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龙章（纪实文学）

作家·诗人金文丰

华夏龙章（纪实文学）

沁园春·鸿蒙启世

混沌初开，盘古挥斧，清浊分明。望九州陆海，七分浩渺，三分沃衍。四序相生，北陆霜凝。娲抟彩石，民肃灵舒，异土生。循星斗，看千峰叠翠，万派吞声。

文明肇启榛荆，赖燧氏传薪破晦冥。念神农尝草，药安兆庶。轩辕振旅，六合咸宁。尧舜垂衣，夏王疏渎，百代熙和沐德馨。商汤起，伐残诛独竖，史拓新程。

第一章昆仑雪水育华夏

昆仑山的雪水，带着冰川的凉快和远古的安静，顺着河谷往东流，在中原肚子那块冲出一片大得没边的平原。那是野草乱长的蛮荒时候，散落的部落像星星一样撒在这片好地上，用最土的办法过日子。他们裹着粗糙的兽皮，兽毛上挂着露水和泥，手里紧紧攥着千锤百炼磨出来的石器，在树林和沼泽边艰难求生——跟豺狼虎豹做邻居，靠大伙的力量，抵挡说变就变的天灾和突然来的人祸。那时候的天特别高特别净，太阳月亮星星咋升咋落、移到哪，都被当成不能违抗的神意。部落的巫祝披着彩色羽毛做的法衣，在烧得旺旺的篝火旁跳老辈传下来的祈愿舞，火光照亮了一张张诚心的脸，他们用沙哑的嗓子唱，求老天风调雨顺，多给点猎物，保住族群那点微弱但硬实的命。

钻木取火的技术，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人，死了多少人才传开。有个叫燧的年轻后生，曾在被雷劈过的林子里，见过自己烧起来的火——那跳动的橘红色火苗，既能赶跑黑夜里盯人的野兽，又能把生肉烤得喷香，可一下雨就灭，只剩一堆灰。他对那火苗的念想在心里扎了根，花了整整三年，试了无数种木头，手磨得全是血，结了痂再磨破，愣是没放弃。终于在一个干爽的午后，他用硬燧石蹭干榆木，火星溅到干草上，一开始只是一点微光，在他屏住呼吸的护着下，慢慢燃起第一把能掌控的火。当暖烘烘的火光照亮族人惊喜的脸，当烤肉香飘满营地，燧知道，这团火不光赶跑了冷和黑，更把人和野兽分开了。火种被小心守在陶盆里，有人专门日夜看着，部落搬家时，它是引路的灯；冬天时，它是挡寒的墙，成了族群活下去的精神念想。

石器的做法也在时间里慢慢变好。从最开始土得掉渣的砍砸工具，到后来磨得精细、样子规整的石斧、石犁，人改造自然的本事在一次次干里越来越强。部落里手最巧的石匠叫石父，他凭对石头的感觉和好手艺，能按不同用处做不一样的石器：砍树的石斧，刀口锋利像刀，一挥就能断硬树枝；耕地的石犁，弧度正好，能轻松划开地，埋下种；打猎的石矛，尖又硬，扔出去能准准扎中猎物。一次偶然，石父发现把磨好的石器泡油里再细磨，能让刀口更结实，不容易崩。这个小发现，让部落干活效率提了一大截，给后来的种地埋了种子。随着工具变好，人们不光满足于摘果子打猎那点不稳当的食物，开始试着开垦平原上肥沃的地，把摘来的饱满草籽小心撒下，天天盼着收成。

神农氏是当时部落联盟里最受敬重的头领，他心里装着大伙，看族人常因吃错草木中毒疼死，就发了大愿，要尝遍百草，给族人找活路。他带着几个忠心的随从，走遍中原的山山水水、密林荒野，尝的草木数不清，有时一天中毒好几次，浑身抽筋、肚子疼得像刀割，多亏随身带的几种解毒草药，才一次次从鬼门关回来。一次，他误吃一种开黄花的植物，毒劲特别猛，立马肚子疼得不行，浑身抽筋，快晕时，他拼尽最后力气，让随从把这植物记成剧毒，后人就叫它“断肠草”。经过多年的辛苦摸索，神农氏终于整出一套详细的草药记录，啥草能治病，啥能吃，啥有毒不能碰，都写得明明白白，给族人提供了活命的指南。他还教大家认谷物种子，耐心推广种地技术，手把手教咋耕地、播种、浇水，让大家从只靠摘果子打猎的日子，慢慢变成更稳当的种地生活。每到春播时，神农氏总亲自到田边，看绿油油的苗在太阳下长，他满脸皱纹的脸上会露出笑。

先民告别光屁股的蛮荒时代，是从发现蚕丝开始的。有人看春蚕吐丝做茧，被丝的韧劲吸引，就开始试着把蚕茧放热水里煮软，小心抽丝，再用自己做的简易木织机，把丝织成布。最早织的布粗糙，满是线头，但比厚重硬的兽皮轻便舒服，透气也好。做衣服的人不满足，不断改织机的结构，优化织布法，把复杂的流程拆开细弄，让织布效率大增。他们还研究染色，用植物的汁——像茜草的红、蓝草的蓝、栀子的黄——把布染成各样颜色。从此，穿衣不光为挡冷，衣服也开始有装饰和分身份的作用。不同部落的人，会用不同样式的衣服表明身份和部落，服饰文化的雏形就在华夏大地上慢慢成了。

随着干活的本事慢慢长，部落的规模越来越大，粮食开始有剩，私有财产的概念冒了头。最早的私有财产，只是一些磨得精细、做得好看的石器，或是精美的陶器，后来慢慢扩大到肥沃的地、成群的牲口。部落里的强人，凭过人的力气、脑子或手艺，攒了更多好东西和资源，慢慢成了部落的核心头领；而老弱病残这些弱一些的，只能靠强人活着，靠他们的护着拿吃的。原本平等互助的氏族社会，开始有明显差别，主人和仆人、穷人和富人的区别越来越清。有个叫蚩尤的部落头领，性子猛又好斗，野心大得很，他凭部落能打的本事，带着人到处打仗，抢别的部落的地、人和东西，把抓来的人变成奴隶，强迫他们干活、做东西。这种抢夺式的扩张，让蚩尤部落很快壮大，成了当时势力最大的部落之一，但也惹了别的部落的不满和反抗，中原大地陷入了乱战。

黄帝和炎帝，原本是同个根出来的两个部落头领，他们的部落都在黄河流域过日子。炎帝部落会种地，早早就在肥地定居，攒了丰富的种地经验，族人日子过得稳；黄帝部落会打猎和打仗，部落里的人个个能打，地盘不断变大。随着两个部落的发展，地盘慢慢挨着了，为了争肥地、水这些有限的好东西，矛盾越来越深，摩擦不断。而蚩尤部落的冒头，让原本就复杂的局势更紧张——蚩尤不光常欺负炎帝部落，抢粮食和人，还对黄帝部落的活路构成了大威胁。炎帝曾带部落多次挡蚩尤的进攻，但都因差太多而败，部落损失大，快不行了。在这生死关头，炎帝放下部落间的隔阂，决定向黄帝求助。黄帝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立马答应了炎帝的请求，两个部落正式结盟，一起挡蚩尤的侵犯。

涿鹿之战，成了华夏历史上头一回大规模的部落战争，这场仗的输赢，直接关系到中原各部落的命。蚩尤带着装备好、士气高的部落联军，气势汹汹地向炎黄联盟发起猛攻。他的兵个个能打，不怕死，还懂点简单的巫术，战场上常起大雾，看不见路，让炎黄联盟的兵迷路，陷入被动。面对不利情况，黄帝很冷静，展现了出色的领头本事。他让人天天看天象，凭星星位置辨方向，最后做出了指南车，就算在大雾里，也能准准指路，给联军引路；同时，他积极联合被蚩尤欺负的部落，壮大联盟力量，形成合力。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死战，战场上喊杀声震天，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尸骨满地。黄帝亲自敲鼓助威，鼓声咚咚，激励着联军士兵勇敢杀敌，士气大振。经过九次激烈的拉锯，炎黄联盟终于凭团结和正确的战术，打败了强大的蚩尤部落，蚩尤被抓住杀了。战后，蚩尤部落的人一部分加入炎黄联盟，慢慢融了进来；另一部分被迫往南迁，去了偏远的南方。

涿鹿之战后，黄帝的威望大增，中原大地上的部落都来归附，希望在他带领下过安稳日子。黄帝顺应大家的心意，和炎帝一起，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的部落，建起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没靠武力搞独裁，而是推行德政，一心为百姓好。他让人量地，划清楚的界，避免部落因地再起争执；他组织人看天象，做准的日历，指导大家按季节安排种地和打猎；他规范音乐，定礼仪，让社会更有秩序；他还教大家建结实的房子，代替以前简陋的窝，改善了住的条件，让大家能挡风雨和野兽。黄帝注重选有本事的人，让有种地经验的指导生产，让懂医术的治病，让有手艺的教技术，形成了各尽其才、各展所长的好局面。在黄帝的治理下，部落联盟呈现出一派好景象，人们安居乐业，互相换东西，华夏文明的根基就这样打牢了。

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先后成了部落联盟的头领，历史上叫“五帝”。他们都坚持黄帝的德政理念，以身作则，勤恳为百姓办事，始终把大伙的幸福放第一位。尧帝老了时，没把头领位置传给儿子，而是坚持“天下为公”的想法，通过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把位置传给了有德行、受大家爱戴的舜。舜帝在位时，勤恳干活，不敢有一点偷懒，他广招贤才，听大家的意见，大力治洪水，发展生产，让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还定了严格的惩罚制度，规范大家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舜帝老了时，学尧帝的做法，没传位给儿子，而是把位置传给了治水有功、威望高的大禹。

大禹的父亲鲧曾奉舜帝的命治洪水，他用堵的法子，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修堤坝，想把水困住，但这个法子只能解表面，水一旦冲垮堤坝，灾更重。鲧治水九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却没平息水患，最后被舜帝处死了。大禹继承了父亲的治水任务，但没用父亲失败的法子，他吸取了教训，明白“堵不如疏”的道理，决定改用疏导的法子治水。他带着百姓，走遍天下的大山大河，看地形，挖河道，把泛滥的水引进大江大河，最后流进大海。大禹治水十三年，期间三次路过家门都没进——第一次路过时，听到媳妇生娃的声音和婴儿哭，他忍住思念，走了；第二次路过时，娃已经能扶着门叫爸，他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就回去干活；第三次路过时，娃已长成少年，拉着他的衣服想让他回家，他只是摸摸娃的头，说了几句就匆匆走了。十三年的风吹日晒，让他的脚底磨出了厚茧，手上满是裂口，但他一直坚持，没动摇。治水时，大禹走遍天下，根据山川地形，划定了九州的界，还按各地的地理、物产，定了合理的交税制度，促进了各地的经济交流。洪水退后，大禹带大家开垦荒地，种庄稼，让大家重新过上了安稳日子。因为治水功劳大，大禹受百姓爱戴，舜帝死后，大禹顺理成章成了部落联盟的头领。

大禹老了的时候，本来打算按老规矩，把首领位子传给有本事的伯益。可这时候的社会，已经变了大样，私有制越来越成熟，阶级分得更清楚，部落联盟的权力慢慢攥在少数人手里，“大家的天下”这想法开始受冲击。大禹的儿子启，野心不小，他靠着大禹留下的大威望，还有自己多年攒的势力和权力，暗中拉拢了一批部落头头，组成了硬实的支持队伍。大禹一死，启直接违背传位给贤人的老规矩，抢了首领位子，建了夏朝。启废了传位给贤人的制度，搞起父子传位，“大家的天下”正式变成了“一家的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这么出来了，掀开了华夏历史的新一页。夏朝建起来后，启遇到不少反对声，有些部落头头不满他坏了老规矩，纷纷带兵造反。启果断出兵，用武力压服了反对的部落，稳住了自己的统治。他在阳翟建了都城，修了豪华的宫殿，设了各级官职，定了严厉的法律，搞出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专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夏朝的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也慢慢成熟，虽然这时候的青铜器主要用在祭神和打仗上，还没用到种地里，但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已经说明华夏文明进了一个新阶段。夏朝过了十七代君主，延续了四百多年，到了夏桀管事的时候，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夏桀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他个子高大结实，力气大得很，能空手跟猛兽打架，却把自己的能耐用在了荒淫无道、害百姓上。他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了豪华奢侈的宫殿和酒池肉林，整天跟美女喝酒玩乐，不管国家大事，把朝政全扔在脑后。他还重用奸诈的小人，听信坏话，害忠良，对百姓进行狠毒的剥削和压迫，税收和劳役重得很，让百姓活在苦水里。民间怨声载道，人都诅咒夏桀快点完蛋，传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悲愤喊声，表达了宁愿跟他一块死，也不愿再受他压迫的绝望心情。有个叫关龙逄的大臣，忠心耿耿，看夏朝的统治快不行了，多次冒死劝夏桀，希望他能改过自新，体恤百姓，重振国家。可夏桀不但不听，反而大怒，把关龙逄残忍地杀了。关龙逄的死，让朝里的大臣都害怕，再也没人敢说真话，夏朝的统治掉进更黑的坑里。

就在夏朝慢慢衰落的时候，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慢慢强大起来。商部落的首领商汤，是个贤明有脑子的君主，他会用人，有眼光，重用伊尹等有本事的人，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攒力量，为推翻夏朝做准备。伊尹原来是商汤媳妇陪嫁的奴隶，他脑子灵，学问大，有大志，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耐，得了商汤的赏识和重用，从一个奴隶一步步成了商部落的重要谋士，帮商汤管部落。伊尹给商汤定了详细周密的灭夏计划，他建议商汤先用分化瓦解的法子，拉拢对夏桀不满的部落，孤立夏朝的势力，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发动最后的攻击。

商汤按着伊尹的计策，先试着灭了夏朝的几个附属部落，看夏朝啥反应。夏桀知道后，虽然很生气，但由于长期沉迷酒色，荒废了政事，军队战斗力差，并没采取有效的办法，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玩乐里。商汤看夏桀已经没人支持，时机成熟了，就带着各路诸侯，正式起兵打夏朝。双方在鸣条展开了决定性的决战，夏桀的军队虽然人多，但由于士兵长期受压迫，早就满肚子怨气，没斗志，战斗一开始就有不少人反过来打夏军。商汤的军队士气高，像破竹子一样，一路猛冲猛杀，大败夏军。夏桀慌忙逃跑，最后被商汤抓住，流放到南巢，夏朝正式完蛋。

商汤灭了夏朝后，建了商朝，定都在亳。他深刻吸取了夏朝完蛋的教训，知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于是实行仁政，减轻百姓的税收和劳役，鼓励农业生产，修水利，让百姓能歇着和发展。他继续重用伊尹等有本事的人，多听大家的意见，管国家，商朝的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强。商汤还定了严格的法律，规范社会秩序，严惩坏人，保护百姓的利益，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诸侯的拥护。伊尹作为商朝的开国功臣，继续帮商汤管国家，他给商朝定了一系列的规矩制度，完善了国家的管理体系，推动了商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商朝前期，因为政治动荡、王室内部争斗还有自然灾害这些原因，都城搬了好几次，政权一直不稳定。直到盘庚上位后，为了摆脱旧贵族的势力影响，稳住政权，他坚决顶着大家的反对，决定把都城搬到殷。搬过去后，商朝的政治局势慢慢稳定下来，经济也发展得很快，所以商朝也被后人叫作殷商。盘庚迁都后，商朝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生产越来越红火，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够人口增长用的；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到了顶峰，不管是铸造手艺还是艺术水平，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土的后母戊鼎等青铜器，成了华夏文明的宝贝；甲骨文也开始出现并慢慢成熟，这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在占卜和记录国家大事上，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些方面，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给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商朝的统治延续了五百多年，到了商纣王的时候，王朝又走下坡路了。商纣王和夏桀一样，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他脑子灵，口才好，能说会道，而且力气大，能空手跟猛兽打架，可他却把自己的能耐用在了荒淫无道和害百姓上。商纣王宠爱妲己，为了讨妲己开心，他不惜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修了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鹿台，台上楼阁漂亮，珍宝很多；他还设了残忍的炮烙之刑，把反对他的大臣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烤死，害忠良；他重用奸诈的小人，远离贤臣，导致朝政混乱，纪律败坏，百姓没法生活，活在水深火热里。

比干是商朝的丞相，也是商纣王的叔叔，他为人正派，忠心耿耿，心里装着国家安危，看商纣王的做法，急得不行，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劝商纣王，希望他能及时回头，醒悟过来，重振国家。可商纣王早被权力和美色冲昏了头，不但不听，反而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比干自称圣人，他的心一定有七个孔，我倒要亲自看看。”于是，商纣王下令把比干剖开肚子挖出心，残忍地杀了。比干的死，让朝里的大臣彻底绝望，很多忠良之臣纷纷离开商朝，投奔到越来越强大的周部落，商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快不行了。

周部落原来是生活在渭水流域的一个小部落，在周文王的治理下，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周文王是个贤明的君主，他尊重有本事的人，广招贤才，只要有能耐的人，不管出身高低，他都会亲自迎接，给重要的任务。姜子牙等有大本事的人，纷纷来投奔，成了周文王的得力帮手。周文王重视农业生产，推行仁政，减轻百姓的负担，鼓励大家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得了百姓的真心爱戴和周边部落的支持。他积极攒力量，暗中为灭商做准备。

第二章 春秋分封 战国逐鹿

牧野之战的硝烟在晚风里慢慢散了，落日像血一样红，洒在朝歌城的断壁残垣上，把每一块烂砖碎瓦都染成了暗红色。周武王姬发穿着带血的盔甲，站在以前殷商宫殿的瓦砾堆里，脚下的砖石还烫着，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历史断裂的缝里。推翻商纣暴政的痛快劲儿还没过，治理天下的愁事儿就压上了心头，像大雾一样散不开。殷商六百年的老底子虽然塌了，可东边的夷人、南边的苗蛮还是不服管，散在各地的殷商遗民心里也藏着复辟的火苗，就像埋在灰里的炭，随时能重新烧起来。这么大的地盘咋管，成了周王朝刚立国时最急、最难的事儿。周武王连夜叫来姜太公、周公旦这些心腹大臣，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商量，蜡烛忽明忽暗，影子在帐篷上乱晃，像历史的鬼魂在嘀咕，一套贯穿西周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就这么在摇曳的火光里定下了，像给新生的王朝搭了副骨架。

