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东北的回忆

雁阁秋容

前言 转眼间，春节又近了。眼前的温饱悠闲，门外的车水马龙，无论我怎么要求自己要心灵通透，可也挡不住那些曾经的记忆。 女婿问我：“爸，你曾经过得那么艰难，心中有不有怨恨呢？”我看了看他说：“如果我有怨恨，还能活到今天吗？这红尘，天天都有不如意事，你记得过来吗。九九八十一难都过了，一切应该向前看了。” （一） 那年深秋，我已经从队办教师到村小工作了五年，五年中，教育部门给了我三次机会转户口为国家正式教师，都被村里当权的书记不准盖章，生生掐住没办成，据材料办理人转达书记原话是“这个人，贫下中农不同意”。可是在一次全村由村党支书亲自组织的民办教师普选中，又亲自给各个小组打过招呼：“不能选某某”的背景下，全村投票结果，我却居全村选票第一，比他们内定的红人还多出60多票。我很感激家乡父老，他们在关键时候回报了我对孩子们的爱护和教学责任心。 一九七八年，教育部门因人才的青黄不接，又给我一个机会，派专人来给我填表，写材料，然后去找村里盖章。本来公章向来是由村会计保管的，而村支部书听说教育站来人为我转正的事后，便专门去会计处取走公章，并带上公章去村里最高的山上种黄连不回家。教育站办材料的人也挺认真，无奈跋涉上山，在山顶找到书记，要求盖章。书记却依然蛮横地抛出那句话，坚决地说：“这个人，贫下中农不同意！”我又一次被打着贫下中农牌子却耍尽了作威作福的村当权者捏在了手心。我的前途事小，而我的无任何来源的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共六口之家，仅靠我每月的十三元五角的工资怎么养活啊。于是，我想到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去。我心里想：”我不信，若大的天地，就没有我立足的地方。” 快期末考试了，我默默地准备着。第一难题是路费。我以自编的理由，先卖掉我远在几百里外当民工时一步步肩挑回来的大桥牌缝纫机，那曾经是我梦想改变生计的唯一依靠。接着，又秘密地弄到一斤水杉树种籽。期末考试完毕，全公社四个乡在一个叫锦绣村的村小集体阅卷。我就去参加阅卷了。 临行前，我几夜未眠，把一切后果都想到： 第一，不能向任何人走漏我出走的消息，为可能回来埋个伏笔； 第二，把所有相依为命的破烂登记，以备不回来时的妥当处理； 第三，以有肝炎病需趁寒假去县城或州府检查为借口，把家里老小托付一个信得过的人照看； 第四，写了六七封信把上面的交待和被逼出走的情况说明后，锁进我的书柜。如果不回来，就给所托人寄回一把钥匙，让他按我的交待处理就行了。 阅卷临走的前夜，我通宵坐在办公桌旁，用滚烫的热泪告别我的父母，妻子，还有已经出世的两个孩子。这个家，如果我走不出来，老人孩子都可能面临绝境。为了这个家，也为了我自己，我不能回头。可我肝肠寸断，不能自已。天亮了，我打起精神，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临行，老师们都来送行，都希望在阅卷时尽可能为他们的辛苦努力弄个好成绩回来。可我透凉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一个一个地紧紧握着手，久久放不开，一位老师奇怪地说：”怎么，像永别一样啊？”我淡淡一笑：”我要去检查身体，结果难料啊！” 走了，一步三回头，心压石头，脚踩浮云地走了。 阅卷时，我主动热情地分组包干，我最先完成任务，然后，就凄然地走向渺茫…… 那个年代，全民的觉悟都很高，政治也最最最地清明，村里发现外来人都要报告。没有介绍信，旅社也好，贫下中农家也好，都没人敢留宿的。所以，能够远行的人，要么是被乡里人看作贵族的在远方工作的人，要么是因“犯法”流串外地的“不法分子”，一般人只能固守在土地上遵纪守法。临行前，一向都关系不错的大队会计给了我一张盖了公章的纸，让我自己填写理由。我便填写成：”去东北哈尔滨市探亲。” 我走了，离生我养我的家乡，离我最可怜的父母妻儿渐渐远去，远去了。出三峡，过彝陵，在汉口北去的火车即将开动的一刹，我终于忍不住掏出笔来，写了一句话：”不用担心，明年可能回家。”匆匆投进邮箱，就上车了。 （二） 在汉口火车站等车时，就听身旁两个老工人在耳语般地说：“许多都要变了，听说二天还要跳舞哩……”我似乎已感到有一丝什么风要吹来了。 上车的人拥挤异常，我刚刚找到座位，就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美女提着两个大帆布提包碰碰我说：“同志，帮帮忙。”显然他是想把重重的提包放上行李架而力量不够。 我回身接过她重重的提包，放了上去，一边问了句：”回家过年哪？” 他一边连声谢谢，一边牢骚似的说：”回家，回家，中国人放假都要回家，人家国外，假期都是外出旅游。唉！我在长航工作八年了，第一次回北京看老娘。” “那为什么不调回北京去呢？”我问。 “我一不会送礼，二不会拍马屁，谁给你调啊！”她似乎火气更大了。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在北京工作的武汉人对调呢？”我也许因为她的直率而触动，同情的说。 “人家想进北京还进不去呢，谁愿意同你对调啊！”那神态，我能感觉出她无奈中隐隐有着北京人的自豪。 三十八号列车“呼哧呼哧”的一路向北，车的巷道也挤满了人，身旁的美女也渐渐安静。这时我对面座位上一个中年男子好像睡梦醒来，抬起头看看我说：”回北京哪？”“不，我去东北探亲，你呢？”我礼貌地回答。 “我是去北京接爱人回武汉过年的。”他似乎也很无奈地说。 我灵机一动，碰碰旁边假睡的美女说：”喂，你可以同这位男士的爱人对调啊。” 当我介绍了男士的情况后，他们立即成了好朋友一样进入了话题。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空间。看着热热地拥挤的男女，我只感觉冰冷的现实，和自己冰冷的心，平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流浪味儿了。 记得为了要出售那一斤保障我一路不致乞讨的水杉树种子，我去了洪湖、监利，记得在洪湖旅社住宿时，收费的女孩把我上下大打量了又打量，然后看着我的介绍信，审问似的说：“你去哈尔滨，怎么跑到我们洪湖来啦？” 我笑笑，所答非所问的说：”不从小就听一首歌曲唱：洪湖是个鱼米乡吗！” 那女孩也抿嘴一笑，什么也没说就给了我房间。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的事，觉得真有点儿江湖味儿，一乐就在墙上写下一首诗，走了。 在武汉等车，去中山公园消磨时间，别人在那里合影，我竟站到他们身后一起合影。看到一些年青人在公园里看书，复习功课，我会随意拿起他们的课本，询问他们在哪个学校读书，喜欢什么课……总之，我似乎有些麻木，只如一具行尸，灵魂里一片悲凉，仿佛这世间已经与我无关了。 不知什么时候听到广播说，北京站到了。于是匆忙下车，匆忙买票，没有座位，就买了去哈市的站票。我不能有任何停留，虽然那时车费不贵，武汉到北京特快也只要二十八元人民币，北京到哈尔滨也差不多这个价，但我衣袋里只有刚好能往返的路费啊。 去哈市的列车晚上才出发，我就趁等车的时间去天安门走了一圈。那年，北京的大街冷冷清清，寒冬腊月的早晨，几乎见不到人。我正孤零零地在广场上漫无目的地走，突然，一个妇女抱个孩子，匆匆走到我面前：”请问，这附近哪里有医院啊？”我说我从外地来，不知道。可刚错过没几步，我猛然觉得她是家乡的口音，于是回头赶上去问她：”你家是哪里呀？” “湖北宜昌的。”她差异地看着我。 “你孩子病了，为什么不早点回去呢？” “我是来请求解决问题的，如果一天不解决，我就一天不回去。”他异常坚定的说。 我回望四周，看不到人，只有毛主席纪念堂的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笔挺的站在那里，不远的铁栅栏的门也关着。我回头对那女人说，你莫忙，我帮你问问。说着径直向那卫兵走去，走到栅栏边，我一跃而过飞到了里面。我看见两个卫兵条件反射般同时端起了枪，我笑着向他们挥挥手走去，来到跟前才说明来意：”外面那妇女，孩子病了找不到医院，想打听一下互近哪有医院。”卫兵态度还不错，向天安门旁边指了指说，那边有个儿童医院。我道了声谢便转身回走，依然飞身越出栏杆，给那女人说了。可那女人说：”’我去了，他们不让看。”说完就扭头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感觉她比我更孤零。