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原来是为了好好活着

天清人安

　　

道德，原来是为了好好活着

北国草

（作者笔名：天清人安、北国草）

我们常把“道德”供在高高的神龛上，仿佛它天生就该超然物外、不染一丝尘埃。可是如果细细究其来路，便会发现：道德并不是天降的神谕，而是从泥土里成长出来的——它是人类在谋生求存的漫长的挣扎中，慢慢地摸索出的一套“理性策略”。

　　回首中国历史，儒家那套“以德治国”的理想，曾是千百年来的主旋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都始于“修己”。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这句话听起来温润如玉，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信念：只要人心向善，天下便自然太平。于是，“义”压倒“利”，“理”压制“欲”，“道”鄙视“器”。董仲舒讲“正其义不谋其利”，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更干脆地说：“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可是问题又来了：人不是神仙，是会饿、会冷、会痛的血肉之躯。马克思说得更直白：“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 连肚子都填不饱的人，他能谈什么礼义廉耻呢？《管子》早有箴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可是，儒家偏偏把顺序颠倒过来了——先要求人“克己复礼”，然后才去谈温饱。这就像逼迫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背诵《论语》，还怪他心不诚。

于是，在农业社会还能勉强维系的这套道德秩序，一旦撞上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便轰然崩塌。鸦片战争不是败于人心不古，而是败于“器”不如人、“利”不敌彼。当英国人的蒸汽军舰轰鸣着驶入长江，清朝士大夫还在争论“人心”与“技艺”孰重孰轻的问题。大学士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要是放在今天听，简直就像童话一般。

　　其实，人性哪有那么多的玄妙？人之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物”——动物。婴儿啼哭只是为了乳汁，成人奔波不过为了生计。达尔文、恩格斯、爱因斯坦都指出：人身上永远都带着动物性的烙印。群居、争食、护崽、占地盘……这些行为，在狒狒群里就能看到，在人类社会里也同样存在着。所谓“腐败”，说到底，不过是披上了西装的兽性。但是，人的聪明地方，就在于能意识到这种本能，并试图超越它。道德，正是这种“超越”的产物。它不是反人性，而是对原始欲望的理性调节。如果任由“自利”无限制地膨胀，就会终将滑向“自私”乃至“损人”。一人贪，百人效；一地乱，全国危。于是，整个社会需要规制，需要羞耻感，需要“有所不为”的底线——这就是道德的实用价值。

但是，如果道德脱离了利益基础，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晚清那些守旧派，把“气节”当作盾牌，却拒绝造枪炮、建工厂，结果气节没能挡住炮弹，反倒让老百姓多受几十年的屈辱。邓小平后来点破：“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此语就像刀子一样，剖开了千百年以来的道德幻象。

　　真正的道德，不应该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训诫，而应该是生存智慧的结晶。它告诉我们：单打独斗不如合作共赢，损人利己终将反噬自身。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在海滩卖冰淇淋的小贩子，都想独占摊位，结果彼此都被挤到边缘，双双失去客流。唯有他们协调位置，才能共存共荣。这只“无形之手”，不是市场，而是人类理性合作的道德自觉。

所以，道德不是与利益对立的敌人，而是利益长期最大化的保障。它不是要人们放弃谋利，而是教导人们如何“聪明地谋利”——利己而不能损人，逐利而应该守住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一种更高阶位的生存理性。

　　技术可以飞跃，芯片十八个月可以翻一番，但是道德只能缓步地前行，因为人性中的动物性不会在一夜之间能够突然消失。电脑能够升级，人心却需要日复一日地修炼。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头脑才更需要清醒：别把道德当成装饰品，也别把它当作枷锁。道德本来就是我们在混沌的世界中，为自己点亮的一盏灯————照见利益，也照见他人；照亮前路，也守住底线。

毕竟，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能造多快的船舰，而在于明知道可以抢夺，却不能够去抢夺，只能选择分享；明知道可以去欺骗，却不能够去欺骗，只能愿意诚实。这，才是道德最深的理性，也是人类文明最坚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