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贯彭城 故居藏春秋——崔焘故居游记

大德天下

在徐州户部山西坡，矗立着一处规模宏大的古民居群。青瓦灰墙间沉淀着三百年的岁月沧桑，飞檐斗拱下承载着一个家族的荣耀与传奇，这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崔焘故居。这座始建于乾隆年间、扩建于道光时期的宅院，不仅是徐州古民居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崔氏家族“诗礼传家、清廉济世”精神的物质载体。从明嘉靖年间崔氏先祖迁徙彭城，到清道光年间崔焘官至怀庆知府，再到如今作为文化地标向世人开放，崔焘故居如同一部立体的史书，镌刻着家族的迁徙脉络、官宦的勤政佳话、建筑的匠心独运，更见证着徐州这座古城的文脉传承。 一、家族源流：从避乱迁徙到彭城望族

崔氏家族的迁徙史，是一部裹挟着时代风云与生存智慧的奋斗篇章。据《徐州崔氏族谱》记载，户部山崔氏的先祖可追溯至明洪武四年（1371 年），最初从山西长子县迁居河南巩义、温县，后辗转迁至山东濮州孟山前大柳头村，世代为当地望族。家族命运的重大转折，始于明代嘉靖年间的翰林崔海。彼时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官至直隶大城县知县的崔海深感仕途艰险，为避祸乱，他辞官归田，并令第三子崔赞迁往外地开基立业。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崔赞携夫人程氏、子继孟等流寓徐州，开启了崔氏家族在彭城的繁衍之路。初到徐州时，崔赞一家幸得大沟里赵氏相助——赵氏家富无子，愿纳继孟为婿，更资助崔氏在东乡吕梁城头村（今铜山张集城头村）建家置业。彼时的吕梁城头村还是荒野之地，人烟稀少，却成为崔氏家族的肇基之地。崔赞作为彭城崔氏一世祖，以贡生身份奠定了家族的文化根基，村中至今留存着崔赞的墓碑与旗杆石遗址，峰山山坡上也曾有崔氏祠堂、牌坊，昔日松柏蔽日、泉涌清流，虽经1938年日寇砍伐，如今由后人补植的林木已重新郁郁苍苍。 崔氏家族真正定居户部山，始于七世先祖崔岫。崔岫为贡生出身，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授宿州判官，于乾隆年间正式徙居徐州户部山，成为家族发展的关键节点。崔岫学识渊博，著有《四书讲义》《书经讲义》流传于家中学堂，更以“诗礼传家”为家训，为家族的科甲鼎盛埋下伏笔。自崔赞迁徙徐州至清末，崔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共涌现出2位翰林、5位进士，为官者达13人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彭城望族”。其中，道光年间的崔炘、崔焘兄弟最为声名显赫：崔炘以增生任广东高州通判，后升广州同知，因老父病重辞官还乡；次子崔焘更是官至怀庆府知府，以勤政爱民、清廉奉公名垂青史，成为家族最耀眼的荣光。 二、名臣崔焘：勤政为民的翰林风骨

崔焘（1794—1854），字健蓭，号虹桥，作为崔氏家族第十世传人，其一生政绩卓著，堪称封建时代清官廉吏的典范。清道光九年（1829 年），崔焘登己丑科二甲第九十三名进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这份“翰林”功名不仅为家族赢得了至高荣誉，更塑造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为官初心。

道光十九年（1839 年），崔焘选授河南通许知县，上任伊始便遭遇黄河决堤的天灾。面对汹涌的洪水与流离失所的百姓，崔焘不顾个人安危，亲驾小船穿梭于灾区，为灾民施放粥米，安抚民心。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这份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担当，让他迅速赢得了通许百姓的爱戴。此后，崔焘升任裕州知州，当地多盗贼，社会治安混乱，他到任后立即着力清剿匪患，严明法度，很快使裕州恢复了安宁。 不久，崔焘调任河南郑州知州，恰逢当地遭遇旱荒，粮食歉收，饿殍遍野。当时邻邑的赈款发放多有浮夸冒领之弊，导致救灾成效甚微，而崔焘坚持按户核实灾民人数，精准发放赈款物资，不仅让真正受灾的百姓得到救助，更使赈灾费用节省数倍，其务实清廉的作风可见一斑。随后，崔焘升任浙川厅抚民同知，在任期间，他施政宽严相济，既体恤民情、轻徭薄赋，又严惩不法之徒，使浙川四境晏然，百姓安居乐业。 清咸丰元年（1851 年），因政绩突出，崔焘被皇上召入朝策问，深得咸丰帝赏识。咸丰四年（1854 年）春，崔焘升任怀庆府知府，正当他准备在新的岗位上继续施展抱负时，却因积劳成疾，于当年十月卒于任上。朝廷为表彰其一生功绩，追授他为安徽安庆知府。崔焘的一生，始终坚守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无论身处何种职位，都以百姓福祉为念，其勤政爱民、清廉奉公的翰林风骨，不仅成为崔氏家族的精神标杆，更被载入史册，为后人所敬仰。 三、故居形制：依山而建的建筑瑰宝

