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沪上豫园

KXLD

□淇上田园 文/手机摄影

沪上豫园

沪上豫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园林。进入豫园，周遭鼎沸的商海潮水般退去，心情却先被一道墙攫住了。那是赫赫有名的龙墙。灰色的瓦作鳞，蜿蜒的脊为身，静伏于白垩的墙体之上。那龙首，正对着一方小小的天空，不吼不怒，只是沉默地昂着，仿佛吞吐了历史的烟云，又将无言的沧桑，凝成一道审慎的、绵长的目光。我顿时觉得，这座玲珑的园子，确是藏龙卧狮之地。厚重的围墙上巨龙欲飞，鳞爪隐在亭台楼阁间；叠园重门两侧，安坐百年的雄狮欲醒；太湖石的孔窍里喷吐出清风静气。我却像一个迟到的叩问者，试图从它寂静的脉络中，听到一座繁华都市最初的心跳。

时光倒回至明嘉靖万历年间。那时的上海，虽然已是东南江海重邑，漕运津要，但在士大夫的精神疆域里，仍属“海陬僻壤”。其时潘恩、潘允端父子的脚步，便在这江海交汇的土地上留下了清晰的脚印。父亲潘恩，官至刑部尚书，是典型的科举正途出身的高级文官；儿子允端，亦进士及第，累官至四川右布政使。潘氏一族，可谓上海本土孕育出的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缙绅领袖。然而，庙堂之高，终有倦时；江湖之远，常萦归梦。万历初年，潘允端解职归乡，一项浩大的园林工程在城内这片土地上轰然兴起。这工程，与其说是造园，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的精神返乡。他将对父亲的孝思“豫悦老亲”镌刻成园名，也将一个士大夫对 “林泉之志”的全部想象，从纸上《园冶》的图式，一砖一瓦地垒砌进现实。

豫园的“豫”，自然首先缘于“豫悦”之孝。然而，一个“豫”字，却如一枚活水的泉眼，勾连起更深广的文化地理脉流。《尚书·禹贡》划天下为九州，“豫”居其中，是为“河南”别称，华夏腹心。潘氏虽为沪人，其精神谱系却牢牢系于中原正统的儒家文化。为园题名“豫”，或许正暗含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认祖与归宗：在这新兴的、略带咸腥海风的商贸之地，他要辟出一方象征中央、象征秩序、象征农耕文明理想栖居的“中原”。园中那些叠山理水的技艺，那些匾额楹联间的典故，无一不是将江南的灵秀，装裱进中原文化的宏大框架之中。于是，这园子从诞生之初，便具有了一种双重的隐喻：它既是物质的、安居的“上海”，更是精神的、归宗的“河南”。它让一个在帝国版图上迅速崛起的港口，有了可以向内陆文明自豪展示的、极具深度与高度的文化客厅。

漫步园中，你便步入了一部立体的、可居可游的文人画卷。它的美学，绝非一览无余的铺陈，而是深得“隐秀”之三昧。那“隐”，首先在于空间的分隔与曲折。墙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龙墙、云墙，或迤逦，或盘桓，它们不像城墙般拒人千里，而是如宣纸上灵动的墨线，温柔又坚定地将空间切割、重组。你循着廊庑走，以为山穷水尽，蓦然一折，却又是一处静室，半亩方塘，所谓“曲径通幽”，便是这般在不断的“阻隔”与“发现”中，生出无穷的意趣来。这阻隔，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它迫使你慢下来，将外界的纷扰一层层滤去，心绪才渐渐与这园子的节奏合拍。

而那“秀”，则凝聚于那些匪夷所思的石头——太湖石之上。玉华堂前那尊著名的“玉玲珑”，据说是宋代“花石纲”遗物，堪称镇园之宝。它“皱、漏、瘦、透”诸美兼备，孔窍相连，“以一炉香置石底，孔孔出烟；以一盂水灌石顶，孔孔流泉”。这已超越了单纯的“像”什么，而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之美，是自然力在时间中偶然又必然的雕塑，契合了文人心中对“道”的体认——空灵、通透、屹立不朽。石是静止的，但透过那些孔窍，风可以穿过，光可以斑驳，视线可以游移，时空仿佛在此被打通，凝结成一种永恒的“瞬间”。叠山大师将这些石头垒成“大假山”，峰峦洞壑，咫尺千里，它不是对真山的摹写，而是对山岳精神的提纯，是案头清供在天地间的放大，供人“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倘若建筑是骨骼，山石是肌理，那么弥漫其间的文化氛围，便是园子的呼吸与体温。豫园从来不是一座寂寥的展览馆。潘允端在时，这里便是诗酒唱和、丝竹萦绕的雅集之所。他想营造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范式：有高堂可奉亲，有书斋可治学，有戏台可娱情，有山水可澄怀。戏台，是这氛围中极生动的一笔。昔日，昆腔水磨调或许就在这精巧的檐宇下婉转，演绎着才子佳人的梦，忠孝节义的道。锣鼓声、丝竹声、喝彩声，与假山边的流水声、竹叶间的风声交织在一起，将“雅”与“俗”、“静观”与“参与”奇妙地融合。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精致化的俗世欢乐，是士大夫文化生命力在民间最活泼的绽放。书画、茶香、戏曲、乃至一席精致的本帮菜肴（其源头或可追溯至潘家宴客的私厨），共同酿成了一种独特的“豫园味道”——它是风雅的，却又是亲切的、有烟火气的。

