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岁月（十一）

凡夫

1958年10月，二爻人民公社成立了。召开庆祝大会的那天，二爻小学操场上到处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社员代表们手里挥舞着小红旗，嘴里高呼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兴高彩烈的奔赴会场。

会场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各生产大队纷纷摆起了“擂台”。社员代表们敲锣打鼓，手拿着大红喜报，走到主席台前报喜。有的报稻谷亩产达到了XX斤；有的报畜牧场的生猪出栏突破了XX头；有的报土高炉炼出了XX吨钢铁……。会场上还有舞彩狮的前来助兴，更是将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父亲作为党委的秘书，为筹备这次会议费了不少心思。他从没组织过这样大型的会议，就生怕哪个环节出差错，总是认真检查每个细节，有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嗓子也累哑了。事后，王美芝表扬说:“杨希庵为了这次会议，动了不少脑筋啊。”

1958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火红的岁月又遇上了丰收年，更让刮浮夸风有了市场。为了显示一大二公优越性，大批青壮劳力抽调去了大炼钢铁，生产队里办起了公共食堂，社员们敲锣打鼓去卖“爱国粮”。虚报产量的层出不穷，还有将稻囤塞满稻草冒充产量的怪事……

父亲在柏树墩农村锻炼了半年，对农村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作为公社的党委委员，上级指示当然要坚决执行，但对一些脱离实际的情况，要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父亲在想，共产党员就应该襟怀坦白，有什么看法应该向组织报告。王美芝书记听了父亲的看法后，他说:“这样吧，我们先下去摸摸情况。”

王美芝和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到乡下。见到有个老农在吆喝牛耕田，王美芝连忙下了车。他卷起了裤筒，跑到地里说:“好多年都没有碰过牛了，让我来耕一会儿。”

“王书记还会耕田？”这位老农民感创很惊讶。

“我本来也是农村人呀，种田的活儿哪样没干过？我十二、三岁就学着犁地了。”

公社书记跑到生产队里耕田？正在附近干活的社员被吸引过来了。王美芝和大家打着招呼，就像遇见了老熟人，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休息的时候，王美芝问起了队里的情况，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不少，而提得比较集中的则是公共食堂问题。

大家普遍认为，农村办公共食堂的弊端不少。吃饭不要钱，不用计划敞开肚皮吃，造成了粮食浪费。反正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个样，挫伤了大家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还有人担忧的说:“就这样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家底吃空的。如果又遇到了灾年，那该怎么办呀？”

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公社党委作出了决定:开设公共食堂，要有利于生产和方便群众。到底该怎么办，由各生产大队根据情况调整，公社不搞一刀切。对于比较突出的其他问题，也尽可能作了一些调整。

这件事对父亲的触动很大。他说:“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心里就要装着群众，处理事情切忌脱离实际。还要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让群众信任你，有心里话愿意对你说。王美芝书记就做得很好，是我学习的榜样啊。”

父亲嘴里这样说，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深入乡村，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作为公社党委的委员和秘书，他辅助公社党委作了许多促进农业生产的思路和决策。如提出了科学种田，引进一批高产抗病毒的粮棉优良品种，要求公社农技员深入现场指导生产，加强对各级农技队伍的培训等等。

父亲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家中的杂事全丢给了母亲。但是，母亲的这个家实在是不好当。父亲的月工资仅有四十多元钱，每月发了薪水后，首先寄给爷爷奶奶生活费、给正在读书的茂良叔和将我寄养在的外婆家各五元钱。留下自己所需的各项费用后，将剩下的交给母亲来安排。

一大家子吃穿用都在里面，更何况两个年幼的妹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钱哪里够呀。

母亲是从不会向父亲叫苦的。即使有天大的困难，她也总是咬紧着牙关度日。家里每逢买了什么吃的，她总是让父亲和两个妹妹先吃，自己将剩下的吃了来填填肚子。母亲思量着，两个女儿也慢慢长大了，自己不能一直做家庭妇女，也去找一份工作。自己有了一份事业，工资也能改善家庭的生活。

母亲本是知识女性，在江都老家是有工作的。因父亲争取了“金沙糖果厂”的一个招工名额，母亲就辞职来到了南通。谁知她到了金沙时，厂里的招工结束了，父亲又碍着脸面不愿去找关系，这事就这样耽误了下来。

母亲说了想去工作的事，父亲的回答倒也挺干脆:“二爻是个偏僻农村，也没什么工业，到哪里去找？”父亲说的这些似乎也是事实，但母亲又该怎么办？难道就应该一直围着灶台转？

母亲和两个妹妹住在公社大院里，公社的同事们对我家窘迫状况也都看在眼里。王美芝妻子顾玉珍（时任公社妇女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提出来:“二爻纸厂里不是在用人吗？让方素青到那里干干去。”

顾玉珍所说的二爻纸厂，其实仅是个只有几个人的小作坊。其工艺就是将庄稼秸秆粉粹后打成纸浆，用铁丝网捞起纸浆掠干后，就成了一张张草纸。母亲的任务是去清除秸秆中的杂质和整理纸张。虽说也不是什么正式单位，每个月也只能干上十来天的活。但干了一天就能得六毛钱，贴补家用也很不错了。

1960年开始，国家面临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应对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压缩城镇户口。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处理的难度很大，公社党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虽然压缩政策并不是针对世居城镇居民的，但作为公社的党委委员，父亲怎么可能不起模范带头作用呢？

“国家困难着呢，各行各业都在清理人员下放到农村。你现在也没什么职业，也下放到乡下吧。到农村后有自留地，还可以养些鸡鸭什么的，生活上压力也能减轻些。”父亲说。

母亲没作声。父亲又说:“王书记他们都说了，你带两个丫头先下去。等形势好转了，就把你们户口再转上来。”

“三从四德”在母亲心底早已根深蒂固了，父亲既然提出来了，母亲自然会全盘接受。于是乎，母亲无怨无悔的带着两个妹妹下放到了农村。当时落户在了二爻公社十大队，前两年那里办畜牧场，砌的三间草房恰好空在那里，一家人就被安排搬进去住了。

母亲从没在农村待过，也不会干什么农活，下放后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母亲的内心很强大，再大的苦都咬牙扛着。农活不懂干，就虚心向农民请教，坚持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和乡亲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我家住的地方原先曾是盐场，因种不出庄稼就一直荒芜在那里。母亲只要有空闲，就到地里挖好坑，再从别处运来好的泥土填上，然后在坑里栽上了冬瓜、南瓜秧之类，居然还获得了大丰收。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不够吃，母亲在粥里掺和南瓜、蔬菜之类，一家人也是吃得有滋有味。

1960年，外公生了重病（后医治无效而逝世），外婆家日子困难得挺不下去了，外婆只好把我送到了父母的身边。

我那年刚十岁，有两年多没见到母亲了。当我和外婆赶到二爻的家中时，母亲快步迎了上来。她眼里含着泪水，紧紧抱住我，嘴里不停的说:“乖乖，乖乖……。”看到母亲面黄饥瘦的样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印象中那个皮肤白白净净的漂亮母亲到哪里去了？

1960年的8月，二爻及周边地区下了倾盆大雨。地里的庄稼全被淹了，到处一片汪洋大海。我家住的地方也被水淹了，屋里到处是水，进出都要打赤脚。草屋顶上有好多地方都漏雨，我们将所有盆桶拿出来等雨。

洪水慢慢退去了，田里庄稼却遭了殃。父亲有好几天都没回家，正在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的大会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