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李将军品读

窄船人

我们解读一下林达的《罗伯特·李将军为何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一文。

　　美国南北内战后期，南方联军败局已定。著名的南方联军司令李将军面临着是投降还是继续抵抗的问题。作为毕业于西点军校、视军人的荣誉比生命还重要的李将军，他的内心是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意投降。此时，高傲的南方军队和人民中出现一种呼声，主张不投降，在将军的领导下，把南方的妇女及青少年也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战斗，进行游击战即人民战争，把南方变成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辽阔战场，把北方军队拖进游击战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样坚持到最后有可能把北军拖垮，反败为胜。对此，李将军毫不犹疑地拒绝了，他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战争有战争的规则，绝对不能让妇女儿童参加到战争中来，更不能让妇女儿童搞什么游击战争。如果没有前线和后方，到处是战场，如果妇女儿童拿枪参战，那是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那是军人的耻辱，也破坏了战争的规则和目的。何况，妇女儿童等平民打游击战，那他们就成了军人，他们就会招致枪杀和疯狂的报复，作为捍卫军人的职责声誉和人民生命的军人来说，那是绝对下可以的，这与日本曾经有过的“一亿三碎”的做法和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反差。

罗伯特·李将军这个“不打游击”、投降的决定，被人们认为挽救了美国。因为，如果南方的游击战争一旦开始，那么战争就会旷日持久下去，要想结束，不知道要费尽多少力气，更不知道接下来还要造成多少破坏；更何况，游击战是种类似恐怖主义的方式，一旦开始，就会结下血仇，仇恨越结越深，那么美国的未来就会陷入泥潭。可以说，李将军的选择，是对美国伤害最小，也是对后世利益最大的一个选择。
李将军说战争是军人的事情，不让妇女儿童参加到战争中，这是非常有责任、有底线的。作为对比，我们想想哈马斯，他们故意把自己的藏身之处放在学校、幼儿园和医院附近，让以色列投鼠忌器，然后自己再去攻击对方，直接打打不过，就去攻击对方的平民，搞恐怖袭击。很多人为此叫好。很多年前，李敖评价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说：“弱者有权利选择战斗方式。”意思是，如果我光明正大打不过你，那我就有权利用不光明正大的方式战斗。说得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我们对比李将军的做法：他在投降前，北军11万，南军只有2.8万人了，已经被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他是弱者，他如果“有权利选择战斗方式”，他就应该去打游击。但势必就会把美国南方和北方打成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状态，巴以双方谁的手上都血债累累，冤仇再难以解开。
文明是把事情变好的方式，野蛮是把事情变坏的方式，不论你用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野蛮的手段辩护，它都是野蛮的。对比李将军不把民众拖进战争，哈马斯的野蛮在于：一，他们以平民百姓为掩护。对方见到你的平民百姓就不再攻击，这是文明，而哈马斯把对方的文明当作软肋来利用，怎么想怎么感觉猥琐。二，他们攻击对方的平民。没有本事和人家公平对决，这不丢人，丢人的是，向没有战斗的人下手。而且不管是拿自己平民做掩护，还是向对方平民下手，都是把平民百姓卷入战争，这对于李这样的军人而已，是不齿的。
从这一点来说，袁腾飞对中东阿拉伯诸国的评价可谓精准：“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没做出过任何贡献。”对，只会制造恨，还会挥霍金钱。
中国的战争文明吗？很抱歉。我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内战争期间都并不文明。当时甚至发生这样的事：攻城的一方驱赶着无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走在前面，他们躲在后面。百姓回头就被这边射杀，百姓往前走就被对方射杀。对方的士兵如果不射杀这些百姓，他们身后的士兵就摸过来了，射杀却不忍。最后对方的人实在不忍，说：“算了，宁可输了，也不打老百姓了！”读这段历史让人目瞪口呆。同时还发生过：一方的士兵把对方的城市一围几个月，让里面一个人都不出不来，外面一粒米都进不去，最后把对方拖垮，兵不血刃打了胜仗的事。但是，那次战役，活活饿死了几十万老百姓。这在李将军的眼里怎么看？双方都是中国人，老百姓也是中国人，对同胞为何这样残忍？这何止把无辜百姓卷入战争，这是拿无辜百姓的死，去换取胜利。鲁迅一直批判中国历史太过黑暗，就是这样的。鲁迅想不到，他死后的中国，还干过这样的事，比起秦国的白起坑杀降族几十万，恐怕还要残忍得多吧？看：我们的国内战争比美国这场国内战争晚了一百多年，一样是面对同胞，但怎么样？野蛮得多。
从这些事去想：“战争是军人的事”，这是多么高贵的信条！我再写一个同时代的故事。埃德加・斯诺的《旭日上的暗影》，记录了1937年9月他在鲁豫平原旅行时，与一位姓刘的前冯玉祥国民军军官交谈的片段：“我记得，在当时我们曾大谈恋爱、战争及其可能的结果；有一次我问刘，他在这场战事结束后，预备干什么。他依旧露齿微笑着，十分泰然地望着我说道：‘那时我已经死了，我们大半都将死在这场战争中。’”
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军人的职责”。还有前面例子里，面对前面阵地上压上来的平民百姓放下枪的士兵们，也让我们感到一种高贵。这些人即使输了、死了，也比那些野蛮的胜利者要更像一个人。