分封制的核心，就是“封亲戚，当屏障”，这不光是道政治命令，更是一场用血缘和功劳当线的大编织。周武王把天下的地和人，按亲疏远近、功劳大小，像分肉一样，分给自家子弟、外姓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人，让他们在封地建国，当周王室的保镖和帮手。受封的诸侯得干三件事：定期去镐京见天子，汇报工作，表示听话；按时交公粮，供王室花销和国家用度；天子一声令下，就得带兵跟着打仗，挡外敌或平叛乱，用武力护着王权。为了稳住局面，周公旦又帮武王定了“宗法制”和“礼乐制”，用血缘当绳子绑住贵族内部的等级，用繁琐的礼仪管住社会运转。天子下面，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等级像墙一样立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像刻在青铜器上的字，成了西周社会运转的底子，也埋下了以后崩塌的裂缝。

可老天不给时间，周武王在位才三年就突然死了，像颗流星划过刚亮的天。太子姬诵继位，就是周成王。那时候成王还小，管不了事儿，朝里暗流涌动，像平静水面下的漩涡。早就憋着火的殷商遗民武庚，趁机勾结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造反，史称“三监之乱”。叛军来势凶猛，烽火连天，周王朝一下子危在旦夕，像暴风雨里的一片叶子。紧要关头，周公旦放下朝里的争议，站出来代理国政，亲自带兵东征平叛。这场仗打了三年，周公旦带兵打进东边，不仅杀了带头的武庚和管叔，把蔡叔发配到边远地方，还一口气征服了淮夷、奄国等五十多个国家，把周王朝的地盘从黄河流域扩到了东海边，像给王朝披了件更大的衣裳。东征打赢后，为了彻底稳住，周公旦又扩大分封，把自家子弟优先分到各地的要害地方，像下棋一样；外姓功臣里，姜太公封在了齐，召公奭封在了燕，最后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把分封制推到了顶峰。

周公旦代理国政七年后，周成王长大了。周公旦一点不留恋权位，直接把权力还给了成王，自己专心搞礼乐，像功成身退的工匠，开始给这座大宫殿雕细节。他定的礼乐制度细得很，管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祭天祭祖的大典，到君臣上朝的规矩，再到老百姓的婚丧嫁娶，都有明确的条条框框。天子宴请诸侯能用八佾（六十四人）跳舞，诸侯只能用六佾（三十六人），卿大夫用四佾（十六人），士只能用二佾（四人），等级差别通过礼仪直接摆在了台面上，像用刀在玉上刻花纹。这套制度既保了贵族的特权，也给社会带来了几十年的安稳。周成王接着周公旦的路子走，勤勤恳恳，和后来的周康王姬钊一起开创了西周最红火的时代——成康之治，史书上记了“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好话。

成康之治的四十多年里，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一片兴旺。《史记》里写：“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那时候的镐京，作为周王朝的都城，宫殿高大，像巨人一样看着脚下的地；集市里人声嘈杂，商贩云集，一派盛世景象。各国诸侯守着本分，按时来进贡，把各地的好东西、粮食、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到王室，填满国库，像百川归海。农业上，井田制在全国铺开，青铜农具慢慢多了起来，像给地里添了新劲儿，产量大增，关中平原和洛邑周边的田地年年丰收，粮仓堆得冒尖，谷物满得往外流；手工业上，青铜铸造技术到了顶峰，礼器花纹漂亮、做工精细，兵器锋利，农具好用；纺织、制陶、玉雕这些行当也发展得不错，东西不光够自己用，还通过买卖传到了远方的部落，像文化的信使。文化上，周公旦编的《周礼》和《诗经》的一些篇章开始在贵族里传，贵族子弟从小学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文化水平普遍高。这时候的周王朝，地盘西到岐阳，东到海边，南到江汉，北到燕代，像头巨兽，蹲在东亚大陆的中心，是当时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

可盛极必衰是历史改不了的铁律，像潮水有涨有落，月亮有圆有缺。成康之治后，周王朝的国力慢慢走下坡路，像太阳落山，余晖虽好，但黑天快来了。后来的周天子有的沉迷玩乐，有的好大喜功、乱打仗，导致朝政越来越烂，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弱；而各地诸侯的势力却悄悄变大，像藤蔓一样慢慢挣脱了王室的管束，不听招呼了。到周幽王那会儿，西周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像盖在沙上的楼，快塌了。周幽王姬宫湦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昏君，整天沉迷女色，对褒姒宠得不行，为了哄美人一笑，竟干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荒唐事，亲手毁了两百多年的西周王朝，把自己的名字也钉在了耻辱柱上。

烽火台本是西周防犬戎这些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沿着边疆要塞一排排建着，像沉默的哨兵。一旦有敌人来，守台的兵就点火，浓烟冲天，附近的诸侯看见信号，就得赶紧带兵来救。褒姒进宫后，整天皱着眉，没笑过，像朵不开的冷花。周幽王为了哄她，竟把军国大事当儿戏，下令点骊山的烽火。诸侯们以为犬戎打来了，纷纷带兵连夜赶来救援，马蹄声震得夜空都颤，结果看见骊山上只有周幽王和褒姒在喝酒玩乐，根本没敌人。诸侯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狼狈得很，像被耍的猴，褒姒看见这情景，终于笑了，那笑容却像毒花一样美又毒。周幽王高兴坏了，后来又点了好几次，随便骗诸侯。时间一长，诸侯们不信烽火了，就算狼烟冒起来，也没人来救，信任的底子彻底烂了。

除了烽火戏诸侯，周幽王还干了废长立幼的蠢事，彻底激化了王室的矛盾，像在本来就裂的瓷器上又砸了一锤。他不顾大臣反对，废了太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当太子，还把申后废了，立褒姒当王后。申后的爹申侯知道女儿和外孙遭了殃，气得不行，立马联合缯国和犬戎，带兵攻破了镐京，战火又烧了这座老城。紧要关头，周幽王让人点烽火求救，可烽火台上的烟冒得老高，却没人理，像没人管的孤魂，诸侯们都以为又是骗人的把戏，一个都没来。公元前771年，犬戎军队攻破镐京，烧杀抢掠，周幽王和太子伯服被砍死在骊山下，宫殿烧没了，财宝被抢光，延续两百七十多年的西周王朝就这么完了，只留下一片焦土和哀嚎。

镐京陷落后，申侯联合一些拥护太子宜臼的诸侯，立原太子宜臼当皇帝，就是周平王。这时候的镐京已经破得没法住，满是伤痕，像被扔的老人，而且犬戎还老来骚扰，边境没一天安生，警报声不断。周平王没办法，于公元前770年决定迁都洛邑。因为洛邑在镐京东边，后世就把迁都后的周王朝叫东周。东周建立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像快落山的太阳。周天子彻底管不住诸侯了，地盘只剩洛邑周边百里地，经济和军事还不如强大的诸侯国。诸侯们不再按时进贡，也不听天子命令，反而为了抢地、抢人和霸权，互相打仗，以前的礼仪之邦，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战场，中国历史从此进了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打仗和定规矩都由诸侯说了算，成了新的时代特点。

春秋这名字，来自鲁国的史书《春秋》，时间大概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三家分晋前，像一段长又弯的河。这一时期，周天子虽然还顶着天下共主的虚名，其实已经没用了，像庙里的一尊泥像。各大诸侯国为了抢更多资源、扩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春秋刚开始，天下诸侯国有几百个，像满天星星，经过长期的兼并，弱肉强食的规矩被玩得明明白白，到春秋中期，逐渐形成了齐、晋、楚、秦、鲁、宋、郑、卫这些大国争霸的局面，群雄并起，抢夺中原。

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小白。齐桓公刚上位时，齐国因为内乱乱得很，国力弱，像只受伤的猛兽。他心胸宽，有眼光，不计前嫌，用了曾帮公子纠、还差点杀了他自己的管仲当丞相，在齐国搞了一系列大改革，像给猛兽治伤，还装了利爪。管仲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好几块：政治上，搞“叁其国而伍其鄙”，把都城分成三块，乡下分成五块，设官管，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像理乱麻；经济上，重视农业，搞“相地而衰征”，按地的好坏收不同的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像顺水流；同时鼓励手工业和商业，设盐官、铁官管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增加了国家收入，像开源节流；军事上，搞“作内政而寄军令”，把军事和行政合一块，士兵平时种地，农闲练兵，打仗直接上，既保了战斗力，又不误农活，像兵农合一。

在管仲的帮衬下，齐国国力迅速变强，像红日喷薄而出，成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齐桓公看准时机，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着拥护周天子、挡蛮夷的旗号，像举起一面大旗，联合诸侯，不断扩大影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召集诸侯开会，周天子还派代表来了，正式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像加冕。葵丘会盟后，齐桓公成了春秋第一位霸主，齐国势力到了顶峰，史书上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争霸拉开了大幕。

齐桓公死后，齐国因为儿子们争位乱了起来，国力慢慢衰了，像退潮的沙滩。晋国趁机冒头，成了新的霸主，补了权力的空。晋文公重耳在外面流亡了十九年，尝尽了苦头，像颗被风霜磨过的珍珠，回国继位后，用了狐偃、赵衰这些贤臣整顿内政，发展生产，加强军备，晋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强，像磨好的宝剑。与此同时，南边的楚国也迅速崛起，楚庄王野心大，曾“问鼎中原”，想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像猛虎下山，和晋国抢霸主位子。晋楚两国打了好几次仗，最出名的就是城濮之战，一场决定中原霸权归属的决战。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为了报答楚国在他流亡时的照顾，在城濮之战里主动“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诱敌深入，像老练的猎人设陷阱。楚军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不听劝，带兵猛追，结果被晋军打得稀里哗啦，像飞蛾扑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和诸侯会盟，周天子派使者来封他当霸主，晋国的霸权正式定了，像巨石砸进湖里，激起层层波纹。后来，晋楚两国长期争霸，打仗和结盟换来换去，像两股激流撞一块，成了春秋时期政治的主调，深刻影响了当时各国的命运，也催生了无数英雄和传奇故事。

战国烽烟起，长平血没干。以前“不打伤兵、不抓老人”的君子规矩，在这铁与火的年月早没影了，换成了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狠命绞杀。里头最出名、最惨烈的仗就是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干上了决战，这不光是两国实力的比拼，更是两种军事体制和战略思想的巅峰对决。秦国名将白起带着秦军，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招数，把赵国四十万大军困在长平的山谷里。赵军主将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却没打过仗，只会纸上谈兵，他不听部下劝，贸然下令突围，试了好几次都败了，最后绝望中带着赵军投降。白起为了彻底削弱赵国，防着降兵造反，竟做了个震惊古今的狠决定——下令把四十万赵国降兵全活埋了，只留了二百四十个年纪小的放回赵国，用来吓唬赵国上下。长平之战后，赵国伤了元气，再也没法跟秦国抗衡，东方六国的防线彻底垮了，秦国统一六国的路自此畅通无阻，历史的天平死死倒向了西方。

战火连天的地方，还有靠嘴皮子打仗的无声战场。战国时候，纵横家们靠一张嘴，搅动天下的风云。各国为了拉盟友、打对手，都搞合纵连横的外交策略，把外交变成了没硝烟的战场。合纵，就是“拉一群弱的打一个强的”，指东方六国联合起来，一块对付强大的秦国，图个自保；连横，就是“抱一个强的大腿打一群弱的”，即秦国拉拢其中一国或几国，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然后一个个收拾，慢慢吞并天下。张仪是连横的代表人物，他靠好口才和谋略，游说各国诸侯，或威逼利诱，或挑拨离间，瓦解合纵联盟，为秦国争来了有利的外交环境，甚至曾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谎话耍楚怀王，让楚国孤立无援。苏秦是合纵的集大成者，他凭智慧和辩才，一人挂着六国的相印，身兼六国宰相，拉东方六国一块抗秦，一度让秦国不敢东出函谷关十五年，拖慢了秦国统一的步子，虽最后因六国利益不一致散了伙，但他的纵横本事到现在还被人传。

乱世出英雄，群星亮闪闪，照亮了那个动荡的夜。除了商鞅、张仪、苏秦，还冒出来孙武、孙膑、白起、李牧这些有名的军事家和将领，他们凭各自的能耐在历史画卷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孙武是春秋末到战国初的军事家，他写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军事著作，内容广得很，讲了战争谋略、战术技巧、军队管理这些，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千古名言，被称为“兵学圣典”，对后世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他和庞涓一块拜鬼谷子为师学兵法，后来被庞涓嫉妒陷害，受了膑刑（挖去膝盖骨），但他身残志坚，逃到齐国后得了齐威王重用，在桂陵之战用“围魏救赵”的招数大败魏军；在马陵之战，又用“减灶诱敌”的计策，诱杀了庞涓，帮齐国成了当时的强国之一，军事才能一点都不比祖上差。白起是秦国名将，一生打的仗数不清，战功显赫，伊阙之战大破魏韩联军，鄢郢之战攻破楚都，长平之战坑杀赵兵，他用兵如神，杀伐果断，但也因手段太狠，杀人多，被后世叫“人屠”，是秦国统一战争里最锋利的一把尖刀。李牧是赵国名将，他长期守在赵国北边，防匈奴入侵，曾用奇计大破匈奴十多万人马，让匈奴十多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后来李牧带兵防秦军，多次打败来犯的敌人，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最大障碍，最后被秦国用反间计陷害致死，赵国也自毁长城，加速了灭亡。

时势造英雄，也有雄才大略的人扭转乾坤。战国后期，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像轮挡不住的烈日，而东方六国越来越弱，彼此矛盾多，像盘散沙，没法形成有效的合纵联盟。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正式开打统一六国的仗，这位年轻又有本事的君主，凭气吞山河的魄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统一进程。他按李斯等人的谋划，照着“远交近攻”的策略，像高明的棋手下棋，从容落子：先灭挨着的韩国，再用反间计除掉赵国名将李牧灭了赵，接着水淹魏都大梁灭了魏，然后倾全国之力打败强大的楚国，顺势北上灭了燕，最后兵临齐国都城临淄，没动刀枪就灭了齐。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秦朝，他自称“始皇帝”，盼着这份家业能二世、三世传下去。

春秋战国，五百年风云激荡，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和辉煌一块、毁灭和创造并存的时代。这时期，分封制慢慢垮了，宗法血缘的线被地缘政治的现实取代，中央集权制开始冒头发展，郡县制的推行给后世中国政治版图打了底；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虽给百姓带来大灾难，但也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华夏民族的主体意识在这时期慢慢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冒出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这些学派，他们写书立说，互相辩论，给后世留了丰厚的思想遗产，打牢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从西周分封制确立统治秩序，到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和兼并，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中央集权，这段五百多年的史，不光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更留了无数好听的故事和传奇，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影响力最大的时代之一，它的影响到现在还流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里。

第三章 秦皇汉武 雄图霸业定乾坤

公元前221年，咸阳宫的铜钟咣咣响，震散了战国末年的漫天硝烟。嬴政穿着黑颜色的礼服，帽子上的珠帘挡住了眼前，也遮住了心里的激动，他踩着九层玉石台阶，一步一步走向大殿最高处。大殿外，文武百官都跪在地上，喊万岁的声音像打雷一样，直冲云霄。这位才三十九岁的皇帝，花了十年功夫扫平六国，结束了五百多年的乱世，把“秦”的黑红旗帜，插遍了从辽东到岭南的广阔地盘。“王的称号不够显摆功劳，也传不了后世”，在朝堂上，他不听别人意见，取了“三皇”的“皇”、“五帝”的“帝”，自称“始皇帝”；又废了分封制，定了郡县制，把天下分成三十六个郡，郡下面设县，官都是中央直接派的。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就这么在华夏大地上立住了，开启了从没过的新时代。

统一六国只是开头，秦始皇的心思，早就飞过了咸阳的宫墙，想着帝国以后咋长治久安。朝堂上，丞相李斯拿着竹片，声音像钟一样响：“说话口音不一样，字也写得不一样，政令传不下去，人心也聚不拢。”这话正说到嬴政心坎里，他立马下令用秦国的小篆当标准字，废了六国乱七八糟的字，让李斯、赵高这些人编了《仓颉篇》这些书当范本，让全国都照着学。一时间，各地的教书先生都跑到咸阳，趴在桌子上练新字，然后带着范本回老家，在县里开课教人。以前各国之间文字的墙塌了，中央的命令能顺畅传到各地，不同地方的文化也能一块发展，华夏文明的根里，头一次深深地刻上了“统一”，让一盘散沙的故土，变成了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同时，统一度量衡也在紧锣密鼓地搞。“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始皇让人做了标准的铜秤砣、铜量器，发到全国，规定用秦国的标准——一尺合现在23.1厘米，一升合200毫升，一斤合250克。统一的度量衡，不光让收税、买卖东西有了准头，也让这么大地方的经济往来方便多了，大大推动了生产力。修驰道更是了不起的大工程。以咸阳为中心，一条条宽又平的大道通向四方，东边到燕齐老地盘，南边到吴楚和百越，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就种棵青松当标记，路上设驿站、备车马、通邮递。车轮滚滚，马蹄声声，“车同轨”实现了，中央管地方变得又快又灵，也给后世的交通网打了底。

