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君问归期，未有期

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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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致谢）

我又站在了国道边上。

风里还是桂西南熟悉的潮湿闷热，只是空气中多了柏油被烈日烤出的焦味。对面的小学，红砖墙已经换成整齐的铁栅栏。

我的心沿着国道一路返回，回到一九八六年的那个夏天。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在这所乡村小学里已经教了四年的书了。罗老师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给你介绍个人。"

星期六下午，我推开罗老师家的门。窗边的女子闻声回头来，午后的光线恰好落在她脸上，米白短袖衫衬得肌肤愈发白皙，两条乌黑辫子垂在肩头，眼睛亮得惊人。罗老师介绍说：“她叫苏晓，17岁，在县纺织厂工作，父亲是大厂的厂长……”。后面的那些话我没再听清楚。那一刻我只知道，自己遇见过分的美了，那种江南水汽养出来的白净，那种挺拔又柔和的轮廓。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脸带羞色，像一株刚刚出水的荷。

那天我们一起包饺子。她擀面皮的手法很熟练，而我不太熟练地包着，她接过我手中的一半成品，笑着说；"大拇指要往中间顶一下，两边捏一下就可以成型了，你看，我包的好看不?"

后来她告诉我："阿莲姑已经念叨了你好久".

但是她妈妈知道后却说"虽然是师范毕业，但乡下老师，不知道哪天能进城?"

"乡下老师"这四个字，如同一根细刺，在那个夏天的下午扎进了我的心里。

此后，我开始去县城看望她。纺织厂家属楼里的弟弟妹妹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我，最小的那个追着喊"准姐夫"。她红着脸拍打弟弟的头，站在昏暗的楼道口迎接我，夕阳拉长了她的身影。

她父亲坐在藤椅上读报，偶尔从老花镜上方瞥我一眼，母亲送来的茶总是七分满，这是那个年代待客的标准。

周末休息，苏晓就和同在纺织厂工作的罗老师爱人阿莲来学校看望我。白天我们一起包饺子，晚饭后，一起到校园后边的小河游泳，冲洗衣服。月亮升起来后，一起沿着国道边散步边聊天。那时路上车很少，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砂石路上，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分开。她说起厂里的姐妹，说起夜班时窗外的月亮；我说起班上淘气的学生，说起将来要带她去省城看最大的图书馆。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得到了省城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正在织毛衣，竹针碰撞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她低下头说，"要等两年的时间呢”。

九月初，我坐上去往省城的长途车。她把一沓信纸从车窗递了进来："到了之后就写信。"

从此就进入了我们“书信时代”。每周三下午，我把贴有八分钱邮票的信塞进绿色邮筒里。

信要经过三天的邮程，才能寄到县纺织厂。她的回信通常会周六的时候到。打开信封，有时候是棉纱的清新气味，有时候是茉莉香皂的淡淡香味。她写下夜班的月亮，写下留给我的劳保手套。我描写图书馆的灯光，教授们的精彩授课。

信走了三天的路程。三天之内，很多事情就会发生变化。渐渐地她信里开始有"我妈说....."。然后是"张阿姨的侄子在商业局开小车"。从此，来信的时间越来越慢，信也变薄了。

后来阿莲告诉我：那段日子，她是坐在纺织厂女工宿舍的窗边，给我写最后一封信时，笔尖几次戳破了信纸。她母亲坐在她身后补袜子，声音不高，却像纺锤般一下下砸在她心上："你看不见吗?他还要两年，两年后能不能分回县城?就算回来了，一个中学老师，能比得上人家在商业局给领导开车的？劳保和住房哪一样是虚的?"父亲则在隔壁房间咳嗽，那咳嗽声是一种沉默的威压。阿莲说，那几天，晓晓的眼睛红肿，辫子总是毛毛的，再没像以前那样把它洗亮梳紧实。

那一年冬天，我收到了最后一封信。信封很薄，让人感到不安："家里安排了见面，是商业局的司机。妈妈说.....对不起。苏晓。"

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弄模糊了。信封里有一篇剪报，"国家要提高教师待遇"这句标题被她用红笔画得很突出，反面的纸张被压出了一个凸痕。

我没有回信。是不知道该怎么回!