　　在阿波马托克斯，两位美国内战中最伟大的将军见面了。罗伯特·李穿上了披挂全新的军装，挎着镶嵌宝石的指挥刀；格兰特穿着士兵服，纽扣没有扣上，也没有带指挥刀。格兰特眼看着英勇的对手，心情悲哀而沮丧，这是英雄惜英雄的感情。因为不愿导致对方难堪，格兰特将军特意低调处理受降事宜，在一家私人住宅里进行的简单受降式上，他对李将军毕恭毕敬，寒暄了好久，迟迟不愿提及投降一事。他还特别提到十多年前他们在墨西哥战争时的短暂相遇——李将军伟大战略家的卓著声誉，正是在那大战争中初露锋头的。最后，还是李将军主动提出投降一事，格兰特将军淡化地说一切事宜如议。
李提出原部下早已军粮告罄，格兰特吩咐将二万四千份军粮送到降后的敌营，李又提到南方士兵的座骑均属个人所有，讯问是否允许他们各人拥有马匹时，格兰特说，让所有的人都牵上一匹马，士兵、军官都一样，他们需要马匹去耕种土地，若有南方士兵认领马匹者，他将命令部下不作任何阻挠。仪式结束后，格兰特下令联邦部队不许庆祝，因为邦联将士“又是咱们的同胞兄弟了”。

我们先看一些投降过程中的细节。最初，李将军主动提出投降，他把佩剑解下来，交给格兰特——这是投降仪式必须的程序。格兰特推回去，说：“没有人配取您的荣誉。”李将军询问条件，格兰特提出败军不受辱：每个士兵保私产，只要是自己的刀枪、战马、荣誉勋章，都可带走。甚至送每人一份口粮，确保他们回到家乡；又连夜给每人印一份证明，见到这份证明，所有人需要平等对待他，免除以后被作为战犯被追责。最后，当仪式结束，北军士兵要欢呼胜利时，格兰特及时制止。而是说：“战争结束了，他们又是咱们的同胞兄弟了。”这里不许用“胜利”，而是用“结束”，非常好，因为“胜利”带着俯视南军的优越感。消息传到首都，林肯夫人对宴会大厅的诸人说：“好消息，我们的敌人投降了！”林肯理科纠正说：“不对，是我们又是同胞了。”我们看，从双方将领，到国家总统，每个人都处理得极其理性、有分寸。这也是整个事情最终变成一个好结果的原因。