可再强的帝国底下，危机也在悄悄冒头。为了防北方匈奴老来骚扰，秦始皇征了上百万民工，把以前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连起来修，建成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长城顶上，狼烟直冒，守边士兵的盔甲在风沙里泛着冷光；长城底下，却是白骨成堆，无数民工的血汗，浸透了脚下的黄土。“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是后人编的，可字字说的都是老百姓服徭役的苦。更让人惋惜的，是“焚书坑儒”。为了管住人的思想，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烧了《诗》《书》和各家的书，只留了医药、算卦、种地这些实用的；后来又因为两个骗子求仙药没求到跑了，迁怒咸阳的读书人，把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在城外。这事虽然短时间稳住了集权，却管住了思想的自由，毁了好多珍贵的书，成了秦朝暴政的标志，给帝国的灭亡埋了雷。

皇宫里头，权力的暗流也涌得厉害。相国吕不韦以前权势大得很，被嬴政叫“仲父”，他门下养了三千门客，编了《吕氏春秋》，想用杂家思想影响朝政。还有个假太监嫪毐，凭着跟太后赵姬的私情，被封为长信侯，势力涨得快，家里佣人几千，门客上千，甚至在酒后吹牛，自称秦王的“干爹”。最后，嫪毐造反，被秦始皇派兵平了，他自己被车裂处死，党羽都被砍了头；吕不韦也被撤了职，流放到蜀地，路上喝毒酒自杀了。这场宫里的乱子虽然平了，但露出了秦朝统治层内部的权力争斗，也让秦始皇越来越爱猜忌。晚年的他迷上了长生不老，派徐福带了几千童男童女渡海，找蓬莱仙药，花了无数钱却没个信，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也让帝国的财政危机越来越重。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路上，死在了沙丘。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合伙，改了遗诏，废了贤明的公子扶苏，立了糊涂的胡亥当皇帝，又派人逼死了扶苏和大将蒙恬。秦二世胡亥上台后，荒淫无道，比他爹还厉害，税收和徭役更重，刑罚更狠，“路上一半人带着刑具，每天集市上都堆着死人”，百姓苦得没法活。终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喊声，像道惊雷划破天，点燃了反秦的火。六国的老贵族也趁机起兵，项羽在江东带八千子弟过江，刘邦在沛县聚人起义，反秦的浪潮卷了全国。

楚汉相争的幕布就这么拉开了，这是英雄和枭雄的巅峰对决。项羽，力气大能举鼎，打仗最勇猛，带江东子弟兵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以少胜多，一举打败秦军主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终于应了。刘邦，虽然只是个泗水亭长出身，但会用人，收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些大人才，一路向西，先进了咸阳。他跟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人和偷东西判刑”，废了秦朝的苛政，得了百姓的心。鸿门宴上，刀光剑影，杀气重得很，项羽的优柔寡断，让刘邦捡了条命，也给后来的垓下惨败埋了祸根。后来，刘邦和项羽打了四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彭越在楚军后面截粮道，张良出谋划策，萧何在关中管粮草，汉军越打越猛。最后，在垓下之战，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搞垮了楚军的士气，项羽突围到乌江边，觉得没脸见江东父老，拔剑自杀了，留下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叹息。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汜水北边登基当皇帝，国号汉，定都长安，史称西汉。这位草根皇帝知道秦朝咋亡的，上台后搞“休养生息”，减税减役，让打乱仗打累了的天下喘口气。可等皇位稳了，功臣们的命运就悬了。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王先后被杀，刘邦跟大臣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盟约，成了汉初的铁规矩。刘邦死后，吕雉临朝掌权，这位有手段的女人，大封吕家人为王，杀刘家宗室，开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头。但她也接着搞休养生息，稳住了朝政，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了底。

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在位时，信黄老之学，搞无为而治，接着减税减役，废了砍手砍脚这些酷刑，鼓励种地织布，修水利。这时候，社会经济恢复得快，人口涨得多，国库里钱多得数不清，“京城里钱串的绳子都烂了，数不过来；粮仓里的粮食新压着旧，多得堆到外面，都坏了”，史称“文景之治”。可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了威胁中央的隐患。汉景帝时，晁错提了“削藩”，惹出了吴楚七国之乱。乱子虽然三个月就被周亚夫平了，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没彻底解决，这也给汉武帝推“推恩令”埋了伏笔。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上台，这位有大本事的皇帝，改了文景时的忍让，以雷霆手段，开启了西汉最红火的时代。他听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思想定为国家正统，在长安办了太学，培养儒生。从此，儒家文化深深融进华夏文明的血里，成了后世两千多年的主流。军事上，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名将，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卫青七次带兵打匈奴，收复了河朔，解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霍去病才十八岁就带八百骑兵深入漠北，封狼居胥，饮马瀚海，立了“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大功，彻底解了匈奴百年的威胁。

为了联合西域打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去西域，花了十三年，经历了被匈奴扣押、沙漠断粮这些苦，虽然没达成最初的军事目的，却意外开通了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上，葡萄、苜蓿、胡萝卜这些西域的东西传到中原，丝绸、瓷器、铁器这些中原的好东西卖到西域甚至中亚，驼铃声声，穿过戈壁沙漠，极大地丰富了两边的物质文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另外，汉武帝还派兵灭了南越、东瓯、闽越，收了西南夷，把汉朝的地盘扩到了从没这么大的地步——东到朝鲜半岛，西到葱岭西边，南到南海，北到漠北，一个地大物博、国力强盛的大汉帝国，傲然立在世界东方。

文化上，司马迁花了一辈子心血，写成了《史记》这部大书。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记了从上古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开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给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可汉武帝晚年迷神仙方术，打仗太狠，连年征战让国库空了，百姓负担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巫蛊之祸”爆发，酿成了太子刘据自杀、几万人被杀的惨剧。晚年的汉武帝醒悟了，发了《轮台罪己诏》，深刻检讨自己的错，重新搞休养生息，才让汉朝的统治接着维持。

汉武帝之后，汉昭帝、汉宣帝在位时，发奋图强，整顿官场，减税，国力慢慢恢复，史称“昭宣中兴”。可从汉元帝以后，朝政越来越烂，外戚和太监轮流掌权，土地兼并厉害，百姓流离失所，活不下去。公元8年，王莽废了小皇帝，自己当了皇帝，国号新，西汉灭亡。王莽改制想缓解矛盾，却因为不切实际、太急，惹了更大的乱子，各地农民起义又起来了。公元25年，刘秀在鄗城当皇帝，接着用汉的国号，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在位时，减税减役，整顿官场，恢复农业，史称“光武中兴”，让汉朝在乱后重新活过来，延续了华夏文明的脉络。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刘秀建东汉，近四百年的时光里，秦汉王朝见证了华夏民族的融合统一，开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定了儒家文化的正统，扩了中华的版图，留了无数流传千古的英雄故事和历史遗迹。秦皇汉武的能耐，既造就了帝国的强盛辉煌，也留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像幅宏大的画，在历史长河里慢慢展开，成了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

第四章 三国鼎立与两晋、南北朝

东汉末年，汉灵帝只顾在宫里吃喝玩乐，把万里江山扔在一边不管。朝堂上，外戚和太监两帮人马对着干，互相拆台，把大汉王朝撕扯得稀烂，早就显出要倒架的势头。外戚大将军何进，一心要铲除在宫里作乱的十常侍，可性格软弱，下不了狠心。最后，他听了袁绍的馊主意，叫西凉刺史董卓带兵进京帮忙。这一招引狼入室的臭棋，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直接敲响了大汉的丧钟，把天下百姓推进了万劫不复的乱世坑里。

董卓带的西凉骑兵，裹着边塞的风沙和狠劲，踏破洛阳城门的那一刻，这座千年帝都的悲剧就算定了。他直接废了少帝，立了献帝，自己当了相国，把朝政大权全抓在手里。他手下的人在城里烧杀抢掠，啥坏事都干，以前繁华热闹的帝都，转眼就成了人间地狱。百姓没家可归，到处都是哭喊声，朝廷上下，人人害怕。各路诸侯见状，纷纷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组成了关东联军，一块打国贼。可联军里头各怀鬼胎，将领们互相算计，都想留着实力，坐等捡便宜。只有曹操一个人带兵追打董卓，却在荥阳吃了大败仗，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讨伐，最后以一盘散沙收场。而乱世的潘多拉魔盒，也就此彻底打开了，中原大地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战乱。

那时候的中原，早就撑不住了。土地兼并像洪水一样，豪强地主仗着势力霸占大片良田，无数百姓没了活命的地，成了没家可归的流民，在生死线上挣扎。巨鹿人张角，用太平道当旗号，借着给人看病的名头，暗地里攒了十几年力气，信徒遍布各地。公元184年，他大喊一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几十万头裹黄巾的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向八个州。一时间，州郡失守，官吏逃跑，东汉的根基被彻底动摇。汉灵帝吓得不行，赶紧调兵镇压，卢植、皇甫嵩这些将领带着官军全力围剿。打了九个月，黄巾起义终于被扑灭。可经这一折腾，大汉就像风中残烛，只剩一口气。各路豪强借着平叛的机会，纷纷招兵买马，扩大地盘——袁绍占了河北，公孙瓒守着幽州，刘表在荆州坐镇，刘璋占了益州，马腾、韩遂在西凉称霸，中原大地，正式进入群雄抢地盘的乱局。

在这场乱哄哄的世道里，曹、刘、孙三家的崛起，是最惊心动魄的传奇。曹操，本是太监曹腾的孙子，靠着举孝廉当了官，却比一般人有眼光和魄力。他清楚乱世里，人才和兵马是根本。在兖州，他打败黄巾军，收编了三十万精锐，整编成“青州兵”。这支队伍能打又守纪律，成了他以后抢天下的底子。接着，他听了谋士荀彧的计策，亲自带兵把汉献帝接到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政治上的大便宜。曹操不管门第出身，只要是有真本事的人，不管啥来头都用。手下聚了郭嘉、荀彧这些顶尖谋士，还有许褚、典韦这些猛将。郭嘉的“十胜十败论”，把敌我优劣分析得透透的，给他打袁绍吃了定心丸；荀彧在后方稳住局面，管粮草、安内政，是他最硬的靠山；张辽在逍遥津，用八百骑兵打败孙权十万大军，创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开打，这是决定北方归谁的关键一仗，也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袁绍有十万兵，粮草充足，兵强马壮；曹操只有两万兵，粮草还缺，实力差一大截。两军在官渡对峙，几个月下来，曹军累得不行，粮草也快没了，曹操甚至想打退堂鼓。紧要关头，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因为被怀疑，气得跑来投奔曹操，献了偷袭乌巢的妙计。曹操立马带五千轻骑，连夜奔袭乌巢，一把火烧了袁绍的全部粮草。袁军听说粮草没了，军心乱了，一下就垮了。曹操趁机追杀，砍了七万多袁军，尸体堆得满地都是，血流成河。袁绍带着八百残兵逃回北方，从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吐血死了。曹操顺势吞并了四个州，统一了北方。经这一仗，曹操的本事全露出来了。他站在高处看大好河山，提笔写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迈诗句，心里一统天下的志向，再也压不住了。

再说刘备，虽说自称是中山靖王的后代，是汉室宗亲，但早年混得惨，靠编席子卖草鞋过日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他心里一直想着恢复汉室，从来没放弃。在涿县，他和关羽、张飞一见如故，在桃园结了拜，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人肝胆相照，有难同当。他们招了些乡亲，去打黄巾军，可因为出身低，没根基，一直没个安稳的地盘。后来几年，刘备打一仗败一仗，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这些人，到处流浪，像丧家之犬，但一直守着初心。建安十二年，刘备听了徐庶的推荐，带着关张二人，三次去隆中卧龙岗请诸葛亮。那天，在隆中的茅草屋里，诸葛亮没出茅庐就知道天下要三分，给刘备定下了“联吴抗曹、占荆益、两路北伐”的大计。这一番话，像拨云见日，让刘备一下就明白了该咋办。从此，刘备如虎添翼，联合孙权在赤壁大败曹军，又趁机拿下荆州、攻占益州，最后在西川建了蜀汉，和曹魏、东吴成了三足鼎立的架势。

盘踞江东的孙权，靠着父亲孙坚、哥哥孙策打下的底子，靠着长江天险，守着江东六郡，根基稳当。他虽然年纪轻就当了老大，但比同龄人沉稳，有领导才能。他会用人，让周瑜当大都督管军事，张昭当谋主管政务。对内搞好生产，对外防着敌人，保境安民，江东一片兴旺。周瑜长得帅，气度大，不光是能打仗的统帅，还是懂音乐的才子，当时有“曲有误，周郎顾”的佳话在江东传。当曹操带八十三万大军杀过来，旌旗遮天，战船连绵，扬言要“会猎于吴”时，江东上下都慌了神。张昭这些文官都劝投降，只有周瑜站出来反对，大声说：“曹操虽说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其实是汉贼！而且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投降的兵心里有二心，这正是打他的好机会！”他这话硬气，让孙权下定了打曹操的决心。

赤壁江面上，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战一触即发。诸葛亮出使江东，舌战群儒，用好口才说服了江东官员；又用计激周瑜，让他抗曹的心更坚决；还巧借东风，为火攻做好了准备。周瑜设了苦肉计，让黄盖假装投降曹操，骗过了他。决战那晚，东南风起了，江面上，黄盖带几十艘装满干草和油的火船，顺着风冲向曹军水寨。等靠近了，黄盖下令点火，一下子，火借风势，曹军的船因为连在一起，拆不开，瞬间全烧着了。火光把江面都映红了，也照着周瑜坚毅的脸。曹操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华容道，路上差点被关羽抓住，侥幸逃了命，但元气大伤。赤壁之战，不光打破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梦，也彻底定下了三国鼎立的雏形。后来几十年，魏、蜀、吴三家互相打来打去，演出了无数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后六次出祁山北伐，想恢复汉室。他发明了木牛流马，解决了运粮的难题；创了八阵图，威力大，多次打败敌军；他费尽心思，日夜操劳，最后累病死在五丈原，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司马懿则一直忍着，在曹魏朝廷里慢慢攒势力，他老谋深算，识破了诸葛亮的空城计，靠耐力熬死了诸葛亮，也熬垮了曹魏三代皇帝，为司马家篡位埋了伏笔。关羽水淹七军，抓了于禁、杀了庞德，威震天下，却因为太骄傲，拒绝了孙权的联姻，最后腹背受敌，在麦城被杀，留下了“大意失荆州”的千古遗憾。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败了刘备为关羽报仇的军队，让刘备在夷陵惨败，退到白帝城，最后把后事托付给诸葛亮，含恨而死。谋士的计策、武将的忠勇，在乱世的舞台上轮番上演，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英雄悲歌。

天下大势，分久了总要合，合久了也会分。曹魏后期，皇权旁落，司马家慢慢掌控了朝政。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了曹爽，独揽大权；司马师废了曹芳，立了曹髦；司马昭更是嚣张，杀了曹髦，三代人苦心经营，权势大得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话，传遍了大街小巷。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曹奂让位，篡魏建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大军攻破建业，灭了东吴，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天下又统一了。短暂的太康盛世，曾让百姓看到了太平的希望——司马炎推行占田制，鼓励种地，减税，中原一度出现了“牛马遍地，余粮烂在田里”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一片祥和。

可好景不长，晋武帝司马炎晚年沉迷酒色，不管朝政，还大封自家宗室当王，给了诸侯太大权力，为后来的内乱埋了雷。他死后，傻皇帝晋惠帝上台，皇后贾南风趁机掌权，她心狠手辣，毒死了太子，引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汝南王、楚王这些诸侯王，为了抢皇位，互相攻打，几十万大军在中原厮杀，田地荒了，尸骨露在野外，千里没人烟，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西晋的国力被耗光了，彻底衰落。

趁着西晋内乱、国力空虚，早就迁到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反晋，史称五胡乱华。公元311年，匈奴大军攻破洛阳，抓了晋怀帝，烧杀抢掠，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6年，匈奴兵又攻破长安，晋愍帝光着上身，嘴里含着玉璧，出城投降，西晋正式灭亡。为了躲战乱，中原的士族纷纷渡江跑到江南。他们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给江南开发注入了活力，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公元317年，晋室遗族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延续晋朝统治。此时的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战，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割据政权，相互攻伐，战乱不休，民不聊生。而南方的东晋王朝，却始终被门阀士族所掌控——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等世家大族轮流掌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琅琊王氏的王导，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功不可没，被尊为“仲父”，权倾朝野；陈郡谢氏的谢安，以淝水之战名垂青史，家族子弟遍布朝野，地位显赫。门阀士族垄断仕途，占据高位，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也难有出头之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成为东晋政治难以根治的顽疾。

偏安一隅的东晋，也曾有过北伐中原、收复故土的壮志。祖逖率领部曲北伐，渡江之时，他立于船头，中流击楫，慷慨誓言“不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其爱国之情与豪迈气概，令人动容。他率领部众，浴血奋战，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却因朝廷内部猜忌，处处受到掣肘，粮草、兵源得不到补充，最终忧愤成疾，抱憾而终，北伐大业功败垂成。桓温三次北伐，一度收复洛阳，他站在故都的废墟之上，望着满目疮痍的城池，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抒发内心的感慨与壮志未酬的悲愤，却因野心膨胀，意图篡晋，最终未能如愿，北伐也以失败告终。

直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这是一场决定东晋存亡的生死之战。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野心勃勃，率领八十万大军南下，号称“投鞭断流”，意图一举吞并东晋，统一全国。消息传来，东晋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唯有宰相谢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他任命弟弟谢石为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率领八万北府兵迎敌。北府兵由江淮流民组成，个个勇猛善战，历经战火洗礼，是东晋最精锐的部队。两军对峙于淝水两岸，谢玄遣使向苻坚提议，秦军后退一箭之地，让晋军渡河决战。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企图趁晋军半渡之时发动突袭，一举歼灭晋军，欣然应允。不料秦军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一退便如溃堤之水，不可收拾，士兵纷纷溃散逃亡。谢玄率部趁机猛攻，秦军大败，士兵仓皇逃窜，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误以为到处都是晋军追兵。苻坚身中流矢，狼狈不堪，单骑逃回北方。淝水之战的胜利，成功保住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也为东晋延续了数十年的国祚。战后，谢安在府中与客人下棋，捷报传来，他不动声色，依旧从容落子，仿佛早已胸有成竹。待客人告辞后，他才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快步回房，兴奋得连木屐的齿都撞断了，其儒雅从容与内心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千古佳话。

