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进了岁月的甜

非议

腊月的风，带着七八分的寒意刮着村里土墙上的枯草。虽然是深冬，但春城的日子不会被冻住，午后甚至还有阳春的感觉。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甜是顶奢侈的东西。供销社玻璃罐里硬邦邦的水果糖，得攒好几个鸡蛋才能换一颗。那种甜，在舌尖打个转感觉就没了，空落落的。可母亲有办法——她能在粮食的朴素里，凭空变出甜来。

做糖的念想，从初冬就埋下了。秋收后，家家户户的米柜里，都有了米，米是糙米，粗糙，顶饱。母亲会留出十多斤米等着那个赶着马车的小贩，蹍着霜来村里，用雪白的糯米换糙米。一斤换八两，旁人看来是吃亏的买卖，母亲却换得仔细，手指捻着糯米的成色，眼神亮亮的。几斤糯米，用旧布袋子装了，挂在屋梁上，防鼠。那袋子悬在昏暗的屋角，像一个沉甸甸的白色的梦。

真正的动静，要到腊月二十以后。母亲从柜子里取出储存的小麦，颗粒饱满，黄灿灿的。她去流过村前的水渠边，在瓦盆里一遍遍地淘麦子，动作轻柔得像在洗婴儿。麦粒里的尘土、秕子，随水滤去，剩下的，是金黄的、有生命的籽实。潮湿的麦粒摊在宽大的竹簸箕里，母亲拿出浆洗得发软的沙布，浸透水，轻轻覆在上面。

此后，那簸箕便占据了屋里最避风又有些微天光的角落。母亲晨起第一件事，就是去掀开那湿布，用嘴含一口温水，“噗”地一声，极细密地喷上去。黄昏，再喷一次。她俯身的样子，专注得近乎神圣。我们蹲在旁边看，只觉得那布下安静着，什么也没有。母亲却说：“别急，到时它就发芽了。”

大约第三天，纱布被顶起了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凸起。掀开一角，底下是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尖点，像大地初生的茸毛。我们欢呼起来，母亲却只微微一笑，手指拭去簸箕边沿的水珠，嘱咐我们不要去弄它。那几天，屋里的空气都是潮润的，混着谷物与清水微微发酵的青涩的生机味。

麦芽长得真快。由白转青，抽出细茎，顶着两片嫩黄的芽叶，齐刷刷地向着布面透下的光的方向。长到两寸来长，青翠欲滴，像一片微缩的草原，散发出清冽的、略带腥甜的植物香气。这便是时候了。

做糖的那天，天刚刚蒙蒙亮。灶房里，大铁锅里的水已经烧得热气腾腾。她先处理麦芽。将那一簸箕翠绿倒在大木案板上，菜刀起落，细细地切碎。刀刃与案板碰撞的声音，清脆又富有节奏。切好的麦芽碧莹莹的，溢出更多清甜的汁液。然后，是石磨。那副石磨有些年月了，磨齿已不甚锋利。母亲将麦芽碎一点点喂进磨眼，推动磨盘。我常常在旁边帮着添料。沉重的磨盘转动，发出“呼噜呼噜”的闷响，乳白色的粘稠的浆液，便从磨缝里慢慢溢出来，流进下面的瓦盆里。那气味更加浓郁了，是一种混合着青草、乳汁和淡淡淀粉味的奇异的香。

另一边，泡好的糯米掺上些许糙米，已上甑蒸着。蒸饭的木甑垛在滚水锅上，白汽蓬勃地向上冲，顶得甑盖“噗噗”作响。米香，厚重而温暖，与麦芽浆的清冽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整个灶房。

饭蒸好了，倒在大竹匾里摊晾。母亲用手背反复试探温度，直到那种温热恰好能唤醒麦芽里的活力，又不至于烫死它。她将温热的米饭与青白的麦芽浆仔细拌和，再加一瓢温水，搅成一大盆糊状物。那糊糊看起来并不悦目，灰扑扑的，但她脸上却有了笃定的神色。拌好的糖糊被倒入另一口刷洗干净的空锅里，盖上木锅盖，静静安置在尚有余温的灶台上。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发酵需要时间，更需要安静的温度。我们被叮嘱不能乱跑乱闹，怕惊扰了那看不见的变化。母亲坐在灶口的小凳上，就着窗光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细细索索的。我多半是趴在她膝边，看着灶膛里暗红的炭火，鼻尖是那锅里隐隐透出的、越来越明显的甜丝丝的气息。那甜味起初很淡，像远山的影子；渐渐清晰起来，变得丰腴，带着粮食被驯服、被转化的醇厚。它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缭绕在鼻端，勾得人心里痒痒的。母亲有时会停下针线，侧耳听听锅里的动静——其实什么声音也没有，但她好像能听见生命在黑暗中默默工作的细语。