其实在这之前的战争中，双方早杀红了眼。比如，北军将领谢尔曼，号称“屠夫”，他的军队所过之处，烧杀一空，作为战场的南方诸州，受到严重破坏。南方士兵仇恨北军，发生了很严重的虐俘现象，甚至见到黑人俘虏，一定要杀掉。在这种弓弦绷紧的关头，相关的任何一个人做得冲动了，后果都可能会不可收拾。易中天说，政治，要讲究“有理，有理，有节”，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他这句话的份量。
北方对待南方战俘的态度，令人赞叹。比较而言，古往今来的战争，对待战俘的态度基本都是野蛮的。
金国灭北宋，俘虏的贵族和军民，都押送上京；把北宋典章文物、金银财宝、技术人才也都强制搬到金国，导致北宋的汴京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在押送途中，金人不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水，许多人饿死、渴死。为了防止逃跑，俘虏们被用绳索捆绑或串联。如果有人倒下，往往直接被马蹄踏死或遭到屠戮。到达金国后，普通百姓被当作奴隶，被当作牲口一样在市场上买卖，价格极低。他们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家务劳动或手工业，毫无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为奴。宋宫嫔妃和公主被金国贵族直接霸占或充入后宫，其余大量的妃嫔、公主和宫女被送入官方妓院（军妓营），被迫日夜供金国士兵淫乐，稍有反抗即遭杀戮。而皇帝和贵族更是被种种羞辱，比如强迫脱去汉服，披上刚剥下的羊皮，袒露上体，脖子上系着绳索，像羊一样被人牵着，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
清朝平准噶尔时，趁其内乱、天花肆虐之机，出重兵西征。其间实施残酷清剿，几乎把整个准格尔灭族。数十万户，除了妇孺当作奴隶充赏外，全数杀掉，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的，竟然也被清军将领全部活埋了。导致方圆几千里的一个大族，没剩下什么人。
读中国历史，很难让人乐观起来。我们同胞之间，很难有共存、共荣的理念，基本上都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等一方胜了，就极尽侮辱之能事，给另一方肉体和精神，都踩上十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反观周灭商后，还给商的王族贵胄一片国土，让他们都迁到这里，充当周的一个诸侯国——忽然感觉这种操作，竟然都成了后世道德的天花板。
这种历史中的敌我观念会渗透到生活当中。比如中国式离婚，常常演变成“打离婚”。原本互相恩爱过的夫妻，在这时会闹得势如水火。双方往往都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种“受害者心态”经常导致过度的情绪和过度的维权，对财产和孩子的争夺往往突破了道德底线，有时孩子会沦为筹码与工具，甚至牵扯进“两个家族”。无休止的诉讼、争吵、精神折磨，经常“打”得旷日持久，一拖就是几年，让离婚过程变得如同刑罚。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是何苦呢？本质上，中国人在追求婚姻自由的同时，还缺乏与之匹配的契约精神和成熟心态。不仅在经营成功的婚姻时无能，更在处理亲密关系终结时无能。这种特点，恐怕恰好与历史上的“成王败寇”的心态相呼应。这是文化土壤所致。
西方对战争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对战俘的态度，就一言难尽。拿二战而言：德国对苏联战俘极其残酷，认为苏联人是劣等民族，575万苏联战俘，被处决和劳改死亡331万，死亡率57.7%；苏联对德国战俘也不手软，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306万战俘死亡约100万，死亡率32.9%。但德国对英、法、美等国战俘就优待得多，死亡率只有3%-4%，而英法美对德国战俘，死亡率更低。日本认为投降是可耻的行为，所以对战俘很不友善，中国战场被俘军民死亡率极高（部分地区接近100%），多遭处决或虐待致死。日本对美军战俘也不含糊，发生过巴丹死亡行军，美军战俘死亡率高达27.1%。美国对日本战俘（日本投降战俘得人数很少，但仍有7—10万人）很优待，允许红十字进入战俘营，甚至给他们派翻译，没有虐待和苦役，死亡率只有1.2%—3%，死亡多源于战场重伤、转运途中感染、战俘营初期管理疏漏，非系统性虐待。所以战后，很多日本人了解到“日军虐俘”与“美军善待日军战俘”的反差，内心受到触动，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与感激。我感觉，美军自己的战俘受到日本人如此对待，他们却善待日本战俘，这种教养，应该就来自本国历史，格兰特和李将军他们的做法，教育了一代代美国人。
二战时，国际上已经普遍流行《日内瓦公约》，知道战争也要讲规则，守人道，而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仍然发生了很多国家战俘受到非人道待遇的事情，可见文明的进步何其艰难。这种事情，但愿在以后的历史上少重演。