东晋之后，南方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更迭，史称南朝；北方则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再分别演变为北齐、北周，史称北朝，南北朝对峙的时代就此拉开序幕。这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乱世，却也是一个文化空前繁荣、思想空前自由的时代。魏晋风骨，傲然于世，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影响深远。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厌倦了朝堂的勾心斗角与世俗的繁文缛节，选择遁入竹林，放浪形骸，追求精神的自由。他们于竹林间饮酒赋诗，弹琴长啸，蔑视礼教，不拘小节，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嵇康善弹《广陵散》，琴声悠扬，意境深远，他为人耿直，性情刚烈，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被诬陷处死。临刑前，他从容抚琴，弹奏完最后一曲《广陵散》，曲终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其傲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气节，令天地为之变色。阮籍为躲避政治祸乱，常以醉酒佯狂，他驾车出游，漫无目的，行至无路可走便恸哭而返，将内心的苦闷、愤懑与对现实的不满，化作一曲曲《咏怀诗》，流传后世。

在书法领域，王羲之于永和九年，与友人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彼时春日暖阳，惠风和畅，文人雅士齐聚一堂，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好不惬意。王羲之乘兴挥毫，写下《兰亭集序》。其书法飘逸洒脱，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笔法精妙，意境深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他的儿子王献之，同样才华横溢，书法造诣极高，父子二人并称“二王”，成为后世书法学习者的典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

而在文学的田园里，陶渊明厌弃官场的勾心斗角与虚伪应酬，毅然辞去彭泽县令之职，选择归隐田园，过上了躬耕自食的生活。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清风明月为伴，与飞鸟游鱼为友，心境淡泊宁静，写下了《归园田居》《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他笔下的桃花源，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没有战乱，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成为无数人心中向往的精神乌托邦，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与此同时，民族融合的浪潮也在悄然涌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与改革魄力的君主。他深知鲜卑族若要在中原地区长治久安，必须融入先进的汉族文化。于是，他力排众议，顶住鲜卑旧贵族的巨大压力，毅然决定迁都洛阳，并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下令鲜卑贵族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废除鲜卑族的旧有制度，全面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与礼仪。孝文帝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深度交融，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改革也引发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加上南朝的不断北伐，北朝政权再次陷入动荡与分裂。直到北周权臣杨坚凭借过人的政治手腕与军事才能，逐渐掌控朝政，最终篡周建隋，结束了北朝的分裂局面。杨坚即位后，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使隋朝的国力日益强盛，百姓生活逐渐改善。公元589年，杨坚派遣大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灭亡南陈，结束了自魏晋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天下重归一统。

当隋军的旗帜插遍江南的土地，山河重整，天下太平。站在历史的渡口回望，三国的金戈铁马、两晋的风流雅致、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都已化作岁月的尘埃，沉淀为历史的记忆。而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隋王朝，正缓缓拉开序幕，准备书写属于它的辉煌传奇，开启华夏历史的新篇章。

第五章 大隋盛唐雅宋之风彩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的禅位诏书墨迹未干，丞相杨坚已在大兴城登基称帝，国号“隋”。这位结束了南北朝三百年分裂战乱的帝王，以“开皇”为年号，亲手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盛世的帷幕。彼时的隋境，恰如史书记载“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关中平原的官仓堆积如山，洛阳含嘉仓的粟米充盈到唐初仍未腐尽，掀开仓廪时，陈粮的香气与新麦的清芬交织弥漫；均田制的推行让耕者有其田，荒芜的土地重新翻出湿润的泥土，农夫挥锄的身影与田埂上的炊烟构成最踏实的人间图景；户籍整顿通过“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的革新举措，查出大量隐漏人口，使全国在册人口增至四百六十余万户，垦田面积较南北朝实现翻番，官府的户籍册上，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生民对安稳的期许。

民间商旅往来不绝，长安西市的胡商驼队踏着晨霜而来，驼铃清脆穿透街巷，载着西域的宝石、香料与玻璃器皿，与江南漕船运来的丝绸、茶叶、瓷器在市集交汇。波斯的袄教祠、印度的佛教寺庙与本土的道观相邻而居，身着胡服的商人与峨冠博带的儒生擦肩而过，异域的乐声与中原的琴音交织，多元文化在都城的街巷间交融共生，共同织就了开皇之治的繁荣图景。

隋文帝的历史功绩中，最具深远影响者，莫过于科举制的创立。此前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早已沦为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痼疾像一道无形的壁垒，将无数有才之士挡在朝堂之外，严重桎梏着社会活力。开皇十八年，文帝下诏“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道诏书犹如惊雷划破长夜，毅然打破门第壁垒，将才学作为选拔官吏的核心标尺；炀帝大业三年，进一步增设进士科，以诗赋策论为考试内容，标志着科举制正式成型。这一制度犹如穿透黑暗的曙光，让寒门士子得以凭借笔墨跻身朝堂——山东士族子弟不再能仅凭血缘世袭官爵，江南寒门儒生亦可通过寒窗苦读叩响仕途之门。科举制不仅为隋王朝注入了新鲜血液，更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深植中华文化土壤，塑造了此后一千三百年的社会流动格局，即便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王安石，皆受惠于这一制度所提供的上升通道，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与科举制并称隋代两大创举的，是大运河的开凿。大业元年，隋炀帝为加强南北联系、巩固统治，征调百万民夫，以洛阳为中心，历时六年，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修成全长两千七百多公里的大运河。这条“千里长河一旦开”的水利工程，其施工之艰巨令人震撼：通济渠段需凿穿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丘陵，民夫们以锄锹开挖、木船转运，盛夏酷暑时疫病蔓延，腐臭的气息萦绕工地，寒冬腊月里冻饿而亡者不计其数，白骨堆砌在河道两岸，民间遂有“尽道隋亡为此河”的悲叹。但历史终究公允，大运河在后世展现出磅礴的生命力：江南的丝绸茶叶沿运河北上，绫罗绸缎的光泽映亮了运河水面，供给长安、洛阳的皇室与贵族；中原的粮食铁器顺流南下，沉甸甸的谷穗与锋利的农具支撑着江南的开发与繁荣。洛阳、扬州、杭州等运河枢纽迅速崛起为繁华都会，扬州更是成为“甲天下”的商业重镇，“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商船昼夜往来，船桨划破水面的声响与商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夜市灯火通明，酒肆歌楼的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唐人皮日休“至今千里赖通波”的诗句，恰是对其历史价值的最佳注解。

然而，这般坚实的盛世根基，终究毁于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与暴政。他在位十四年，三征高句丽，每次征调兵力超百万，粮草转运需役使民夫数百万，致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田间的野草疯长，掩盖了曾经的耕作痕迹；又大兴土木，广建宫苑，在洛阳修造的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耗费民力无度，每一块砖瓦都浸透着百姓的血汗。他巡游江都时，舳舻千里，龙舟高数层，船上宫殿楼阁一应俱全，金玉装饰流光溢彩，两岸纤夫达八万余人，赤足在烈日或寒风中拖拽纤绳，肩头的血痕与汗水交织，所过之处百姓需供给美食珍馐，州县官吏借机盘剥，民脂民膏被搜刮殆尽。终于，大业七年，王薄在长白山揭竿而起，“无向辽东浪死歌”的呐喊像一把火种，迅速传遍天下，窦建德、李密等义军蜂起，瓦岗军在中原迅速壮大，燎原之火席卷全国。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享国三十八年的隋朝，如流星般划过历史天空，留下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千古慨叹，也为后续的盛唐留下了宝贵的制度遗产与深刻的历史镜鉴。

公元618年，唐国公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然而，李唐江山的真正奠基者，是其二子李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的晨光被刀剑的寒光划破，李世民在此发动政变，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鲜血染红了宫门的石板，也铺就了他的帝王之路。随后，他逼迫李渊禅位，登基为唐太宗，改元贞观。这位亲历隋末战乱、目睹生灵涂炭的帝王，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登基之初便立下“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治国纲领，开创了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

贞观年间的朝堂，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包容性的政治舞台。唐太宗以“纳谏”闻名于世，曾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徵，便是这面最锋利的“人镜”。魏徵本是李建成的属官，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召其为谏议大夫，而魏徵也以“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的气节，一生进谏两百余次。无论是反对太宗封禅泰山（认为国库虽丰，但百姓仍需休养生息），还是质疑太宗晚年渐生的奢侈倾向（批评其修建飞山宫耗费民力），魏徵皆直言不讳，甚至在朝堂上与太宗争辩得面红耳赤，龙颜大怒的太宗数次欲发作，却终究压下怒火，采纳其合理建议。在君臣同心之下，唐朝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粮食连年丰收，物价低廉到“斗米不过三四钱”，长安的街巷上，百姓往来从容，孩童嬉戏打闹，社会治安良好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疆域则北抵贝加尔湖，西至咸海，东达朝鲜半岛，南及越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长安更是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各国使节、留学生、商人云集，仅日本遣唐使便先后派遣十九次，最多时一行达数百人，他们身着唐装，潜心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与技术，将汉字、儒学、佛教带回本土，推动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唐高宗李治继位，皇后武则天逐渐登上政治舞台。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以过人的胆识与魄力，打破了男权社会的重重桎梏。她早年辅佐高宗处理朝政，号“二圣”，期间便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推行“劝农桑，薄赋徭”的政策，下令“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嘉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加以惩罚，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扩大科举制的规模，首创殿试，让考生直接面对皇帝答题，金銮殿上的烛光照亮了寒门士子的希望，又开设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狄仁杰、姚崇、宋璟等名臣皆出其麾下。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史称“武周”。为巩固统治，她打击门阀士族，重用酷吏，推行告密制度，铜匦（告密箱）遍布都城，虽有株连无辜之弊，但也有效遏制了贵族势力的膨胀。晚年的武则天耽于享乐，修建明堂、天堂等宏伟建筑，耗费巨大，但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判断力，临终前下诏还位于李唐，避免了政权动荡。尽管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武则天以女性之身执掌天下半个世纪，其魄力与作为，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无人能及。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位，改元开元。他早年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整顿吏治，改革兵制（以募兵制替代府兵制，提高军队战斗力），大力发展生产，将唐朝推向了盛世的巅峰——开元盛世。彼时的长安，朱雀大街宽达百米，两侧商铺林立，胡商的驼队络绎不绝，波斯的珠宝、大食的香料、新罗的人参在西市交易，价格公开透明，吆喝声与讨价声此起彼伏；东市则多为本土商号，丝绸、瓷器、茶叶琳琅满目，甚至有专门的“波斯邸”“新罗馆”供外商居住。洛阳的牡丹名满天下，每到花期，“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争相赏玩，一株名贵牡丹可售数千钱，插花的瓷瓶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扬州作为运河枢纽，更是“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夜市灯火通明，歌楼酒肆林立，文人墨客在此饮酒作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曾留下赞美扬州的诗篇。

文化领域，盛唐更是群星璀璨：李白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被誉为“诗仙”，其诗歌雄奇奔放，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一生漫游四方，足迹遍布蜀地、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千古名句，酒杯中的月光与笔尖的豪情共映千古；杜甫则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郁，被尊为“诗圣”，其诗作记录了时代的兴衰，“三吏三别”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百姓的疾苦，字字泣血，被称为“诗史”；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意境空灵，“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被誉为千古绝唱，他还精通绘画与音乐，被苏轼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笔下的山水与琴弦上的清音相映成趣。此外，颜真卿的书法雄浑壮美，创立“颜体”，笔锋如刀剑般刚劲，柳公权的书法骨力劲健，形成“柳体”，笔画如松柏般挺拔，二人并称“颜筋柳骨”；吴道子的绘画栩栩如生，尤擅佛道人物，其《送子天王图》线条流畅，衣袂飘飘如临仙境，被尊为“画圣”，共同构筑了盛唐文化的辉煌殿堂。

然而，盛极而衰的历史定律终究难以逾越。开元后期，唐玄宗沉溺于与杨贵妃的情爱之中，荒废朝政，将国事托付给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臣。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排挤贤能，堵塞言路，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关系上位，专权跋扈，与安禄山矛盾日益激化，权力的漩涡在暗中涌动。安禄山出身营州胡人，精通多种语言，凭借骁勇善战与阿谀奉承，逐渐获得唐玄宗的信任，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控重兵十五万，军帐中的杀气与朝堂的奢靡形成刺眼对比。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叛军一路势如破竹，次年便攻陷洛阳，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随后又攻破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在马嵬坡遭遇兵变，六军将士以“杨国忠谋反”为由，要求处死杨国忠与杨贵妃，唐玄宗无奈，只得赐杨贵妃自缢，马嵬坡的梨花沾满泪水，一代美人香消玉殒。

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让大唐的繁华化为泡影：长安、洛阳两京被叛军劫掠一空，宫殿焚毁，断壁残垣间野草萋萋，百姓流离失所，人口从天宝年间的九百万户锐减至代宗年间的四百万户；经济凋敝，粮食匮乏，物价飞涨，“米斗万钱”成为常态，饥饿的百姓在路边哀嚎；藩镇割据势力趁势崛起，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昔日一统的大唐版图变得支离破碎。尽管叛乱最终被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平定，但盛唐的气象已然不再，唐朝从此由盛转衰，逐步走向没落，霓裳羽衣的繁华终成过往云烟。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那一刻，将士们的欢呼声震彻云霄，他就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是为宋太祖。为避免重蹈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覆辙，赵匡胤采纳赵普“杯酒释兵权”的建议，在宴会上以温和的话语解除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赐给他们良田美宅，让其安享晚年，同时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文人担任中央与地方的主要官职，武将地位低下，且频繁调动，“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防止武将拥兵自重。这一国策贯穿两宋三百余年，一方面造就了宋朝文化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军事积弱的隐患，如同硬币的两面，深刻影响着王朝的命运。

北宋初期，在宋太祖、宋太宗的治理下，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政治相对稳定。宋真宗时期，辽军大举南下，直逼澶州，宋朝朝野震动，有人主张南迁避敌，宰相寇准力主亲征，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真宗勉强御驾亲征。当皇帝的黄龙旗出现在澶州城头时，宋军士气大振，在城下射杀辽军主将萧挞凛，辽军被迫求和。最终宋辽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约定互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后百年，宋辽之间再无大规模战争，和平局面为宋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境的榷场上，双方的商品往来频繁，和平的阳光滋养着民生。

北宋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开封作为都城，人口达百万之众，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河两岸，店铺林立，舟楫往来，行人络绎不绝：既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等奢侈品商铺，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也有柴米油盐、小吃摊贩等日常用品摊位，热气腾腾的食物香气扑鼻；有挂着“正店”招牌的豪华酒楼，文人雅士在此吟诗作对；也有“脚店”之类的小酒馆，市井百姓在此举杯小酌；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舍”，内设“勾栏”，上演杂剧、说书、皮影戏等节目，百姓只需缴纳少量“门票钱”便可入场观看，欢声笑语传遍街巷。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纸币的出现，北宋真宗时期，四川地区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质柔韧，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极大地便利了商品交易，此后又出现了“会子”“关子”等纸币形式，深刻反映了宋朝商业的发达程度。

宋仁宗时期，宋朝的文治达到顶峰。朝堂之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名臣相继登场，他们或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推动“庆历新政”，试图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负担，改革的春风一度吹拂朝堂；或倡导文风革新，推动古文运动，反对浮华的骈体文，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便是古文运动的典范，笔墨间承载着经世致用的理想。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取士规模大幅扩大，仁宗一朝每年录取的进士达数百人，较唐朝增加数倍，文人地位空前提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书院里的琅琅书声与朝堂上的议政之声相映成趣。

经济上，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太湖流域的水稻亩产可达三石，远超北方，金黄的稻浪在风中翻滚；手工业也高度发达，景德镇的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畅销海内外，窑火昼夜不熄；棉纺织业从海南、福建逐渐推广至江南，黄道婆改进的纺织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棉布成为百姓的主要衣料，织机的声响在村落间回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积弊日益凸显：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承受着沉重的地租，生活困苦；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突出，科举取士过多导致官员队伍臃肿，为抵御辽、西夏而招募的军队达百万之众，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大半，加上向辽、西夏缴纳的岁币，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账本上的赤字越来越深；军事上，由于“重文轻武”，武将地位低下，军队战斗力薄弱，面对西夏、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往往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虽有狄青等名将，却屡遭文官集团排挤，难以施展抱负，战场上的失利与朝堂的内耗相互交织。

为改变这一局面，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实施了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青苗法规定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可向政府借贷，秋收后偿还，利率远低于高利贷，意在打击地主豪强的盘剥；募役法以交钱代役，让富裕人家承担更多负担，减轻农民的徭役压力；保甲法将百姓编为保甲，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试图实现“兵农合一”。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但由于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加上变法过程中部分官员执行不当，出现了扰民现象，最终以失败告终，改革的理想在现实的阻力面前折戟沉沙。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铁蹄踏破开封的城门，这座繁华的都城沦为人间炼狱，金兵烧杀抢掠，俘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这一耻辱像一道深深的伤痕，刻在汉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昔日汴京的繁华，连同皇家的尊严，尽皆付诸胡尘。当金兵的铁蹄踏碎清明上河图的梦境，赵宋皇室仓皇南渡，于临安（今杭州）重建政权，史称南宋。这偏安一隅的王朝，自此背负着血海深仇与半壁江山的沉重，在江南的烟雨楼台中，续写着华夏文明的另一重篇章。