寒假回县城后，我去找她，她没有出来。阿莲在傍晚时来找我："小苏的婚事定在明年的五一。男方家里'三转一响'都备齐了，缝纫机是'蝴蝶'牌的，自行车是'永久'，手表是'上海'，收音机是'红灯'。样样都是时兴的亮锃锃的牌子。"

我的第一次恋爱，就此无疾而终。甚至连一场正式的告别都没有。

二零零一年秋，我回到城里在市委党校任教。去探望退休的罗老师时，他说："你还记得苏晓吗?"

茶汤卡在嗓子眼儿里。

"她婚后过得并不好。在儿子升高中的时候，离婚了。一个人去了省城，没有再婚。"

"去了省城?”这是我曾经答应带她去，但没有去成的地方。

我放下茶杯，杯底和瓷盘碰撞出轻微的声音。

"哦，这样啊!"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感到陌生。

多年以后，在整理旧书的时候，在《唐诗三百首》中发现了一张浅蓝色的信纸。纸张停在《夜雨寄北》这一页。她的字迹很工整："你说毕业就回来，我等你。"信纸边缘酥脆，发黄。

只有这一行，没有日期，没有署名。但是我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一定是我出发去省城前，她偷偷塞进我的书里的。而我却一直没有察觉。

在渐渐暗下去的房间里，我拿着那张纸站了许久。信纸很薄，几乎不能感觉它的重量，但它却使我喘不过气来。

忽然想起车站分别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到了学校，别忘了写信。”

原来这就是我的初恋，曾经虔诚地给对方写信，相信白纸黑字可以抵得上时间和距离。最后信纸变得越来越薄，话语也越来越少，连邮筒前都不再有徘徊的人影。

把信纸重新夹回《夜雨寄北》那一页。李义山的诗句墨色沉郁：“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原来有些话，终究没能包进饺子的褶皱里；而有些人，注定只能留在信笺开头的称呼之后。

多年之后才明白，我们埋藏起来用以包裹着的，其实都是笨拙的时间胶囊。我们都以为，可以把最好的心意、最郑重的承诺都严严实实地封存在里面。这一颗最终卡在了“君问归期未有期”的叹息中，永远地停在了她问我何时回来那个黄昏。

风从国道上吹来，混合着新沥青与旧尘土的味道。对面的小学电子铃声很响，孩子们喧闹声此起彼伏。转而往与国道相反的方向走去。路依然向前延伸，1986年的那个夏天以及那个夏天特有的邮戳，从此只能用来寄出一封没有收件人的信。

曾经跟着喊“准姐夫”的小家伙，现在也应该抱着自己的孩子，讲着其他的故事了吧。

有些爱情不是死于轰轰烈烈烈的事变。它只是静默地消散了，消散在粮本上“农业”和“商品”泾渭分明的栏框里，消散在户口簿那一纸之隔的“乡”与“城”之间，消散在信笺需要行走三天才能抵达的、永远追不上变心的路途上。三天，足以让一个许诺在到达之前，就已悄然过了期。

我们都成了时间的痕迹，一阵风卷走了浮土露出朦胧的刻痕，交错的纹理在夕阳中发出微光好像要告诉人们过去的温柔。没有硝烟，却沟壑纵横。

站在面目全非的国道边，罗老师最后那声叹息，忽然随着热风，清晰地回响在耳边：“ 晓晓后来提过，最难受的，是最后那半年。夜里睡不着，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数到后来……不敢再数了。”说完这句，罗老师望着远处的山，很久没再说话。茶杯里的热气慢慢散尽，茶叶一片片沉到杯底。

三年。从我北上求学，到她出嫁离家。

原来有些站台一生只能经过一次。错过之后，就会被永不停歇的岁月和沥青彻底覆盖、取直、抹平。1986年那个尘土飞扬的岔路口，连同整个弥漫着茉莉香皂和饺子面香的夏天，就这样被永远地封存在了道路的最底层。

从此，夜雨年年，再无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