然而，时代的罡风骤雨，从不曾对任何精致的庭园格外慈悲。明清鼎革，潘氏家道中落，园景渐荒。近代以来，上海被抛入全球化的惊涛骇浪，豫园更是屡遭兵燹，分割蚕食，一度沦为市廛，近乎湮没。它的“生存之道”，恰是一部从“私家”走向“公共”、从“文人理想国”融入“市民生活流”的应变史。清乾隆年间，地方绅商集资购地重建，其性质已从私家园林转变为城隍庙的“西园”，带上了公共园林与行业会馆的色彩。这第一次重要的转型，为它注入了顽强的民间生命力。及至近代开埠，城外崛起摩登的“十里洋场”，豫园所在的“老城厢”虽显局促，却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意义，成为华界的精神地标。它在商业大潮中部分变为商场，看似是一种“侵蚀”，何尝不是一种主动的“嫁接”？它将亭台楼阁化作店铺的背景，将九曲桥畔的人流化为商机，在实用主义中艰难地保存着美学的躯壳。

新中国成立后，经大规模修缮，豫园终以人民公园的面貌向公众彻底敞开。它完成了最彻底的“公共化”。这时的豫园，更像一个文化母体。它不再仅仅是观赏的对象，更是市民节庆（如元宵灯会）、日常休闲（如湖心亭喝茶）、文化认同（“白相城隍庙”）的空间载体。它的“生存之道”，核心在于一种惊人的文化韧性：既能持守其古典园林美学的内核与格局，又能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功能”，吸纳、转化不同时代的能量，从士大夫的“豫悦”，到市民的“白相”，其内在精神，其实一以贯之，那便是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精致情趣的追求、对地域身份的自豪。它像一株古树，主干仍是明代的风姿，而枝条已伸向现代的晴空，每一片新叶都呼吸着当代的空气。

于是，我们得以谈论豫园的“影响力”。这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旅游指南上那几个A级景区的标星。首先，它是一个“原型”。在中国园林史上，豫园是明清时期江南私家园林巅峰期的代表作之一，其布局理念、叠山理水技艺，成为后世造园艺术的范本。更重要的是，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豫园是一种“基因”。在普遍认知中，上海的文化形象常被“洋气”、“摩登”所笼罩，仿佛外滩的万国建筑才是她的全部过往。然而，豫园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上海文化底蕴中深植的、精美的、本土的江南士大夫传统。它与 later 的弄堂文化、石库门生活，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精神中“旧”的、温暖的、接地气的一面，与外滩的“新”与“国际”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话与张力。

其次，豫园是一种“方法”。它示范了一种文化遗产在剧烈社会变迁中存续与活化的可能。它不是博物馆里僵死的标本，而是一直在“用”的、在“活”的空间。这种“活态传承”，使其影响力不仅在于“过去告诉我们什么”，更在于“我们如何与过去一起走向未来”。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中，豫园及其周边区域，已成为上海展示“最中国”、“最上海”文化表情的关键舞台。这里的每一次庙会，每一盏花灯，甚至每一笼南翔小笼包的热气，都在参与构建一种可感知、可体验的“中华性”与“地方性”。

天色向晚，园中游人渐稀。我再次走到那龙墙之下。夕阳给它镀上一层暗金的、迟暮的光辉，那沉默的龙首，依旧昂向苍穹。四百年的风雨，洗去了朱栏的艳彩，磨亮了石阶的棱角，却让某种精神愈加清晰。豫园，那墙头上沉睡的巨龙，它从未真正沉睡。它的鳞爪，曾拂过明月的清辉，听过昆曲的柔婉，浸过战火的硝烟，也承接过无数寻常百姓欢欣的脚步。它将“河南”的厚重，化入“江南”的灵秀；将文人的雅致，播向市井的繁华。它是一部石头般的史书，镌刻着上海从一个江海县邑走向世界都会的途中，那份不曾丢失的、对精致与美好的执着信仰。

2025年12月3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