第六章 元吞华夏 明复汉疆

公元1206年，斡难河边的北风卷着干草，吹过茫茫草原。二十七岁的铁木真站在高台上，身后是刚结束几百年混战的蒙古各部落——他们穿着厚皮袄，拿着磨亮的弯刀，眼里全是统一后的兴奋劲儿。当“成吉思汗”这个名号——意思是“拥有四海的大酋长”——响彻草原时，散沙似的部落终于拧成一股绳，一个要横扫欧亚的草原帝国，就这么冒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本事，头一条就是改了部落的老规矩：他打破血缘老套套，搞“千户制”重新编人，把全国分成九十五个千户，派那颜当头，下面还有百户、十户，一级管一级，要求“上马打仗，下马放牧”，硬生生把松散的牧民变成了纪律严明的战争机器；还组建了怯薛军，从各部挑一千精锐子弟当护卫，分四班轮流值班，这队伍不光是成吉思汗的贴身保镖，还是培养将领的“人才库”——这些子弟不光骑射厉害，还得学兵法，后来成了蒙古铁骑里最能打的核心，为帝国扩张出了大力。

蒙古帝国扩张，先从周边部落下手。统一蒙古高原后，成吉思汗就盯上了南方富庶的西夏和金国。1209年，蒙古铁骑第一次围攻西夏中兴府，先堵了黄河支流，引水灌城，城墙被冲塌不少，西夏君臣只能死守，最后没办法纳贡称臣，献了公主和大量金银牲口；十三年后，成吉思汗亲自带十万大军再打西夏，路上在六盘山病死了，临死还惦记着战事，留下“借道南宋，联宋灭金”的遗策，叮嘱部下“别发丧，等西夏投降了再处置”。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军打到蔡州，金军守了三个月，城里断粮，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最后城破国亡，金哀宗上吊了，中原大地正式归了蒙古。

西征战场上，蒙古军队更是创造了战争奇迹：1219到1225年，第一次西征因为花剌子模杀了蒙古商队，成吉思汗亲自带二十万大军分四路打，用“围点打援”“假装败退”的战术，攻破布哈拉、撒马尔罕这些重镇，花剌子模国王跑路，蒙古军队追到里海和黑海北岸，沿途征服了几十个城邦；1235到1242年，拔都带队第二次西征，号称“长子军”，一路打穿斡罗思各公国，在列格尼卡战役里以少胜多，打败了波兰和日耳曼联军，打进匈牙利平原，兵都到维也纳城下了，欧洲人吓得喊“上帝之鞭”来了，整个西欧都慌了；1252到1260年，旭烈兀带队第三次西征，直奔阿拉伯帝国，1258年攻破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被装麻袋里踩死，城里几十万人遭屠杀，图书馆被烧，无数好书没了，蒙古帝国的地盘就这么扩到了两河流域。

蒙古铁骑能打，一是靠骑兵的机动性——每人配三匹马，能日夜跑，擅长长途奔袭和大范围包抄，总能出其不意断敌人后路；二是靠军事制度：兵民合一让蒙古全民皆兵，十五到七十岁的男人都能打仗，平时放牧打猎，战斗力超强；武器上，除了强弓、弯刀，还学了中原和西域的技术，配了抛石机、火铳这些攻城家伙，尤其擅长攻坚；再加上“幼子守灶”的继承规矩保了家产稳定，军功赏赐用金银、奴隶、土地激励，让将士们打仗特别来劲，成了打不赢的虎狼之师。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当了大汗，和弟弟阿里不哥争了四年汗位，在漠北、关中打了好几仗，最后忽必烈靠着汉地的人力物力赢了。1271年，他取《易经》里“大哉乾元”的意思，改国号“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正式建了元朝，就是元世祖。作为从草原帝国转到中原王朝的关键人物，忽必烈比其他贵族有眼光。他清楚，光靠游牧那套管不了人口多、文化发达的汉地，得推行汉化。

政治上，他用中原的三省六部制，设中书省管全国行政，枢密院管军事，御史台管监察，还在地方搞行省制度，把全国分成岭北、辽阳、河南江北等十一个行省，行省长官由中央直接派，权力集中到朝廷，这制度打破了以前州县松散的管法，成了后世行政区划的基础。经济上，忽必烈改了蒙古贵族圈地当牧场的毛病，下令“禁止占民田”，设劝农司，派劝农官去各地教种地，编了《农桑辑要》发到州县推广；还疏通大运河，把分段的运河连成南北大动脉，让江南的粮食、丝绸能直通大都，运河上的船日夜不停，促进了南北交流；另外，元朝还重视海外贸易，在泉州、广州、庆元（今宁波）设市舶司管外贸，泉州靠着好位置和宽松政策，成了“东方第一大港”，聚了阿拉伯、波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城里清真寺、基督教堂、佛寺都有，多元文化在这融合，像个国际大都市。

蒙汉融合在元朝到了顶峰。蒙古贵族主动学汉文化，忽必烈自己能读汉文书，还请汉儒给皇子上课，重用耶律楚材、郭守敬、许衡这些汉臣和科学家——耶律楚材提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给元朝定了汉化政策；郭守敬修历法、开运河，对农业水利贡献老大。汉人书生虽然元朝初期科举停了，多靠举荐、祖荫当官，但还是有不少人能参政，像宋濂、刘基这些后来明朝的开国功臣，早年就在元朝干过。

社会生活里，蒙古和汉文化互相影响：蒙古的烤全羊、奶茶、马奶酒传到汉地，成了上层社会的时髦吃法；蒙古的“质孙服”“比甲”这些衣服样式，汉人也学着穿，街上能看见穿混搭的人；而汉人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也影响了蒙古贵族，到元朝后期，不少蒙古子弟能写诗，和汉人书生唱和，笔墨里也有风雅。

文化上，元曲的红火是元朝最亮眼的招牌。关汉卿的《窦娥冤》写寡妇窦娥的惨事，揭露了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六月飞雪”的情节成了千古绝唱，舞台上的悲愤直戳人心；王实甫的《西厢记》写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歌颂了自由恋爱对礼教的反抗，“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了大家对爱情的盼头；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用“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几句简单的话，写出了游子的思乡苦，成了元曲小令的巅峰。

元曲能火，一是因为城市经济好，大都、杭州这些城市人多，市民对文化的需求大，勾栏瓦舍到处都是，给元曲提供了大市场；二是因为元朝文人地位低，被后人戏称“八娼九儒十丐”，很多考不上科举的书生转行写戏曲，用笔发泄情绪，让元曲既有市井味，又有思想深度。另外，元朝的科技也很厉害：郭守敬编的《授时历》，算一年365.2425天，精度和现在公历差不多，比欧洲格里高利历早三百年；黄道婆从海南黎族学了棉纺技术，回松江推广，改了轧棉机、纺车这些工具，让江南棉纺业火起来，棉布慢慢取代麻布、丝绸，成了百姓的主穿衣料；王祯写的《农书》，总结了古代农业经验，图文并茂记了农具的用法，对农业影响深远。

可元朝的好日子没长久。元世祖忽必烈死后，皇位换来换去，短短四十年换了九个皇帝，最长的干十三年，最短的一个月，皇位之争引发的政变和内战不断，政治腐败越来越严重。蒙古贵族沉迷享乐，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权臣专权，党争不停，像元顺帝时的权臣伯颜，专横得很，废了科举，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文、色目文，甚至提出“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荒唐话，激化了民族矛盾。

元朝把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是统治民族，特权最多，打死汉人赔点钱就行；色目人多是西域、中亚的，被蒙古人用来当帮手；汉人是原金国区域的汉人和契丹、女真等；南人是原南宋区域的汉人，地位最低，在政治、法律、科举上都受歧视。土地兼并越来越狠，蒙古贵族和汉人地主抢地，大量农民没了地，成了流民，加上元末水旱灾不断，黄河老决口，蝗灾、旱灾连着来，粮食减产，民不聊生，路上全是饿死的人。

1351年，元朝征几十万民工治黄河，官吏克扣工钱，民工受不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造反。他们提前埋了个独眼石人，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言，起义军用红巾当标志，就叫红巾军。起义很快烧遍全国，徐寿辉、郭子兴、张士诚都跟着响应，元朝统治摇摇欲坠。在这些起义领袖里，出身濠州（今安徽凤阳）贫苦农民的朱元璋冒了头。他小时候父母死了，给地主放牛，后来家乡遭灾，出家当和尚，在皇觉寺讨饭过了几年，这段苦日子让他知道百姓的难处，也磨出了他的硬心肠。

后来，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凭胆识和谋略，屡立战功，慢慢出头，深得郭子兴赏识，郭子兴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他。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接管了队伍，听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应天府建了根据地，招人、搞生产，慢慢壮大。他先后打败陈友谅、张士诚这些割据的：1363年，鄱阳湖之战，朱元璋以少胜多，打败号称六十万大军的陈友谅，湖上火光冲天，喊声震天，这仗奠定了统一江南的基础；1367年，攻破平江（今苏州），抓了张士诚，统一了江南。

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当大将军、常遇春当副将军，带二十五万兵北伐，发了《谕中原檄》，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明确反对元朝的民族压迫，得到北方汉人的支持，好多州县直接投降。北伐军按“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再打河南，断其羽翼；占潼关，卡住门户；最后打元都”的路子，进展很顺。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了明朝，就是明太祖。同年八月，明军打进大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慌忙往北跑，退守漠北，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了，一共九十八年。

经济上，朱元璋搞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开荒，规定“农民垦荒，归自己，三年不收税”，还组织移民屯田，把江南、山西的人迁到中原开荒；减了赋税，轻了农民担子；修了水利，治了黄河、淮河这些河，保了农业；还下令查户口、量土地，编了《黄册》和《鱼鳞图册》，《黄册》记户口，《鱼鳞图册》记土地的位置、面积、肥瘦，加强了对户口和土地的管理，有效防了官吏贪污，增加了国家收入，百姓的日子慢慢安稳了。

但朱元璋的统治也充满铁腕和血腥。为了稳皇权，他大杀功臣，“胡惟庸案”牵连杀了三万多人，“蓝玉案”牵连杀了1万5千人，李善长、蓝玉、胡惟庸这些开国功臣都挨了刀，朝廷上下人人害怕，官员上朝跟上刑场似的。另外，朱元璋定的《大明律》刑罚很重，有凌迟、剥皮这些酷刑，用来吓唬人；还设了“廷杖”制度，大臣稍不顺眼就可能当庭挨打，甚至没命，好多大臣因直言被廷杖打死，鲜血染红了金銮殿的台阶。

1398年，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就是建文帝。建文帝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听了黄子澄、方孝孺的建议，推行削藩，先后削了周、齐、湘、代、岷五个藩王的爵位，动了藩王的奶酪。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一向有本事，早年跟着朱元璋打仗，功劳很大，不甘心坐以待毙，于1399年以“清理皇帝身边的坏人，平定国家灾难”为名，发动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仗，朱棣带兵南下，在白沟河、济南、东昌这些地方和明军死磕，尸山血海铺成了帝王路，最后在1402年打进南京，宫里起了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人说他烧死了，也有人说他扮成和尚跑了，成了历史谜团。朱棣登基当了皇帝，改年号永乐，就是明成祖。

朱棣上台后，搞了一系列大动作，把明朝国力推到了顶峰。1421年，他正式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的架势，加强了对北方边疆的防守，北京从此成了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迁都工程干了十四年，花了不少人力物力，修了紫禁城、天坛这些大建筑，房子又高又大，气势足得很，成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为了显摆国威、加强对外交流，朱棣派郑和带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船队规模大得很，船有几百艘，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跟着的人超过两万七千，有水手、兵、工匠、医生、翻译这些。

郑和船队带了大量丝绸、瓷器、茶叶这些货，航线跑遍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和当地国家交了朋友，换了货，传播了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不光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欧洲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到印度早九十二年，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更显出了明朝初期的强盛国力，船队跑的路线，成了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漂亮篇章。另外，朱棣下令编了《永乐大典》，组织三千多书生，干了五年，编成了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全书一共两万两千八百多卷，装了一万一千多册，收了七八千种书，涵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工艺技术这些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对保存传统文化出了大力。

明朝中期以后，国力慢慢由盛转衰。明英宗那会儿，太监王振专权，王振本来是蔚州的一个秀才，自己阉了进宫，深得英宗信任，他乱管朝政，拉帮结派，贪污受贿，怂恿英宗亲自带兵打瓦剌。1449年，瓦剌的也先带兵南下，英宗在王振怂恿下，不顾大臣反对，亲自带五十万大军出征，因为王振瞎指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瓦剌军围了，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军杀了，这就是有名的“土木堡之变”。瓦剌军趁机打过来，直逼北京，明朝面临大危机。幸亏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拥立明代宗朱祁钰当皇帝，稳住了局面，组织北京保卫战，于谦亲自督战，调各地援军，守住了北京九个城门，最后打退了瓦剌军，救了明朝，续了命。

但后来，太监专权成了明朝中后期的老毛病，刘瑾、魏忠贤这些大太监先后乱管朝政，刘瑾被称为“立皇帝”，管了五年朝政，贪污受贿，攒了大笔财富；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拉帮结派，害忠良，朝廷上下乌烟瘴气，朝政越来越腐败。同时，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没了地，成了流民，农民起义不断。在外边，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倭寇是日本的武士、浪人、海盗，他们勾结沿海的奸商，烧杀抢掠，啥坏事都干，给百姓带来大灾难。明朝派戚继光、俞大猷这些将领带兵打倭寇，戚继光组建“戚家军”，招了义乌的矿工和农民，严格训练，搞了鸳鸯阵，靠严明的纪律和先进战术，先后在台州、福建、广东这些地方重创倭寇，“戚家军”战无不胜，号称“每战没输过”，最后平了倭患，保了东南沿海的安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

明朝后期，辽东的后金（后来改国号清）冒了出来，成了明朝的大威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1616年建了后金，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发誓打明朝，多次带兵攻明，明军节节败退。在防后金的过程中，袁崇焕冒了头，他守宁远（今辽宁兴城），修了坚固的城，配了红衣大炮，多次打败后金军，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努尔哈赤也在宁远之战里受重伤死了。可是，崇祯皇帝疑心重得很，中了后金的离间计，以为袁崇焕通敌，把他凌迟处死了，自己拆了长城，辽东防线从此更悬了。

这时候的明朝，内忧外患搅一块儿，天灾不断，蝗灾、旱灾连着来，粮食减产，百姓到处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627年，李自成在陕西造反，喊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传遍各地，得到广大农民响应，起义军迅速壮大，成了反明的主力。1644年，李自成带起义军打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今景山）上吊了，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没了。

李自成进京后，没稳住政权，反而放任部下烧杀抢掠，拷打明朝官员要钱，失了民心。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本来打算投降李自成，但听说爱妾陈圆圆被起义军抓了，爹被关了，一怒之下降了清，引清兵入关。多尔衮带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李自成的起义军，随后进了北京，慢慢确立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明朝没了后，南明政权先后在南京、福州、肇庆这些地方建起来，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先后称帝，但因为内部派系多，争权夺利，没形成有效的抵抗，最后被清军一个个消灭了。

从蒙古帝国的草原崛起，到元朝的一统华夏与盛极而衰；从朱元璋的揭竿而起，到明朝的励精图治与最终覆灭，元明两朝的兴替，不光是王朝的换代，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蒙古铁骑的横扫与元朝的汉化尝试，显出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明朝的制度革新与对外交流，显出了中原王朝的强盛与包容，而它后期的政治腐败与内忧外患，则露出了封建帝制的毛病。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光留了无数英雄的传奇，更给后人留了深刻教训——民心向背定输赢，制度革新才能长久，文明交融才能发展。

第七章 龙旗沉浮：大清兴衰与近代国殇

公元1644年，山海关的风卷着漫天黄沙，呜呜地刮过长城垛口。守关的明军总兵吴三桂，站在城头望着南边李自成起义军扬起的尘土——那尘土里裹着紫禁城的破败和崇祯皇帝上吊的惨事，又回头看看北边多尔衮带的清军骑兵，盔甲在风沙里闪着冷光，脸上满是纠结和狠劲。最后，他慢慢抬手，下令打开城门——这扇关了多年的中原大门，在刀光里轰然开了，清军的马蹄声踏碎了明末的乱摊子，也彻底改了华夏历史的走向。

那时候，李自成的起义军刚打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吊死了，龙袍上的血和土混在一起，成了王朝完蛋的悲歌，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统治就这么结了；而紫禁城的琉璃瓦上，硝烟还没散，就预示着一个新王朝要上台。清军进关后，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打败李自成的队伍，接着一路往南，马蹄踏过江南的烟雨，把秦淮河的风月都踩成了血色残阳，挨个灭了南明政权和各地抗清的势力。1644年十月，顺治皇帝把都城迁到北京，在天坛办了隆重的祭天仪式，天坛上空的烟绕着，宣告大清正式在中原站稳了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这么拉开了大幕。

清朝刚立国时，统治者面对的是山河破碎、人心不稳的局面，稳住统治的担子很重。多尔衮当政的时候，用了软硬兼施的招：一方面，他重用洪承畴这些汉族官员，沿用明朝的内阁、六部这些制度，好减少阻力；另一方面，强行推剃发易服、圈地这些政策，喊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粗暴的文化压迫像刀子，割断了中原百姓的文化念想，惹得大家强烈反抗。江阴城里，百姓推陈明遇、阎应元当头，守了八十一日，用血肉之躯扛清军的炮火，城破后被屠城，只剩五十三人，街巷里的血把护城河都染红了；扬州城里，史可法带着军民守了十日，城破后清军杀了十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扬州十日”的惨案成了清初民族矛盾的缩影，到现在历史里还回荡着亡魂的哭声。顺治亲政后，知道民心重要，慢慢调整政策，停了圈地，减了税，鼓励开荒，恢复生产，破碎的山河才慢慢有了生气，民族矛盾也慢慢缓和了。