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首都啊。我真想不出为啥医院不为孩子看病的理由来…… （三） 当夜，我从北京一直站到了唐山，才等得一个座位。跟武汉到北京一样，一个昼夜就到了哈尔滨。我顺利的找到曾经回江南老家认祖的近房侄子。那天，初中二年级就下乡的侄女也从乡下回城来了。我们亲人海角天涯一见，心潮澎湃自不必说了。 城里只住了一天，我就同侄女去了五常县兴隆公社蓝旗村她乡下的家。因为我原本就打听到：侄女家的那个村每劳动一天，秋后可以分得三元二角人民币。比起我老家来说，已经是天渊之别了。如果我去那里落户，养活全家也就有希望了。 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农村都是草房，每两户人家共三间房，边间打着地炕，是一家老小的食宿间，当中共有的一间用来做厨房和关牲口。厨房里烧火的烟筒就通到各自的地炕供暖。人们白天晚上都靠厨房做饭养牲口剩下的余热保暖。孩子几乎一冬都玩在炕上。一家无论多少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年老的睡炕头，年青的睡炕尾。我开始就不敢当着一家男女脱衣睡觉。可时间久了，也就自然了。 侄女姐弟很不幸。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时期，我那个嫡堂大哥从恩施高商学校毅然投军去缅北战场抗击日寇，后来，跟国军转战东北，解放四平时右手打断被俘，后投诚解放军转业沈阳结婚的。不几年，留下一双儿女，自己却病逝了。大嫂无奈，带着儿女去哈尔滨投奔时任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的妹夫，被安置在电机厂当工人。后儿女渐渐长大，因偷听邮差和妈妈的对话，才知道江南还有老家，还有爷爷奶奶……姐弟相抱痛哭一场，然后分别千山万水回江南探访，才得与我相识的。 广袤的东北平原上真的是半年休息半年忙。三月到九月是最忙的季节。一进十月，粮食与蔬菜全部收到地窖家藏，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开始翻地种庄稼。我在侄女陪同下，找了村长，说明来落户的意图。村长一口答应，并说只要教育站开个证明，还安排我当民办教师。 转眼大年三十夜，吃饺子，放烟花......我不免总想起江南。春节刚过，我就回到哈尔滨市。这时，一股舆论之风扑面而来，满大街人群熙攘，纷纷议论着中央的什么全会精神-----“地富要揭帽，土地要下放，言论要自由……”我在大街上默默地听着，而心底仿佛平地惊雷，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满脸沧桑的父母，想起了幼弱的儿女，想起了我的学校……竟不知道我究竟是在现实，还是在梦中了。接着，就归心似箭而又心似箭起来。 我向侄儿侄女说明了我南回的想法，侄儿便带我去火车站，给我买了一张直达武汉的车票，我便与北国的亲人们告别，又日以继夜地回到了江南。在北京转车的时间，我利用结余的路费，去靠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商场买了个乡里人还从未见过的黑色皮挎包，在省城武汉，我又换了一身崭新的衣裤，兴致勃勃地钻进了回县城的中巴车。 从县城回乡下，我满身雪亮的装束，惹来了路旁干活的好多父老乡亲和年青朋友。我提前把我知道的三中全会信息毫无保留地宣传了一路。 我仍然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仍然同老师们一道如前一样耕耘着那块热土。可是，村党支书记来学校开会，却摇着头说“我们党啊，肯定是变修了。” 那个暑假，全公社四个乡教师集中学习时，我们村的七八名教师，成了教师会上的一道耀眼的风景。昔年，我们村的教师是全体教师中衣着最破烂的一组，而那个暑假，我们村这个组一色新的“高档”衣裤，让所有人为之惊诧。 两年后，不用贫下中农推荐，也不用领导把关，通过一次性文化考试，我成了正式中学教员。我们一家老小终于开始不愁温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