崔焘故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因崔焘功名卓著，奉皇命扩建，最终形成规模庞大的古民居群。故居坐落于户部山西坡，充分利用山地地势，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现存下院和上院的前半部，东西长115米，南北最宽处51米，占地面积52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共有12个四合院、150余间房屋，其规模之宏大、布局之精巧，在徐州古民居中首屈一指，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整体布局：尊卑有序的空间伦理

崔焘故居的布局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与风水理念，呈现出“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尊卑有序”的特点。以功名楼为正门，沿中轴线依次分布着影壁、垂花门、翰林楼、祠堂院等核心建筑，两侧则对称排列着佛堂院、鸳鸯楼、墨缘阁等附属院落，形成一个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建筑群落。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封建家族的等级秩序，更蕴含着“中庸和谐”的传统文化思想。

由于故居建于山坡之上，地势落差较大，建筑师巧妙地采用“阶梯式”布局，将不同海拔的院落通过腰廊、抄手游廊连接起来，既解决了地形带来的不便，又形成了“院中有院、廊廊相通”的独特景观。行走于故居之中，时而拾级而上，时而穿廊而过，不同院落的景致交替呈现，步移景异，别有韵味。 （二）核心建筑：匠心独运的艺术典范

功名楼与双旗杆：功名楼是崔家大院的主入口，也是家族荣耀的象征。这座三开间的二层楼，楼上高悬“翰林”大匾，楼内悬挂着褒扬崔氏家族的各种匾额，堪称崔家的“荣誉馆”。功名楼门前建有八字形影壁，影壁后立着两根高近 20米的旗杆，这便是闻名遐迩的“双翰林双旗杆”。在中国古代，家门前立旗杆是功名的象征，称为“功名旗杆”，一般贡生即可立旗杆，而崔家的旗杆为翰林旗杆，规格极高，因家族出过明代崔海、清代崔焘两位翰林而设双旗杆。旗杆选用坚挺经久的优质木材，顶端为银制旗杆帽，上置两个斗（进士出身专属），斗内存放五谷，寓意五谷丰登、家族兴旺。当年立旗杆时，崔家举办了盛大的庆典，披红挂彩、燃放炮竹，邀请唢呐班吹奏，宴请当地官员、恩师、耆老与亲友，成为徐州城一时的盛事。