到了康熙皇帝上台，清朝迎来了百年的盛世光景。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少年天子用雷霆手段除了鳌拜，把皇权抓得牢牢的，凭过人的本事，在六十一年的皇帝任上，创下了显眼的功绩。他花了八年平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三藩之乱，结束了南方半割据的局面，让中央集权的光又照到了岭南；派施琅带兵渡过台湾海峡，收复台湾，归中央直接管，让宝岛和大陆联系更紧；组织雅克萨反击战，打败沙俄，签了《尼布楚条约》，划清了中俄东段边界，用笔墨守住了国土；三次亲征噶尔丹，打垮准噶尔的叛军，在草原上留下御驾亲征的脚印，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管，打下了清朝大疆域的基础。治国上，康熙显出开明的风格：他推崇儒家，多次南巡去孔庙祭拜，在曲阜的杏坛前表达对文化的敬重；组织编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大书，让文化在盛世里传下去；推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按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定额，之后新增的人口不收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人口和经济，街头巷尾慢慢恢复了烟火气。

雍正继位后，接过盛世的班，用铁腕接着推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设了军机处，挑亲信大臣组成，取代内阁成最高决策地，军国大事都由皇帝一个人定，军机处的烛火下，皇权到了顶峰；推了摊丁入亩，把丁银并到田赋里收，彻底废了千年的人头税，像卸了压在没地、少地农民身上的大石头，促进了土地自由流转；大力整吏治，狠打贪污，设了养廉银，用高薪养廉规范官员，一时官场风气清了不少，扭转了腐败。到乾隆在位时，清朝国力到了顶峰，史称“康乾盛世”。这时候，清朝的地盘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和钓鱼岛、赤尾屿这些岛，南到南海诸岛，地大物博的疆域上，多民族一块过，成了国力强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盘之大、国力之盛，在封建王朝里很少见。

经济上，康乾盛世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发展得不错。农业上，玉米、番薯这些高产作物从美洲传进来后种得广，像给华夏大地打了强心针，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人口增长的粮食压力，让全国人口从清初的一亿涨到乾隆末年的三亿多；手工业里，江南的棉纺、丝织规模大，苏州、杭州的丝绸质量好，卖到国外，叫“衣被天下”，机房里的织梭日夜响，织出盛世的繁华；江西景德镇的制瓷到了艺术顶峰，青花、粉彩这些瓷器精美，釉色好，花纹细，成了皇室贡品和海外贸易的宝贝；广东的冶铁、四川的井盐也各有规模，技术先进，撑起了手工业的繁荣。商业上，晋商、徽商这些商帮起来了，形成大商业网，晋商垄断北方贸易，徽商掌控江南盐业和茶叶，他们开票号、钱庄，像血管一样连起全国的商品流通，促进资本积累；北京、南京这些城市人多，铺子多，车来车往，成了商业中心，商品经济繁荣，市井的热闹，勾勒出盛世的样。

文化上成果也多：曹雪芹费尽心血写的《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家的兴衰为线，深挖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危机和人情，文字里透着对世事的看透和同情，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现在还被当“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用辛辣笔触讽刺科举下的读书人，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假，字里行间都是批评的刺；戏曲上，徽班进京后融合汉调、昆曲，慢慢形成京剧，唱念做打演绎人间悲欢，成了中国国粹；另外，清代的书法、绘画、园林艺术也成就高，颐和园、圆明园这些皇家园林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亭台楼阁错落，山水相映，圆明园更是汇了东西方建筑精华，园里藏的宝贝、古籍字画数不清，叫“万园之园”，是当时世界文化的宝贝，每处景都凝着中国工匠的心血。

可盛世的繁华背后，早就藏了深的危机，像华丽衣服下的虫洞，慢慢啃王朝的根。乾隆后期，皇帝爱显摆，六次南巡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沿途官员抢着献宝、铺张接待，奢靡风盛行，把百姓的血汗变成了南巡的歌舞；官场腐败越来越重，大贪官和珅凭乾隆宠信，专权二十多年，贪污受贿、敛财，家产估价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五年的收入，导致国库空虚，像被掏空的蜂巢；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没地，成了流民，社会矛盾激化，像地底的岩浆，等着喷发。

更要命的是，清朝统治者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里，盲目自大，推了严的闭关锁国政策。乾隆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里写：“天朝啥都有，不用靠外国东西”，这种固步自封像厚铁门，关了和世界交流的路。乾隆时，清政府只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设十三行管对外贸易，严限外国商人活动和贸易，甚至禁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西学。当西方经历工业革命，在蒸汽机声里进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科技、军事飞快发展时，中国却在封建帝制的余晖里停步，像沉睡的狮子，慢慢和世界拉开了距离，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埋了伏笔。

19世纪初，英国这些西方列强想打开中国市场，扭转贸易逆差，开始往中国大量卖鸦片。这种上瘾的毒品像毒瘤，迅速蔓到全国，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瘾君子”满街都是，烟馆里的烟雾，吞了人的健康和意志，无数家庭因此破败，妻离子散；国家的战斗力和生产力被破坏，士兵成了“双枪兵”，田地荒了没人种；同时，鸦片贸易让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每年流几百万两，国库危机严重，清政府面临“兵弱银荒”的难局。为护国家和民族尊严，道光派林则徐去广州禁鸦片。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后，态度坚决，封了商馆，严收外商鸦片，在虎门海滩挖池，用“海水浸化法”，当众销了二百多万斤鸦片。虎门销烟的火冲天，黑烟滚滚，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却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1840年，英国拿虎门销烟当借口，派舰队打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打。因清政府腐败和军事技术落后，清军的冷兵器和土炮挡不住英军的坚船利炮，沿海防线节节败退，英军像豺狼一样先后占了定海、镇海、宁波这些城，直逼南京。1842年，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香港岛给英国，赔军费两千一百万两，开广州、厦门这些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的税要双方谈。《南京条约》的签，像刀划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壳，也划伤了华夏民族的尊严，标志中国开始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屈辱史就这么拉开了，龙旗在列强的炮口下开始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学英国，拿坚船利炮逼清政府签一堆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进一步丢，像被分的蛋糕，任人切。1856年，英法联军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当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把叫“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洗劫一空。园里的宝贝被列强抢，青铜器、瓷器、书画塞麻袋，带不走的就毁，雕像推倒，古籍烧了；最后，联军为掩罪行，放火烧圆明园，火烧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照亮北京夜空，这座凝着中国人心血的皇家园林，成了焦土，断壁残垣在火里哭，园里无数文物被抢，现在还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里，成民族心里永远的痛。

清政府被迫和英法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大钱，增开汉口、九江这些十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的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像毒蛇一样蔓到华夏腹地。在民族危机加深时，清朝内部的一些开明官员，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想学西方技术维护清朝统治，这自救运动叫“洋务运动”。洋务派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这些近代军事工业，产枪炮和舰船，想造坚船利炮；办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这些民用工业，补军事工业的钱；建新式军队，办京师同文馆这些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想培养人才。可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只学西方技术，不动封建专制的根本，像在烂地基上盖高楼，注定长不了；加上封建顽固势力阻拦和外国列强挤，最后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里失败，洋务派的强国梦碎了。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这时候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强，野心大，像饿狼一样盯着中国的地盘和资源；而清政府的北洋水师虽然看着声势大，有“定远”“镇远”这些铁甲舰，号称“亚洲第一舰队”，其实里头腐败严重，弹药少，训练松，军舰上甚至晾着衣服。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干上了，海面上火光冲天，炮声震耳，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旗舰定远号被敌舰围攻，立马下令开足马力，冲向日本吉野舰，想和敌人同归于尽，却不幸被鱼雷打中，邓世昌和全舰官兵壮烈牺牲，“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挽联，正是对他爱国气节的夸赞，他的忠魂永远留在黄海波涛里。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退守威海卫，最后因指挥不行和没援军，全军覆没，北洋水师的沉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1895年，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口岸开厂。《马关条约》的签，像大石头压在华夏民族肩头，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势力范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英国租借新界与威海卫，德国强占胶州湾，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灭种的阴影罩在每个中国人心里。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让中国的明白人认识到，光学西方技术救不了民族危亡，必须改政治制度。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的推动下，颁布变法诏令，搞戊戌变法。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政府机构，裁多余的官，用维新的人；鼓励私人办工矿企业，发展资本主义；办京师大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传播君主立宪思想；训练新式军队，增强国防。维新派还通过办《时务报》《国闻报》这些报纸，组织强学会这些团体，广泛宣传变法，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变法的呼声像惊雷，划破了封建专制的黑。可戊戌变法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1898年9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关了光绪，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到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人被杀在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前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唱，用生命践行了变法救国的理想，他的血染红了菜市口的石板路，也点燃了国人的革命热情。戊戌变法只搞了一百零三天就失败了，史称“百日维新”，但它作为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打了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危机更深，广大百姓的反抗越来越猛。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列强侵略，他们砸教堂，打外国使馆，严惩不法传教士与洋商，给西方列强沉重打击，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抗争精神。西方列强为镇压义和团，组成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八国联军先后占了天津、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逃到西安，北京城再次遭列强洗劫，宫殿园林被毁，文物古籍被抢，百姓遭屠杀，街头尸横遍野，哀嚎声不断。1901年，清政府被迫和十一国签《辛丑条约》，赔各国军费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本息共九亿八千万两，这笔赔款叫“庚子赔款”，沉重的负担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像三座大山中的一座，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条约还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派兵驻守，不准中国人在界内住，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是中国主权丧失的屈辱象征；清政府保证严禁百姓参加反帝活动；拆了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允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重要地。《辛丑条约》的签，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彻底成了“洋人的朝廷”，失去了百姓的信任，龙旗的尊严被踩得稀烂。

面对越来越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在1901年宣布搞“新政”，进行一系列改革：废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办新式学堂，培养实用人才；编练新军，用西方军事训练和武器；改官制，增设商部、学部这些机构。可“新政”没动封建专制的根本，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越闹越大，改革像隔靴搔痒，救不了王朝的颓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占了武昌城，枪声划破夜空，随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像倒的大厦，撑不住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当了临时大总统，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民主共和的光亮照了华夏大地。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颁退位诏书，正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龙旗在历史的风中慢慢落下，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清朝的兴衰，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从康乾盛世的风光，到近代的屈辱沉沦，清朝的历史深刻揭示了封建帝制的腐朽和落后。闭关锁国让中国和世界隔绝，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了社会矛盾；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让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可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人民从没停过反抗：虎门销烟的坚决、洋务运动的探索、戊戌变法的呐喊、义和团运动的抗争、辛亥革命的枪声，这一连串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清朝的灭亡，不光是一个王朝的完蛋，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它为中国近代化开了路，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封闭必然落后，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对外开放，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八章 从辛亥惊雷到开国大典

1911年10月10日半夜，武昌城新军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里，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封建帝制的漫漫长夜——这是革命士兵金兆龙面对巡哨军官的呵斥，毅然扣动扳机的决绝之声，却成了改写中国历史的关键一步。这场被后世叫做“辛亥革命”的大事件，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近代中国挨了百年打、抗争了百年的必然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清政府的腐烂无能就彻底露了底：《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割地赔款、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陷入了“国家受辱、人民遭难、文明蒙尘”的深重危局。洋务派搞的技术革新，想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救国，却始终没动封建制度的根本；康有为、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想用温和改良实现君主立宪，却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下成了昙花一现，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菜市口的石板路。当自上而下的救国路都走不通，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就干脆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决心用革命的烈火，烧掉旧制度的烂根子。

革命前夜，思想的启蒙已经在暗地里涌动。20岁的邹容在《革命军》里用“雷霆之声”喊“中华共和国万岁”，字字如刀，划破封建专制的黑幕；陈天华的《猛回头》用血泪文字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十八省的土地，早成了各国的跑马场”，唤醒了国人的危机感。这些进步书刊在民间偷偷传，像星火一样在国人心中埋下民主共和的种子。海外华侨倾囊捐钱，南洋富商张弼士一次就捐了一百万银元支持革命；国内志士秘密联络，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在茶馆酒肆、密室暗巷里筹划着改天换地的壮举。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像星火燎原，短短一个月，湖南、广东、江苏等十多个省都宣布独立，各省咨议局的欢呼声里，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摇摇欲坠。1912年1月1日，南京两江总督署里，孙中山穿着中山装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面对满堂志士，他用响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了！”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确立“主权在民”的原则，明确“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种族、阶级、宗教”，给病入膏肓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光亮。

辛亥革命的意义，早就超过了一场单纯的换政权。它不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更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像春雨一样慢慢渗入人心。正如习总书记说的，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的探索。革命党人高举的“振兴中华”口号，以及“五族共和”的民族主张，打破了传统王朝的“华夷之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打了思想底子。可是，历史的路从不平，这场革命没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手绞杀下，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偷走了。当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印信交给袁世凯时，他眼里的期待和担忧，预示着中国马上又要掉进动荡和迷茫的坑里。

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成了野心家和独裁者的斗兽场。袁世凯靠着北洋军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先是以“拥护共和”的假样子骗得革命党人妥协，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北迁，顺利偷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灯光下，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刚讲完话，准备上北上的车，一颗罪恶的子弹从暗处射出，打穿了他的胸膛。这位一心搞议会制共和的志士，在病床上还叮嘱“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最后还是死了。这颗子弹，不光夺走了一位民主志士的命，更宣告了议会制共和的尝试彻底失败。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抗，却因力量悬殊很快被镇压，他被迫再次逃到国外，临走前发誓“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1915年，袁世凯不顾全国人的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用出卖国家利益换日本支持他当皇帝，同年12月公然称帝，改年号“洪宪”。这场倒行逆施的闹剧，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蔡锷将军从北京偷偷跑回云南，和李烈钧这些将领发动护国运动，讨袁的檄文传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于1916年6月病死，复辟帝制的丑剧草草收场，只留下千古骂名。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了直、皖、奉三派，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别支持下，打了十多年的内战。皖系段祺瑞投靠日本，直系曹锟、吴佩孚依附英美，奉系张作霖占着东北，各派军阀为抢地盘和中央政权，频繁打仗，让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据讲，1914年全国陆军只有45.7万人，到1919年就涨到了138万人，巨额军费占了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还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苦不堪言。河南境内，军阀冯玉祥和赵倜的部队打了数月，村子成了焦土，流民遍野；四川军阀混战持续了二十年，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几百次，“田赋预征到了几十年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黑、经济垮，特务暗探到处都是，百姓的言论、出书、集会自由被随便剥夺，广大民众在战乱和压迫里水深火热。这种乱局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共和路在近代中国走不通，中国急需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武器来领路救亡。

就在中国革命陷入迷茫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器，给苦苦找救国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了方向。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走上街，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的口号，这场爱国运动像惊雷一样唤醒了沉睡的百姓，很快席卷全国。天津的学生罢课、上海的工人罢工、广州的商人罢市，工农学商联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洪流。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革命骨干，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13位代表带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重托，秘密聚在了一起。开会期间，巡捕突然闯进来搜查，代表们被迫转移，最后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这艘小小的红船，在烟雨朦胧的湖面上，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千斤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像黑夜里的一颗星火，为中国革命照亮了新路。毛主席后来回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马就投入到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实践中。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十万海员为涨工资和改善待遇，坚持罢工56天，最后赢了；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矿工们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逼得矿方答应了全部条件。在农村，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很快，农民协会一个个成立，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显出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这些革命家的探索和带领下，中国革命慢慢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子。

1927年，正当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街头，反动军警拿着大刀，在血泊里搜共产党；武汉江边，革命群众被集体枪杀，江水都被染红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惨遭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8月1日，周总理、贺龙、叶挺、朱老总、刘伯承这些人领导发动南昌起义，两万多起义军向南昌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经过几小时激战，占领了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同年9月，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败后，果断放弃打大城市的计划，带着队伍向井冈山进发，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28年4月，朱老总、陈毅带着南昌起义剩下的队伍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毛主席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制定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让广大农民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江西瑞金的农民分到土地后，争着参加红军，“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军民一条心，根据地呈现出兴旺的景象。

可是，因为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吃了大亏，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缺衣少食、弹药不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大小战斗几百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红军过湘江，和数倍于己的敌人打了几天，全师几乎拼光，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他亲手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向死而生”的革命气节。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锻造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的战略转移，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了坚实基础。毛主席曾豪迈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意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

1931年9月18日傍晚，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日本关东军自己炸了一段南满铁路，反咬中国军队破坏，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搞出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军有16.5万人，而日军只有2万，但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北大营的士兵们眼睁睁看着日军攻进来，只能徒手抵抗，好多战士倒在血泊里。短短四个多月，中国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丢了，3000多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在日军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九一八事变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头，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规模，1935年搞华北事变，想把华北从中国分出去，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阴影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举起抗日救亡的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几千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的喊声震彻北平城，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国民党当局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标志着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搞军事演习，借口一个士兵丢了，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后，就向中国守军开枪还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成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迅速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陕北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全民抗战局面，亿万中华儿女齐心协力，投身到打日本侵略者的洪流里。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一块抗击日本侵略者。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先后打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这些大仗，付出了巨大牺牲，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打算。1937年的淞沪会战，前后历时91天，日军投入了10个师团近30万兵力和包括4艘航母在内的30艘战舰、500多架飞机还有300多辆坦克。中国军队整营、整团地倒在日军的炮火与炸弹下，上海海关大楼的钟声每响一次，就有超过1000名中国军人血洒淞沪战场。第18军第98师第583团3营营长姚子青，带着600名官兵死守宝山县城——这座位于吴淞江口的孤城，三面临海，城墙是土坯砌的，易攻难守。日军的飞机、战舰不停狂轰滥炸，全城成了瓦砾，但姚子青鼓励官兵“团结战斗，坚守阵地，爱我中华，杀敌立功”，和日军血战一昼夜，仅金家巷阵地就打死敌人200多。9月5日，日军30艘战舰、20多辆战车掩护2000多步兵猛攻宝山，城墙被轰塌多处，日军趁机冲进城，姚子青带着预备队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只剩20多人还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年仅28岁。这场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沉重代价，打死打伤日军4万多，逼得日军三次换主帅，彻底粉碎了其“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