一天的早上就这么过去了，日头开始偏西。母亲揭开盖子的那一刻，一股温热的、极其复杂而奔放的甜香轰然而出，几乎有了实质。锅里的糊糊变得稀了些，表面浮着清亮的汁水。发酵完成了。

挤糖浆是最需要气力的环节。洗净的筲箕架在最大的瓦盆上，铺上细密的纱布。母亲用瓢，一瓢一瓢将发酵好的糖糊舀进去。滚烫的糊糊冒着热气，她顾不得烫，用双手在纱布上按压、揉挤。乳黄泛青的糖浆，便汩汩地流进瓦盆，声音响亮。她的手臂用力时微微颤抖，额角沁出汗珠，在灶房黄昏微弱的光里发亮。我想帮忙，她只让我们扶着盆沿。糖浆越流越慢，颜色也越来越清亮，从浑浊的米汤色，变成澄澈的、琥珀色的汁液。最后，纱布里剩下干枯的渣滓，那是被榨尽甜味的米与麦芽的躯壳。

终于到了熬糖。重新洗净的大铁锅坐在灶上，滤好的糖浆全数倒入。灶火重新燃起，这一次，要持续不断地烧上好几个时辰。我荣任了“火头军”，负责看管灶膛里的火。母亲说，火不能太急，太急了糖会焦苦；也不能太弱，弱了熬不成形。要保持那种不急不缓、温柔而坚定的火力。

起初，糖浆在锅里很安静，随着温度升高，开始泛起细小的泡沫，发出“滋滋”的微响。香气也变了，清甜渐渐收敛，化为一种浓稠的、带着焦糖气息的醇香，霸占了整个屋子，甚至漫出窗外。夜色渐浓，村庄沉入黑暗与寂静，只有我们家的灶房，亮着一盏灯，跃动着温暖的灶火。糖浆在翻滚中慢慢变得粘稠，颜色由琥珀转为更深的金红。母亲拿着一柄长木勺，不时搅动一下，防止粘锅。

我和弟妹几个，隔一会儿就忍不住跑到锅边，踮脚张望。母亲知道我们馋，等糖浆熬到半稠，她会用勺子舀起一点，倒入碗里给我们解馋。当浓缩的甜带着粮食的厚重与焦香，一路滑进喉咙，熨帖到心里时。感觉那是劳作与等待之后的犒赏，简直就是世间至美的滋味。

熬到后来，糖浆越来越稠，搅动愈发费力，木勺提起来，糖浆能拉出长长的、透亮的丝。母亲的脸被灶火映得通红，额发被汗水粘住。直到糖浆再也泛不起大的泡沫，变得深沉而油亮，用筷子挑起一块，放入冷水能立刻脆断，便是熬好了。这时，往往已是夜里九、十点钟。

最后一步，母亲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撒了薄薄一层炒熟面粉的簸箕，将滚烫的糖稀迅速舀进去，摊成厚厚的一大饼。热气腾腾的金褐色糖块，在熟面粉的衬托下，像一块巨大的温润的琥珀。

等糖完全冷却变硬，我们就可以“绞”着吃了。用两根筷子，插进糖块边缘，轻轻一搅，便卷起一团，拉出亮晶晶的丝。咬一口，让它在口中慢慢含化，又变得粘牙，那甜是绵长的深厚的，带着大地的气息和火焰的温度。整个正月，这甜味都萦绕在唇齿间，也萦绕在清贫而温暖的家里。它是母亲用时间、耐心和汗水，从最朴素的粮食里，为我们酿造出的“奢侈”。

去年春节回去，特意去看了老屋，老屋已无人居住，几近坍圮，天井杂草，高已逾人，门窗廊柱，蛛网密布，门扣锈蚀脱落，不忍卒视。虽然如此，但小时生活在此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前两日，我在网上购得两瓶号称家乡古法的麦芽糖。瓶子精致，糖体金黄透亮，拉丝细长。我小心地挑出一筷，放入口中。甜，很标准的甜，干净，甚至有些轻盈。工艺无可挑剔。可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那需要等待一个冬天的漫长期盼，少了石磨沉重的吟哦与灶火温柔的舔舐，少了母亲俯身喷水时颈项的弧度，挤糖浆时手臂的颤抖，熬糖时被汗水与火光共同照亮的脸庞。少了那混合着麦苗清气、糯米暖香、柴火烟味和母亲身上皂角气息的、活生生的、复杂的空气。

原来，那真正的甜，从来不只是糖本身。它是母亲在匮乏岁月里，用智慧和双手点亮的一盏灯，是她从坚硬现实中为我们抢夺下来的一抹柔软，是她无言而深沉的爱，在时间里慢慢发酵、浓缩，最终熬成的一帖，可以抵御一生风寒的温暖的药。

那甜味，是渗进岁月里的。

注：文章为作者原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