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生长

睡莲JQ

（一）

　　温然站在研究所的顶层七楼。

　　正是午饭时间，他靠近窗边，向外眺望。视野一望无垠，是一整片铺开的草坪。周五的中午，总会有小学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那里，穿着校服，在草地上追逐足球，动作夸张而兴奋。声音隔着玻璃传不上来，但那种奔跑本身就足够鲜明。更远处，是墨尔本的天际线，高高矮矮的楼宇连成一线，其中最醒目的，是那座腰身像被镀上一圈金色的高楼，立在南岸一侧。

　　这一带原本就是商业区。研究所的好几层出租给了医药公司，以补贴经费。新冠之后，科研人员到岗的要求逐渐放松，许多人一周只来一两天，整栋楼在工作日里也常常显得安静。

　　温然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在这一刻变得缓慢而清晰。

　　城市在流动，而他短暂地与这种流动对齐了节奏。

　　他在等咖啡。

　　那时，七楼还有咖啡厅。

　　老板曾殷勤地过来询问，要不要把马芬稍微加热，沙拉要不要淋酱，喜欢哪一种。女服务员说话轻快，会顺手和每一个来用餐的研究人员聊上几句。她先端来一杯 Flat White，绵密的奶泡刚好覆盖杯沿，没有花哨的拉花，是墨尔本巷子里最常见的模样。温然习惯一边看着窗外的草地和天际线，一边吃着午餐，像是在享用一段被临时插入的缓冲时间。

　　这家咖啡厅不久前才换过经营者。

　　之前的那一任更擅长做欧洲小食，这一次的老板是位中年男子，待人一向热情。前不久，研究所的邮件里还提到，他们准备启用手机 APP，让大家不用排队点咖啡，用手机下单，几分钟后直接取走，甚至还会赠送几杯免费的咖啡。

　　那看起来像是一次合理的调整。

（二）

　　但七楼的咖啡厅消失之前，其实已经安静了很久。

　　最早是下午来的人少了，后来连上午也开始稀疏。疫情之后，大家对“必须到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实验可以远程监控，会议可以线上完成，很多人干脆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出现。七楼原本是热闹的，电梯门一开，能闻到咖啡味和烘焙的香气。再后来，只剩下机器运转的声音。

　　咖啡厅尝试过很多办法。

　　缩短营业时间，减少品类，改成只卖最基础的几样。有人提议加点甜品，比如墨尔本人常吃的 Lamington 蛋糕，有人建议做会员制，还有人说不如和楼下的会议系统绑定。所有尝试都显得合理，也都失败了。

　　某一天，它就消失了。

　　全所发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通知。

　　柜台被清空，咖啡机被搬走，原来的位置只剩下一块被反复擦拭过的木质台面，边角还留着咖啡杯磨出的浅痕，在日光下若隐若现。

　　从那以后，如果想喝咖啡，就必须出楼。

　　穿过七楼的玻璃门，下到街上，能听见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从街角传来，路边的小馆摆着户外座椅，再绕回来。路并不远，但足够让人意识到一件事：有些便利一旦消失，就不会再被默认拥有。

　　七楼并不是普通的楼层。

　　每周的全所交流会在这里，所长和行政人员的办公室也在这里。

　　近十年，研究方向调整得很频繁。

　　前两年，重点在另一个领域，会议里常出现某些特定的关键词。最近，RNA 疫苗更容易得到资金，申请书的措辞随之改变，好在无论怎么变，总还有实验室能分到资金。

　　实验室的结构因此发生变化。

　　有人换了课题，有人换了合作对象，也有人离开。学生比以前少了，愿意读普通科研专业的人更少。空出来的工位并没有立刻被填满，桌面擦得干净，和七楼咖啡厅旁的空白区域相互呼应。

（三）

　　学生的减少，在周二中午尤为明显。

　　以前，十二点半到一点半，是固定的学生发言时间。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轮到谁发言，谁就会站到讲台前，把数据投到屏幕上。近一两年，这个时间段却常常空出来，需要用别的事情来填补。

　　有时候是身心健康讲座，有时候是号召大家去走路的活动。

　　但实验室里依然有温度。

　　最近，温然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位快毕业的硕士女生，做事认真，对人谦逊。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母亲一个人把她带大。那天，她抱着电脑，在走廊里匆忙修改论文，脸上带着难掩的兴奋。

　　她告诉温然，下周就要递交了。递交完，她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温然含笑点头，问她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会不会读博士。

　　女孩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特意转过身，看着他说，她打算先工作一阵子，看看情况。

　　温然没有劝她。

　　他说，这样的想法挺实际的。博士一读，少则三年，多则五年，现在的奖学金也不像从前那样可以支撑六年，大多延长半年，三年半之后就需要自己支付。

　　女孩连连点头，指尖轻轻摩挲着电脑包的带子，眼里有对未来的忐忑，却也藏着笃定：“现在工作也不容易找，既然有机会，为什么不先试试，总比困在一条既定的路上好。”

　　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

　　咖啡厅解体之后没多久，七楼出现了一台爆米花机器。

　　它被放在原来咖啡厅附近的位置。行政人员发了一封简短的邮件，说这是为了方便学术交流。会议的时候，机器发出持续而稳定的声响，玉米在透明的箱体里膨胀、爆裂，焦糖的甜香漫开在七楼的走廊里，白色的花朵簌簌落进牛皮纸袋。

　　爆米花是免费的，可以随手拿一点。

　　一年之后，爆米花机还在，免费的咖啡机出现了。

　　没有复杂选项，只能出普通的黑咖啡。杯子统一放在旁边，没人收费，也没人统计用量。咖啡不再是商品，而是被默许存在。人们在七楼按键、等待，继续谈论尚未完成的实验，延展一些还没有名字的想法。

（四）

　　新年刚开始的时候，所长给全体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他说世界不太太平。

　　有无意义的枪杀案，也有其他国家的不安定。如果有人在心理上感到不适，研究所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服务。

　　几乎在同一时间，温然的老板宣布了一件事。

　　他左右臂之一，被他亲自册封为小组长、并倾注心血栽培的成员，选择独立出去，另起炉灶。老板只在全所回复了一封邮件，表示支持，之后便沉默了。

　　两周之后，助理在内部群里发了一封邮件。

　　下周五正常开会，新年第一场全实验室会议。

　　老板先发言。之后是早茶。请大家各自带一点点心，一起庆祝那位独立的组长。

　　早茶进行得很顺利。祝福被表达出来，关系被放进一个可以公开承认的框架里。人们吃着带来的 ANZAC 饼干和新鲜莓果，喝着免费的咖啡，谈论接下来的工作。

　　经费依然紧张，学生依然减少，方向还会继续调整。但系统不会停下来。

　　咖啡厅消失了，爆米花留下来。

　　沉默之后，祝福被补上。

　　这些细碎的变化，温然后来和一位多年好友聊起时，她正在阳台换盆土，把旧土倒掉，补进新的。她说，只要是和正向生命力有关的事，都会让人开心，充满干劲。

　　温然当时没有立刻回答。

　　此刻，七楼的咖啡机在不远处发出低低的嗡鸣，提示制作完成。

　　正向并不是坚持原来的样子。

　　也不是证明谁是对的。

　　正向只是判断哪里还能生长，然后，让系统朝那个方向，伸出触角。

　　温然关上手机，端起那杯免费的黑咖啡。

　　它有些苦，却足够热，杯壁的温度顺着指尖漫上来，自然得就像站在七楼的会场，眺望墨尔本的天际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