1938年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取得大胜。滕县保卫战中，第41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带队死守孤城，腹部重伤后还高呼“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壮烈牺牲，城内300名伤员不愿被俘，集体引爆手榴弹殉国；台儿庄城里，中国守军和日军展开巷战，“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敢死队员不要大洋悬赏，高呼“打仗是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做日本人的奴隶”，逐街逐屋争夺，最后歼敌1.1万多，缴获大炮70多门、坦克40多台，成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了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心。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百团大战，先后参战部队达105个团，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大规模破袭战，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据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消灭日军150多万、伪军118万，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正式签无条件投降书，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选择：是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维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还是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作了巨大努力，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不顾个人安危，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43天的艰苦谈判，签了“双十协定”，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方针，撕毁协定，于1946年6月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占优势，总兵力达430万，有美式装备，而人民解放军总兵力才127万，装备差，多是步枪、手榴弹。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转折点。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发动战略决战，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率先在东北战场打响。当时，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55万人困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点，而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约100万，在兵力和态势上占绝对优势。按照中央军委“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克锦州，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路。锦州攻坚战中，解放军战士冒着炮火冲锋，城墙被炸开缺口后，迅速冲进城，和敌人展开巷战，经过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随后，长春守敌一部起义、一部投诚，长春和平解放；在辽西会战中，东北野战军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最后攻占沈阳、营口，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历时52天，消灭国民党军47万多，使东北成为人民解放军巩固的战略后方，为后续战役提供了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持。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发起。这场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激烈的战役之一，人民解放军投入兵力60万，面对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刘峙集团80万人的兵力，在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凭借灵活的战术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役期间，数百万民工踊跃支前，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运送粮草弹药。山东沂蒙山区的支前民工，用扁担挑起粮食，用小车推着重武器，日夜兼程赶往前线，“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展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淮海战役历时66天，消灭国民党军55万多，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使人民解放军前出到长江北岸，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针对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5万多的部署，中央军委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方针，将敌军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据点，切断其西逃和南撤的路。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拒绝放下武器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解放天津。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傅作义率北平守军20多万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破坏，故宫、颐和园这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全。平津战役历时64天，消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多，解放了华北大部地区。

三大战役历时四个多月，共消灭国民党军154万多，连同在此期间其他地区的作战，共消灭敌人182万，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天，渡江战役正式打响，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数万艘船只载着人民解放军将士，冲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向着江南挺进。战役中，无数战士壮烈牺牲，35军104师31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在牺牲前嘱托战友：“我死了，你们抬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彰显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战士们冲进南京总统府，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了红旗，毛泽东主席闻讯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随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先后解放了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和广大乡村，逐步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齐聚广场，目光都聚焦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站在城楼上，神情庄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话音刚落，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经久不息。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广场上的群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从1911年的辛亥惊雷到1949年的开国大典，短短38年的历史进程里，中国人民历经了无数次的抗争与牺牲，从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的探索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不易。这场跨越近四十年的革命征程，充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证明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革命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它凝聚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与生命，承载着中华民族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百年梦想，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第九章 筚路蓝缕：奠基与探索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却像洪钟一样响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回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声音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全国，震撼世界。它像惊雷一样打破了百年的沉寂与阴霾，给饱经苦难的中国开启了崭新的纪元。这一刻，不光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里程碑，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开始。在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带着亿万满怀希望的人民，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拼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二十九年的路，既有打下国基、改天换地的辉煌，也有在未知领域摸索的曲折与坎坷。每一步前行，都浸透着一代人的热血、汗水甚至泪水；每一次选择，无论成败，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成了共和国成长史上抹不掉的记忆。

新生的人民政权，刚一成立就面临着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严峻考验。外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度敌视，搞严密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与军事威胁，想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朝鲜战争的战火更是烧到了鸭绿江边，国家安全面临直接威胁。里头，则是连年打仗留下的烂摊子——农业凋敝，粮食不够；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封建残余思想和旧社会的坏风气还根深蒂固，民生百废待兴，社会秩序急需整顿。

为了筑牢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党和政府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系列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像一声春雷，响彻在中国大地上。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亿万没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市场。在城里，一场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风暴同步展开。昔日臭水横流、蚊蝇乱飞的龙须沟，经过整治，变成了整洁宜居的社区；娼赌毒这些延续百年、毒害社会的毒瘤被连根拔除，朗朗乾坤下，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变了样。

政治建设上，1949年的《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为新生国家的运行提供了基本遵循，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这部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为社会主义政治大厦筑牢了框架，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制度基础。与此同时，肃清残余敌对势力、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在有序进行，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了社会稳定。

军事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堪称共和国的“立国之战”。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与邻邦的危急呼救，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敌我装备悬殊、后勤补给极端困难的战场上，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殊死搏斗。长津湖畔的冰雪，记着“冰雕连”的忠魂。志愿军第九兵团的战士们，穿着单衣，在零下四十度的极寒中潜伏六昼夜，直到冻成一座座持枪待发的冰雕，依然保持着战斗姿态，诠释了啥叫“钢铁的纪律、钢铁的意志”。小高岭上，特级英雄杨根思在弹尽粮绝时，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用生命践行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上甘岭的坑道里，通信员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眼，为冲锋部队开辟了路；卫生员王清珍用嚼碎的干粮喂伤员，在简陋条件下救了无数命。这场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苦战，最终迫使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场胜利，不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新中国赢得了数十年的和平，更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凝聚起万众一心、不可战胜的力量，让世界重新认识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

与此同时，经济建设的热潮在全国涌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明确了“一化三改”的战略——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集中全国之力攻坚重工业，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核心，全面铺开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成，让中国逐步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为工业化打下初步基础。鞍钢的钢水奔流不息，长春一汽驶出了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沈阳第一机床厂诞生了第一台国产机床，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些工业奇迹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迈进。

在这股建设热潮中，无数普通劳动者用双手和智慧书写了不平凡的奇迹。鞍钢工人孟泰，带着工友们在日伪留下的废墟里“淘宝”，捡回成千上万件废旧器材，建成了保障生产的“孟泰仓库”，在高炉抢修的关键时刻，他甚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跳入冰冷的水中疏通管道，用命守护着钢铁生产的命脉。同为鞍钢的王崇伦，在半个月内刻苦攻关，设计出“万能工具胎”，将加工效率提升了数倍，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青岛国棉六厂的郝建秀，年仅十几岁就摸索出高效的纺纱方法，其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后，每年能为国家多生产数万件棉纱，成了青年工人的榜样。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劳动模范，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那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

在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们正带领群众向贫困宣战，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创业歌。河南兰考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拖着有严重肝病的身体，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兰考的每一寸土地。面对黄沙漫天、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三害”肆虐，他带头种泡桐树，提出了“贴膏药扎针”的治沙法，用生命最后的时光，为兰考大地换来了点点新绿，铸就了不朽的“焦裕禄精神”。山西昔阳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村民劈山开石，垒起层层梯田，在石头缝里刨出了粮食，将“穷山恶水”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大寨精神”成了那个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鲜明旗帜。

农业战线同样星光熠熠，科技工作者穿梭在田间地头。土壤学专家王守纯扎根豫北“盐碱窝”，挽着裤腿与农民同吃同住，经过几十次试验，提出了盐碱地“T”字型盐分分布理论，创造了“冲沟躲盐巧种”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实现了粮棉成倍增产。农业昆虫学家齐兆生为了解决棉花病虫害难题，在黄淮海产区坚守了二十四个春秋，建立的治虫示范区使棉花亩产大幅提升，为农业丰收保驾护航。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亿万人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各条战线披荆斩棘，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书写着改天换地的发展奇迹。

然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探索的路注定不会平。在连续取得一些成就后，党内外逐渐出现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够深，对中国经济落后的实情和实现现代化的难处估计不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蔓延，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面对探索中的失误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展现了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压缩基建规模、调整经济比例、加强农业等一系列果断措施，全国上下同心，共克时艰。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逐步走出低谷，社会和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到1965年底，主要经济指标已恢复并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引领国家走出困境的能力。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和人民始终在探索中坚守初心。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殚精竭虑，竭尽全力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减少了动乱造成的损失。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和知识分子，坚守岗位，以赤诚之心投身建设，在平凡中铸就伟大，为国家保留了珍贵的生产力和建设力量。

进入20世纪70年代，历史的洪流在曲折中孕育着转折的光。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国家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同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五星红旗终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升起，中国重新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国际地位空前提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打破外交封锁、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

1976年，历史的指针指向了共和国命运的关键节点。同年10月，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为共和国的伟大转折铺平了道路，迎来了历史的新曙光。在此背景下，华国锋同志在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此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复杂性，但他也主持了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的大量工作，推动了科技教育领域的初步整顿，并在1978年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某些基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49年到1978年，这二十九年的奠基与探索，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这二十九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我们不光从无到有地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奠定了大国地位，更在艰难困苦中挺直了民族脊梁。

这段筚路蓝缕的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在探索中遭遇曲折，党也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校准航向，砥砺前行。这段历史深刻启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这二十九年的奋斗与积淀，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为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制度和历史经验基础。它让历经风雨的共和国，更加清醒，更加坚定，也更有力量，从而能够更加自信地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这段历史，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记忆深处，激励着后来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这二十九年的光阴，若仅用数字去量，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若将其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看，它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剧烈蜕变。这不光是一个政权的更迭，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熔铸。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上，凝固着从虎门销烟到胜利渡长江的百年风云，而碑身所用的那块巨大的花岗岩，正是从青岛浮山开凿而出。这块重达百吨的“碑心石”的开采与运输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共和国奠基史。为了保证石料的完整，工人们放弃了爆破，用铁锤和钢钎一点点剥离山体，在严寒中泼水成冰，以冻结法稳固基坑。运输时，为了通过颠簸的路段，他们拆除了沿途的城门和牌坊，如同当年为了民族的新生，必须破除旧世界的重重枷锁。这块石头，承载着先烈的英魂，也象征着这个新生国家移山填海的决心。

第十章 龙腾寰宇

1976年10月的北京，秋意正浓。当“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传遍全国，无数家庭在半夜里奔走相告，高兴得直掉眼泪。持续十年的内乱画上句号，中国在危难中迎来历史转折的光。那时候，国民经济快到崩溃的边边，工业生产停着不动，农业产量连年徘徊，城乡居民生活长期没改善，百业待举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主义咋建设、咋发展，成了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大问题。在这一关键时候，思想解放的浪潮悄悄涌动，1978年12月18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踏上了走向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改革的浪潮首先在广阔的田野上涌动。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农业，生产力急需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像一股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江南的水乡，从西部的高原到东部的平原，亿万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田野上，沉睡的土地有了生机，粮食产量连年往上涨，农业结构慢慢调整，多种经营方式开始出现。这不光是农业增产的奇迹，更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打了最实的底子。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一股更猛的浪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江苏华西村，这个昔日苏南水乡的普通村子，在老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从“草根”起步，凭着灵活的经营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纺织、机械等领域崭露头角。浙江横店集团，则在横店这片土地上，从生产小电机开始，慢慢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农民推销员们，背着沉重的产品样品，挤着绿皮火车，跑遍全国各地，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一统格局，催生了有活力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城乡，市场经济的苗头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为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注入了最原始、最澎湃的动力。

在对外开放的探索中，经济特区的建立成了标志性创举。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正式设立，后来海南经济特区也跟上来了。这些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老模式，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按市场规则运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资金与人才。深圳，这个曾经只有2.7万人口、GDP不到2亿元的边陲小镇，迎来了命运的大变。拓荒者们，怀揣着梦想与汗水，从四面八方聚到这儿。他们住工棚，喝咸水，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念，在这片热土上挥洒青春。国贸大厦的建设工地上，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了世界，成了那个时代中国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才几十年，深圳就崛起为常住人口超1700万、GDP突破3万亿元的国际化都市，规模与实力全面超过了旁边的香港。兴办经济特区，不光引进了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开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法子，印证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的道理，推动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1990年，黄浦江东岸的田地里，又一场伟大的开发开放拉开序幕。上海浦东，这片曾经被忽视的土地，被赋予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重要标志的历史使命。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勾勒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天际线。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一个个功能区蓬勃发展，使浦东慢慢发展成集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实践中露出了产权模糊、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经过理论探讨与实践检验，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转到了更深的股份制改革路上。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要求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通过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国有企业慢慢卸下沉重的包袱，成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这些大国企在改革中浴火重生，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像春草一样在石缝里顽强生长，华为、联想、吉利这些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国有企业在市场里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框架。

这一系列改革探索，像为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装上了大引擎。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速度猛跑，这一增长幅度不光远超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速度，更是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写了罕见的奇迹。经济总量的位次一路往上升，直到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由此成了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市场活力像江河一样奔涌，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以令世界瞩目的加速度，完成了从温饱不够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时代浪潮的滚滚向前中，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与岁月沉淀，人民越发想念毛主席这位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面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带领党和人民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子，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这些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石。“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打了基础。他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思想精髓，至今还是我们干事业的根本遵循；他心系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风范，一直是激励后人前行的强大力量。

从脱贫攻坚中“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庄严承诺，到抗击疫情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践行，无不延续着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为民情怀。每逢毛泽东同志诞辰、忌辰这些重要日子，韶山冲的缅怀人流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怀着崇敬之心，向伟人铜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表达着最深沉的情感。互联网上，“毛主席语录”“红色经典影视片段”的传播热度很高，年轻一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伟人的历史功绩与精神品格，自发抒发缅怀之情。这种怀念，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他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在政治、外交、社会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会展中心，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155年殖民统治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洗雪了百年国耻，标志着中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保障了香港的繁荣稳定，让香港保持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澳门从此摆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归后的澳门，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持续改善，人均GDP从回归前的约1.5万美元涨到2022年的约4.4万美元，成了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公认的成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严格履行承诺，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钢铁巨龙，北起青海西宁，南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攻克了高寒缺氧、冻土广布、生态脆弱这些世界级难题。建设者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修了长达550公里的冻土铁路，建立了完善的高原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零死亡、零感染”的奇迹，更创新采用环保技术，保护了藏羚羊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青藏铁路的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使西藏与内地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几天缩短到十几个小时，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成了连接内地与西藏的经济纽带、民族团结之路、生态环保之路。

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样让人瞩目，一系列“大国重器”的问世，彰显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坚定决心与强大能力。2003年10月1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直刺苍穹。航天员杨利伟搭乘飞船进入太空，在轨道上运行14圈后安全返回，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中国航天事业持续突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飞行，神舟七号完成太空行走，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驻留6个月，神舟十五号与神舟十四号实现“太空会师”；2021年，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实现了“绕、着、巡”三大目标，成为世界第二个独立掌握火星着陆巡视探测技术的国家；2022年，嫦娥五号完成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带回1731克月壤，为月球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样本；中国空间站“天宫”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人类太空探索的重要平台。

在深海探索领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于2012年6月成功下潜至7062米，刷新我国载人深潜纪录，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在全球99.8%的海洋深处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后续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更是将下潜深度提升至10909米，实现了万米海底的常态化作业，为深海资源勘探、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撑。

在交通领域，高铁网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复兴号”为代表的中国高铁，凭着350公里的商业运营速度、99.9%的正点率、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成了国家名片。截至2023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织就了覆盖全国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北京至上海、广州至深圳这些主要城市间实现4小时内通达，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和人员、物资的高效流动。

这些科技成就的取得，不光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彰显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坚定决心与强大能力。而这一切成就的根基，都离不开毛泽东同志为国家发展打下的工业基础与人才储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建立了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后续的科技突破积累了宝贵经验。从“两弹一星”的元勋，到今天大国重器的铸造者，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昂首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愿望，深刻讲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最壮丽的民生史诗。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按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兑现了“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庄严承诺。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无数感人的案例：贵州毕节海雀村，曾经是“苦甲天下”的贫困村，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特色种植、生态旅游，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转变，村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33元增长到2022年的1.8万元；云南独龙江乡，作为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一系列办法，实现了整族脱贫，独龙族群众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状态，一跃迈入现代文明社会；“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主动请缨到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暴雨之夜，她不顾个人安危，连夜返回工作岗位，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这一切成就，正是对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生动践行。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成就，足以告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

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中国彰显了强大的制度优势与民族凝聚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武汉作为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在短短10天内建成火神山医院、12天内建成雷神山医院，数千名建设者昼夜奋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与中国力量。数万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驰援湖北，他们是白衣天使，更是逆行英雄。数百万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坚守岗位，为居民送去生活物资，守护着社区的安全。亿万群众自觉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居家隔离，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精神，与毛主席时代培育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民族穿越风雨、砥砺前行的精神密码。