　　后来有机会参观美国南北战争展览，那里如实地介绍南北双方的情况，如战场、国旗、军旗、死亡人数等，有文字也有图像和实物，只是客观介绍而没有任何形式的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之类的褒贬和价值评价，参观者可以在留言簿上赞扬北方也可以赞扬南方，也的确有不少大概是南方籍的参观者鲜明地表达对南军的赞赏。而美国政府和社会从来没有也不会把他们当做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的罪犯，加以取缔和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怀念和个人的是非评价，也可以像美国至今存在着的“美国革命女儿”这样的团体一样——他们的先辈是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时期的北方参加者，每年都通过活动表达他们与部分南方人完全相反的历史怀念和价值观念。胜利者不把失败者称为“某某匪帮”，没有“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话语霸权和官方的、权威的、单一的、必须全民接受认同的历史评价；也没有“成王败寇”的历史和价值观，不以成败论英雄——弗吉尼亚小镇人民对李将军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说明。
……
　　南北战争的惨烈和死亡人数之多，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美国的悲剧，他们从对内战的研究和怀念中，得出的是永远不让美国再发生这样的悲剧的结论，内战结束后的美国的确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和变化。我没有看过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但据说也是客观介绍而没有褒贬臧否。在美国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令我感到震惊、敬佩和感叹，也感到我们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观对人家美国历史的描述与评判，有点越俎代庖，有点……有点自作多情。

胜利者改写历史，这已经成为普遍。但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春秋时，晋国国君想杀大臣赵盾，赵盾逃亡。尚未越过晋国边境，其族弟赵穿便在桃园杀死了晋君。赵盾闻讯后返回都城，继续执政，却未追究赵穿弑君之罪。太史董狐在史册上直书 “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公开宣示。赵盾辩解称弑君者是赵穿，而非自己。董狐道：“你身为正卿，逃亡未出国境，君臣之义未绝；返回后又不讨伐弑君的乱臣，这弑君之罪自然该由你承担。”赵盾就只好接纳这个现实。这个著名的典故告诉我们：最初我们的历史是有节操的，而当权者也是尊重历史的。后来汉朝，汉武帝对司马迁所写《史记》中“当朝史”极其愤怒、不满，曾试图进行销毁或篡改，但并未把司马迁从肉体上消灭，其后的汉朝皇帝还是容忍了《史记》。已经比春秋差多了。在之后每况愈下，到了清朝已经有了文字狱。以至于，某朝历史，只能后朝来修才稍公道，但仍然不免站在美化本朝、丑化前朝的角度来写。
每个心虚政权都要改写历史的叙述。所以我们看到“官方说法”的时候，该怀疑一下，这或许是“改写之后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所以可以说：像美国这样南北战争后对待历史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虽然我们是个擅长记述历史的民族，但我们又是个不长记性的民族。因为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吸取教训。
比如，太平天国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相对于官方历史，还有国内外诸多研究著作，拿来参照读，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叙述。更有无数亲历者的记录，更接近真相，因为它们可以相互印证。仅仅苏浙地区，就有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李圭的《思痛记》、程畹的《避寇纪略》、冯氏的《花溪日记》、张大野的《微虫世界》等等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严苛管制与和腐化，百姓在其治下的生存状态，以及战争期间的社会秩序崩溃、骨肉分离、饥寒交迫、人性扭曲。种种乱象，让读者不由得悲凉。再比如义和团，相对于官方历史，亲历者的记录如Putnam Weale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天主教神父李杕的《拳祸记》、恽毓鼎的《恽毓鼎庚子日记》、刘大鹏的《晋祠志・拳匪纪略》、仲芳氏的《庚子纪事》等等，记录义和团的烧杀抢掠的荒唐行径如何惹祸上身、导致八国联军进京，然后百姓逃难、粮荒、物价飞涨，最终联军入城后的烧杀抢掠等细节。读之也让人悲凉。我们将会被自己人的野蛮和愚昧所震撼。然后会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如果只读官方的历史，我们永远吸取不了教训，长不了记性，还会获得廉价的仇恨，那正是再次发生这种野蛮的土壤。
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自己的舰队无比自信，对日本人特别瞧不起，所以民族情绪甚嚣尘上，要求必须教训一下日本。人们觉得，北洋水师成军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拥有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而日本一直以来都是“蕞尔小国”“蛮夷小邦”。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结果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赔偿白银2亿两，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如果我们的历史只叙述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敌人坏，而不看看自己的愚昧，那么我们学到的历史就是在一味护短，在一味仇外。那么我们这次的亏我们就白吃了，因为没长教训。那么下次，我们很可能还要重复吃这种亏。不正视历史，忘记历史，就会被历史惩罚。
怕的就是，我们不但相信一家之言的历史，还不去读别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