命“太守”治理高昌，并推行中原的法律与教化。太守不仅负责行政，往往还承担“推行教化”的职能。这种行政上的连续性，伴随着中原典籍（如《诗经》、《论语》）在高昌上层社会的普及，为后来高昌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接受册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与心理基础。

公元460年，麴氏高昌建立。在历时140余年的统治中，麴氏高昌不仅在政治上尊奉中原，更在文化上全面模仿中原，其中原化程度之深，堪称西域地方政权之典范。麴嘉之孙还世居河南为官，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南阳一处建设工地发掘出来一个贵族墓葬，就是麴庆子的墓葬，墓志铭写着麴庆子的生平事迹，他正是高昌麴嘉三世孙。

麴氏高昌时期，历代国王如麴嘉、麴坚、麴伯雅、麴文泰等，无不主动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这种政治行为背后，是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

麴嘉接受北魏册封后，不仅获得了“高昌王”的封号，更将北魏的官制、法律全盘引入高昌。高昌国内设立了与中原类似的行政机构，甚至儒家经典《毛诗》、《论语》、《孝经》成为了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出土的高昌墓砖中，大量引用中原典故，证明了当时高昌社会对儒家伦理的尊崇。

隋炀帝时期，高昌王麴伯雅入朝觐见，深受中原衣冠文明震撼。回到高昌后，他发布了著名的“解辫削衽”令，下令国民废除鲜卑或胡人的服饰发式，改穿汉服，以此全面中原化。隋朝宗室女华容公主的嫁入，更将隋朝宫廷的音乐、舞蹈和礼仪带入高昌。麴伯雅的这一改革，不仅仅是服饰的变更，更是对中原文化归属感的极致表达，体现了高昌王室在精神层面完全融入中华文明的决心。

唐初，高昌王麴文泰受封“交河郡王”。尽管后期由于西突厥挑唆一度阻绝商道，但高昌国内的文化生活依然高度中原化。玄奘西行途经高昌时，麴文泰不仅与其结为兄弟，更因玄奘来自大唐而给予极高礼遇，称“恨今生未得奉觐大唐风采”。这从侧面反映出，即便在政治对抗的短暂时刻，高昌统治阶层对大唐文化的仰慕从未消减。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平定高昌设立西州，当地贵族与百姓平静接受，甚至在诗文中称颂唐朝为“圣朝”，这正是长久以来文化同源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

新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形成”并非始于一时一地的征服，而是基于长期的政治管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所形成的深厚历史积淀。汉字的书写、儒家经典的诵读、中原礼仪的遵行，早已成为高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唐军平定高昌时，当地民众迅速融入大唐治理体系，并涌现出大量精通汉文的西域学子，这正是“大一统”思想在文化层面深入人心的最有力证据。

从班超经营西域，到221年张恭驻防高昌，到640年唐朝设立西州，在这四百余年的历史跨度中，高昌虽然历经了行政建置的变迁和地方政权的兴替，但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始终紧紧围绕着中原王朝。历代中原王朝册封高昌王，不仅是行使主权的象征，更是对西域各族民众中华归属感的肯定；而高昌王主动接受册封、推行汉化，则是其内在文化认同的必然外化。

高昌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新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是政治版图与中华文化的双重统一。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共鸣与政治依归，使得新疆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历史进程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丽篇章。

当高昌国民众在唐及以后分流南北疆广阔土地上时，在反复融合基础上，最终形成今天新疆不同的民族，统一多民族思想也伴随民族融合不断深化，在天山南北一个个民族融合感人故事，一处处民族融合历史丰碑，都在告诉世人，新疆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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