新时代的中国，在科技创新、国防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科技创新进入快车道，量子通信、人工智能、5G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开通运行，构建起全球首个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为信息安全提供了“金钟罩”。5G基站数量突破300多万个，规模极大，5G应用如雨后春笋般覆盖工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销量接近千万辆，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比亚迪、蔚来、理想等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向电动化转型。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人民军队正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阔步前进。国产航母山东舰、福建舰相继下水，双航母编队劈波斩浪，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歼-20、运-20等先进战机列装部队，翱翔蓝天，捍卫着国家的领空安全。东风系列导弹形成强大战略威慑，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坚强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成效显著，从整治农村环境入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昔日的“脏乱差”变成了今日的“绿富美”，成为全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典范。塞罕坝机械林场，这片位于河北北部的绿色奇迹，经过三代人60多年的艰苦奋斗，将昔日“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变成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创造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沿江化工企业关停搬迁，非法码头被取缔，长江流域水质持续改善，江豚在水中欢快嬉戏，重现了“一江碧水向东流”的壮美景象。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截至2023年，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通车，不仅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更促进了民心相通，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双碳”目标，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和实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强劲正能量。从“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到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从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从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到新时代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四十余年的不懈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道路的继承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被动挨打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这是一曲气壮山河的胜利凯歌。龙腾寰宇，东方巨龙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第十一章 祖国统一曙光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直想的大事，是近现代史的主线，更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从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占的屈辱，到抗战胜利后宝岛回家的荣光；从建国初期炮击金门的战略坚守，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历史跨越，祖国统一大业始终在历史浪潮中往前走。进入新时代，两岸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融合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统一的曙光已经穿透迷雾，民心所向就像江河入海，任何分裂势力都挡不住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有扎实的历史、法律、文化和地缘依据，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共识。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就派将军卫温带万人船队到夷洲（今台湾），开启了中原王朝与台湾的官方往来；隋唐时期，大陆与台湾交流变多，朝廷在澎湖设巡检司，把台湾纳入行政管辖；宋元时期，大批大陆人迁到台湾，带去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习俗，促进台湾的开发；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理不断加强，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归福建省管，1885年正式设台湾省，成为中国行省体系的重要部分。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但台湾同胞一直没停反抗，从雾社起义到反殖民文化运动，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证明了台湾与大陆同甘共苦的民族认同。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苦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在国际法层面正式回到中国怀抱，这一事实被《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认，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历史很清楚地说明：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改不了的历史定论，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更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法理根基。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范例与经验。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历经155年殖民统治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与“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香港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疫情、全球金融危机等多重冲击，始终保持繁荣稳定。香港股市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前列，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三甲，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更值得说的是，香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同时，享有高度自治权，《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香港同胞依法参与社会治理，自由行使各项民主权利。澳门的回归与发展同样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结束葡萄牙长达446年的殖民统治。回归后的澳门，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指引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持续改善的跨越。澳门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全球前列；澳门治安状况实现根本转变，从回归前的“犯罪天堂”变成全球治安最好的地区之一，刑事犯罪率持续下降，居民安全感显著提升；澳门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免费教育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公共医疗服务惠及全体居民，居民幸福感位居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澳门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中葡经贸合作的桥梁。港澳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港澳同胞切身利益的好制度，它既保持了港澳的独特优势，又保障了港澳的长远发展，更为台湾同胞清楚展现了统一后的光明前景——台湾可以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经济发展有更广阔的空间，民生福祉有更坚实的保障，同胞们可以在国际上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在祖国的坚强后盾下抵御各种风险。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作出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的重大决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向深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在经济上，两岸贸易额持续增长，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局面。大陆连续多年成为台湾最大贸易伙伴，台湾对大陆出口占其总出口的大头，大陆市场为台湾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从半导体产业的上下游协作，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从制造业的分工互补，到服务业的跨境合作，两岸经济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比如，台湾的半导体企业在大陆设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依托大陆庞大的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实现扩张；大陆的电商平台为台湾农产品打开销路，台湾的凤梨、莲雾、释迦等水果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大陆消费者手中，每年为台湾农民带来大笔收入。这种经济联系是市场规律的结果，是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体现，绝不是任何势力能强行割裂的。在民生上，大陆持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让他们共享大陆发展机遇。自2018年以来，大陆先后出台“31条措施”“26条措施”“11条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涵盖教育、就业、创业、医疗、住房等多个方面：台湾学生可以凭高考成绩报考大陆高校，享受和大陆学生一样的奖学金；台湾同胞可以在大陆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在医疗卫生、教育、法律等领域工作；台湾创业者可以享受大陆的创业补贴、税收优惠，入驻各类创业园区；台湾同胞在大陆购房、就医、养老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互通。这些政策的落地，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追梦。在苏州昆山，台湾青年创业园聚集了数百名台湾创业者，他们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等领域施展才华，创造出可观的效益；在福建平潭，两岸共同家园建设稳步推进，台湾同胞可以享受“台胞台企第一家园”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选择在此定居；在贵州黔东南，台湾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把台湾的先进农业技术与当地的生态资源结合，发展特色种植，带动当地村民增收。据统计，现在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数量不少，其中台湾青年创业者很多，他们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活力与机遇，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在文化上，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同胞间的亲情在一次次相聚中更浓，共同的文化根脉在交流中不断传承。尽管有“台独”势力的干扰和疫情的影响，两岸文化交流从未断过。近年来，大陆举办了“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海峡两岸青年文化节”“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周”等活动，为两岸同胞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台湾的文艺团体、艺术家常来大陆演出，大陆的优秀影视、图书在台湾广泛传播，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比如，大陆电视剧《觉醒年代》《人世间》在台湾播出后反响热烈，让台湾同胞深入了解大陆的历史变迁；台湾的传统戏曲、民俗文化在大陆展演，得到大陆观众的喜爱，促进了两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共同的语言、节日、观念，构成了两岸文化认同的基础。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两岸同胞互致祝福、共话团圆；清明时节，许多台湾同胞回大陆祭祖扫墓，缅怀先人、传承家风。这种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是“台独”分裂势力割不断的纽带，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不过，“台独”分裂势力一直是阻碍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他们的倒行逆施严重破坏台海和平，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上台后，死守“台独”立场，不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乱改历史、篡改教科书，在岛内搞“去中国化”教育，想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中，“中国史”被并入“东亚史”，台湾历史被歪曲成“独立发展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被移出教材，换成了宣扬“台独”理念的内容；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搞“文化台独”，乱改地名、街道名，拆历史建筑，禁用大陆词汇，甚至把传统节日“端午节”改成“龙舟节”，想从文化上瓦解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更坏的是，民进党当局煽动“反中抗中”情绪，制造两岸对立，在岛内搞“绿色恐怖”，打压支持两岸交流、主张统一的人士和团体。赖清德之流公然把大陆说成“境外敌对势力”，抛出所谓“17项策略”，推动所谓“国安改革”，修改《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等，把正常的两岸交流说成“渗透”“颠覆”，对主张统一的台湾同胞进行非法抓捕、审讯和判刑。自2019年《反渗透法》实施后，民进党当局已抓了不少统派人士，查封多家支持两岸交流的媒体和团体，其行径遭到两岸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批评。更过分的是，“台独”分裂势力想“倚外谋独”，勾结外部势力，不断挑衅大陆底线，本质是出卖民族利益、牺牲台湾前途。民进党当局频繁与美国、日本等勾结，搞所谓“外交”活动，找外部势力支持。在军事上，民进党当局增加军费，向美国买大量先进武器，从F-16战斗机到“爱国者”导弹，从无人机到反潜舰，想搞所谓“国防安全体系”，推行“以武谋独”；在政治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窜访美国、日本等，与外部势力政客见面，发表“台独”言论，找所谓“国际支持”；在经济上，民进党当局想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动所谓“经济脱钩”，减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外部势力则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在台海搞事。美国频繁派军舰穿台湾海峡，搞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向“台独”分裂势力发错误信号；日本把台湾问题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美国搞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想干涉台海事务。这种“倚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做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破坏台海和平，严重威胁地区安全，最终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胡作非为和外部势力的插手捣乱，大陆方面一直瞪大眼睛盯着，采取了一套组合拳来回击，死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分裂国家法》从2005年实施起，就用法律划清了底线，给震慑“台独”和拦住外来干涉撑起了保护伞。这法律白纸黑字写着，要是“台独”势力搞分裂，或者和平统一没戏了，国家就能采取非和平方式。这二十年，《反分裂国家法》就像一道红线，“台独”势力碰都不敢碰，在维护台海稳定上起了大作用。国台办专门开了“‘台独’打手、帮凶迫害台湾同胞恶劣行径举报专栏”，对那些迫害同胞、阻挠交流的“台独”分子依法追责，还公布了好几批“台独”顽固分子名单，禁止他们和家人来大陆、去港澳，冻结他们在大陆的资产，用法律保护咱两岸同胞的权益。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常态化在台海搞演训，把保卫国家的决心和实力亮出来了。从航母编队穿台湾海峡，到战机、轰炸机在台海上空巡逻；从实弹射击，到联合反潜、联合防空演习，解放军的演训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贴近实战，把“台独”和外部势力吓得够呛。这几年，解放军在台海搞了好几次大规模演训，出动的战机、舰艇数量创了新高，证明了咱解放军“能打仗、打胜仗”。同时，解放军还在不停升级装备，山东舰、福建舰航母下水了，歼-20、运-20战机列装了，东风导弹成了强大的威慑，给保卫国家主权提供了硬底气。事实摆在这儿，任何“以武谋独”“倚外谋独”的算盘都是空的，最后肯定被粉碎。在国际上，大陆不断巩固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让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理解、支持咱的统一事业。现在全球有182个国家跟咱建交，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答应不跟台湾搞官方往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里，大陆坚决拦着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能进的组织，多次挫败“台独”势力“入联”“入世卫”的小动作。同时，大陆还积极跟国际社会讲咱的统一立场，揭穿“台独”势力的真面目，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明白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家事，外人没资格管，支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的正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祖国统一的大势谁都挡不住，两岸同胞的亲情也割不断。现在绝大多数台湾同胞都看清了“台独”的危害，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发展、推进统一。台湾那边的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交流，反对“台独”；超过六成的台湾同胞觉得，台湾的未来在跟大陆合作，而不是搞“独立”。在台湾岛内，越来越多的同胞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台独”、推动交流。从“反‘台独’、保和平”大游行，到“两岸一家亲”座谈会；从统派团体的坚持抗争，到普通老百姓的自发发声，台湾同胞用行动表达了对和平统一的盼头和对“台独”的反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亲眼看到了大陆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魅力，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成了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大陆实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统一的条件更成熟了。大陆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给统一打下了厚实的物质底子；在科技、国防、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大成就，让综合国力更强了，给维护国家主权提供了硬支撑；大陆有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丰富的人力资源，给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大空间，两岸融合的红利让台湾同胞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统一的好处。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可逆转，给统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实现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谁也挡不住。

展望未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两岸同胞一起努力，肯定能打破“台独”和外部势力的阻挠，推进统一进程。咱一直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因为这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最有利。咱会继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把惠台利民政策落实好，让台湾同胞共享大陆发展机遇，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凝聚和平统一的共识。同时，咱坚决反对“台独”和外部干涉，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不管是和平统一的路，还是应对“台独”的手段，都是为了统一这个目标。等两岸同胞携手铲除了“台独”毒瘤，统一的梦想就一定能实现。到那时候，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一起书写更美好的未来；台湾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台湾同胞的利益更有保障，两岸经济、文化融合得更深。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民心所向，也是对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告慰。咱一起盼着那一天早点来，让台海两岸早日团圆，让中华民族以更团结、更富强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第十二章：华夏龙章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冲刷着岁月的泥沙，却总有一些东西，不仅没有被冲走，反而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发显露出金子般的成色。这便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魂”，是刻在骨血里的“根”，也是我们今天要书写的——华夏龙章。

这“龙章”不是写在古书里的晦涩文字，也不是挂在庙堂上的空洞口号。它是一股气，一股浩然正气；它是一颗心，一颗赤子之心；它更是一种行动，一种为了脚下这片土地和同胞，甘愿鞠躬尽瘁的行动。当中国从百年的沉沦中重新站起，当物质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亿万人民心中最深切的呼唤，便是让这“华夏龙章”的核心——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重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这五个字，是华夏龙章最璀璨的“点睛之笔”。它诞生于延安窑洞的灯火中，却照亮了整个中国革命的漫漫长夜。1944年，张思德同志牺牲，毛主席在追悼会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对一位普通战士的褒奖，更是给中国共产党、给所有中华儿女立下的一座精神丰碑。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龙章”是红军留下的“半条棉被”，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不扰民”，是沂蒙红嫂用乳汁谱写的“生死恋”。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无数先烈用生命在这龙章上写下了最悲壮的注脚：李大钊铁肩担道义，从容赴死；焦裕禄忍着剧痛，在兰考的风沙中种下希望；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成为道德的标杆；王进喜带着钻井队，在荒原上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把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挺了起来。

这些英雄，用血肉之躯，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深深地织进了华夏龙章的经纬里。这是咱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不能丢的“传家宝”。

人民怀念毛主席，本质上是怀念“为人民服务”所彰显的那种价值追求与政治本色。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党员是“群众的领路人”。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无不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那时候的县委书记，骑着自行车走遍山山水水，裤腿上沾着泥巴，嘴里嚼着干粮，心里装着的全是老百姓的冷暖。那时候的工厂领导，穿着工装和工人一起在车间倒班，机器坏了他先上，吃饭时跟大伙儿挤在一条板凳上。那时候的老师，背着干粮翻山越岭去家访；那时候的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不管刮风下雨，只要老乡一声喊，立马就走。

那种“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崇高风范，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作风，正是华夏龙章中最动人的篇章。而如今，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各种诱惑与挑战，一些地方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少数干部忘记了初心使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有的干部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不了解基层实际；有的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忽视群众真实需求；有的对群众诉求推诿扯皮，让“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成了群众的痛点。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人民更加怀念那股清风正气，更加渴望回到那种干部群众鱼水情深、同心同德的美好时光。这便是民心所向，是华夏龙章在新时代的呼唤。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重要论述，与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脉相承，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的核心密码，也是续写华夏龙章的根本遵循。

近年来，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拳打击腐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为了重塑“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生态，擦亮华夏龙章的底色。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问题，就是为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龙章的内容更加充实。

在广袤的乡村，驻村干部扎根田间地头，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改善民生。云南大山里的驻村书记，带着村民修路、引水、种果树，用脚步丈量民情；贵州毕节的扶贫干部，手把手教村民养殖技术，让“苦甲天下”的土地结出致富果。在城市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主动亮明身份，参与垃圾分类、矛盾调解、便民服务。退休老党员组建“银发服务队”，为独居老人买菜送餐；年轻党员成立“邻里帮帮团”，解决上班族的后顾之忧，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特别是在抗疫一线，无数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义无反顾冲锋在前。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张定宇院长，拖着渐冻症的身体与病毒赛跑；社区网格员不分昼夜排查登记、配送物资，用坚守筑牢防线。这些平凡英雄的壮举，正是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是华夏龙章在当代最鲜活的注解。

这股子精神，不仅在党员干部中传承，更在亿万普通民众心中生根发芽。在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界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纪录片、红色旅游，重新认识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读懂“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

在B站上，《觉醒年代》等红色影视作品的弹幕刷屏，“此生无悔入华夏”的留言充满赤诚；在抖音上，“95后”讲解员用年轻人的语言传播红色故事，单场直播观看人数破百万。在韶山冲、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每年都有大批青年学生、创业者、普通群众前来瞻仰。青年学子在毛主席铜像前宣誓“强国有我”；年轻创业者在延安窑洞里感悟初心，决心把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结合。

而在咱们陕西宝鸡，这股子情怀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宝鸡人性格豪爽、做事实在，心里头对毛主席、对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咱们宝鸡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和彩绘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自发地集资为毛主席立起庄严的铜像。

这事儿不是为了搞迷信，也不是为了出风头，那是咱们宝鸡人心里头的信仰，是咱们对“为人民服务”精神的自觉守护。每逢重要节日，大家自发地去铜像前献花，去缅怀。这说明啥？说明这“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融入了咱们宝鸡人的血脉，成为了咱们这座城市的精神地标。这正是华夏龙章在民间最深厚的土壤。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2026年1月，在宝鸡市金台区金河镇永利村，一幅长12米、高8米的“天安门”墙绘在村民的欢呼和掌声中正式揭幕。这不是真正的天安门，却承载着同样的庄严与热望——它是本土彩绘团队耗时多日、一笔一划绘就的民心工程，是为了让那些年迈体弱、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亲，能在自家门口“见到”天安门，能与毛主席画像合影，能触摸到那份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荣耀。

揭幕仪式上，红毯铺地，花篮簇拥，一位身穿白裙的女子在舞台中央深情演唱，台下村民举着手机记录这难忘的时刻。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比任何标语都更有力地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服务，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国家的温度；就是让最朴素的愿望，也能在阳光下开花。

这幅“宝鸡天安门”，没有金水桥的威严，却有最真实的烟火气；没有阅兵式的震撼，却有最动人的凝聚力。它像一枚烙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刻在了乡村的墙面上，也刻进了“华夏龙章”的当代篇章里。它告诉我们：当国家与人民心心相印，当领袖的嘱托化作基层的行动，这龙章，便不只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此刻的呼吸与未来的力量。

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在社会公益的各个角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蔚然成风。90后大学生村官在黄土高原推广新技术，带动乡亲致富；退役军人在赣南发展生态养殖，助力家乡发展；航天人日夜攻关，让“天宫”遨游太空；农业科学家培育良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还有无数志愿者，活跃在救灾一线、社区服务、助学助老等领域。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志愿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每年高考，“爱心送考”车队成为城市温暖的风景；偏远山区的“支教老师”，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在简陋的教室里教书育人。

这些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让“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华夏龙章上的一笔一划，都是这伟大精神的书写者。

人民对“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渴望，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更追求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公平；不再仅仅关注个人利益，更期盼社会和谐、国家强盛、民族复兴。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恰恰回应了这些时代诉求。它要求国家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个人都能共享发展红利；它要求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让干部真正为人民掌权、为人民办事；它要求全社会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形成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良好风尚。

从推进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从深化司法改革、维护公平正义，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绿水青山，这些举措都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当看到山区的孩子坐上校车，老人养老有保障，当看到蓝天白云成为常态，人们就深切感受到，“为人民服务”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是华夏龙章最温暖的底色。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为人民服务”不是过时的教条，而是穿越时空的真理，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精神密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实在的行动指南，体现在每一项政策的制定中，体现在每一个干部的作风里，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奉献中。

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正回归，当干部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当群众自觉为社会奉献，当全社会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我们就能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清晰可见。我们铭记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我们欣喜地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党风政风为之一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深入实施；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民心归向，众望所归。“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它将如同灯塔，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它将如同种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将如同号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

在宝鸡，在商丘，在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那矗立的毛主席铜像，那鲜艳的五星红旗，都是华夏龙章的象征。当“为人民服务”的光芒洒满神州大地，当这种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与自觉行动，一个更加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

这是民心所向，是时代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让我们以初心为舵，以民心为帆，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乘风破浪、砥砺前行，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这便是我们这代人，对华夏龙章最庄严的续写！

念奴娇·华夏新章

千年风雨，叹兴亡迭代，几度苍莽。

盘古开天娲补阙，初培文林嘉壤。

秦汉雄风，唐风宋韵，元季兴衰往。

百年蒙辱，故园零乱神怆。

尔乃崛起东方，龙腾万里，豪气充穹壤。改革潮生千舸竞，科技锋芒难挡。

北斗巡空，航母横海，高铁通遐壤。

初心恒在，再书盛世辞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