八字影壁与永远示禁碑：功名楼前的八字影壁墙，不仅是装饰性建筑，更蕴含着深厚的风水文化。影壁墙可阻隔外界对院内的窥探，风水学认为“直生煞，曲生吉”，外界吹来的煞气经墙两侧分流，转化为吉祥之气。影壁墙中间雕有万年青宝瓶，四角雕着口衔寿桃的蝙蝠，寓意“四方来福，长寿平安”。在 2001 年的修复工程中，故居内发现了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的《永远示禁》碑，碑文为政府告谕，明确规定“郡城古迹，凡有关风水者，俱不准附近居民擅自拆毁”，特别提及户部山的玉铃、右节、左丽、金雉四门需“仍存旧制保护”。这方“文物保护碑”的发现，印证了崔焘故居及户部山古迹在历史上就受到重视，为其保存至今起到了重要作用。 翰林楼：作为崔焘出生和生活过的核心建筑，翰林楼的建筑规格极高。屋脊两端安放着插花云燕，这是高等级房屋建筑的标志 —— 即在正吻头上立一根铁柱，由祥云瑞兽、日月星、飞燕等构成和谐的宇宙空间，原有的插花云燕在大风时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哨声，可传遍大半个户部山西坡。四条垂脊除安放四神兽外，还设有三只小兽，最前面为骑凤仙人，其后是海马朝阳，最后是犀牛望月，寓意“喜从天降”。翰林楼的建筑细节处处彰显着主人的翰林身份，室内装饰精美，木雕、砖雕构件繁复而不失雅致，见证着崔焘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祠堂院：祠堂院是崔氏家族祭祀先祖、商议族事的重要场所，设有大小两座祠堂。正殿为大祠堂，供奉着崔氏血缘先祖炎帝、姜尚，崔氏得姓始祖季子及清代翰林崔焘的牌位，彰显着家族的渊源与荣耀；偏殿为小祠堂，用于供奉无功名的崔氏祖宗牌位，体现了“祖宗同等”的家族伦理。西厢房为议事厅，家族的重要活动如祭祀、修谱、议事等均在此举行，是维系家族凝聚力的核心空间。祠堂院内的建筑装饰庄重典雅，木雕、石雕多以吉祥图案、忠孝故事为主题，潜移默化地传递着家族的家训家风。 佛堂院与谢恩坊：佛堂院坐落于崔家大院的西头，意指西方极乐世界，是崔氏家族的家庙，表明府上主人崇尚佛教。院内平日供族人烧香拜佛、祈求平安，遇家族重大活动则请僧人操办法事，其建筑风格古朴肃穆，弥漫着宁静祥和的氛围。谢恩坊则是崔焘为感念皇恩浩荡而修建的标志性建筑，原是一高两低的木结构古式牌坊，修复后的“谢恩坊”三个大字采用清末民初徐州书法家张伯英的墨迹，字体苍劲有力，彰显着家族与皇权的联结，也见证着崔焘“忠君爱国”的思想。 鸳鸯楼与墨缘阁：鸳鸯楼是故居中极具巧思的建筑，一层与二层处于前后两个不同的四合院，房门朝向相反，一层为西花厅院的堂屋，二层为二进西跨院的南屋。建筑师以一楼巧妙分隔两个四合院，完美解决了地势落差较大的问题，堪称因地制宜的典范。墨缘阁则兼具教育子女与接待客人的功能，室内陈设典雅，摆放着古籍、笔墨纸砚，体现了崔氏家族“耕读传家”的传统。此外，故居内还有祭祀先祖的大小祠堂、迎奉圣旨的谢恩坊、接待亲戚的内客厅、陈放匾额的功名楼等，房屋形式多样、功能齐全，涵盖了居住、祭祀、教育、社交等多种需求。 （三）装饰艺术：精雕细琢的文化符号

崔焘故居的装饰艺术堪称徐州古民居的巅峰，石雕、砖雕、木雕遍布院落与房屋的各个角落，题材丰富，工艺精湛，每一件构件都是承载文化内涵的符号。木雕主要分布在梁架、门窗、挂落等部位，图案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主人的高洁品格；牡丹、莲花等吉祥花卉，企盼家族荣华富贵；还有《二十四孝》《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起到教化后人的作用。砖雕多见于影壁、门楼、墙垣，如功名楼院影壁中心的巨大砖雕“福”字，四周环绕着梅兰竹菊与牡丹，构图饱满，雕刻精细；八字影壁上的蝙蝠、宝瓶等图案，线条流畅，寓意吉祥。石雕则主要用于柱础、台阶、栏杆等，造型古朴厚重，纹饰简洁大方，既起到承重作用，又增添了建筑的艺术美感。这些装饰构件不仅展现了清代徐州工匠高超的技艺，更将崔氏家族的审美情趣、价值追求融入其中，使故居成为一座“无一处无文化，无一处不艺术”的建筑博物馆。

崔焘故居，这座矗立在户部山西坡的古民居群，三百年间见证了一个家族的迁徙与兴旺，承载着一位名臣的清廉与担当，凝固着一座城市的建筑艺术与文化记忆。从崔氏先祖避乱迁徙、开基立业，到崔焘考中翰林、勤政爱民；从乾隆年间的初建，到道光年间的扩建；从历史上的家族聚居地，到如今的文化地标，故居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处雕刻、每一座建筑，都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传递着文化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科举文化的辉煌、家族文化的厚重、建筑文化的精湛、民俗文化的鲜活；在这里，我们能读懂崔氏家族“诗礼传家、清廉济世”的精神密码，也能体会到徐州这座古城“兼容并蓄、崇文尚武”的文化品格。崔焘故居不仅是崔氏家族的宝贵遗产，更是徐州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崔焘故居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人开放，它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又焕发着时代的活力。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崔焘故居将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将被更多人所熟知，其“诗礼传家、清廉济世”的精神将代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奋进的精神动力，为徐州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