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思想学说的思考和妄议，——函谷关游感

老哈游记

这篇文章写成这个样子确实已经失去了游记的本质特征。其实是一篇枯燥无味的感想。留给自己以后看的。

其实，历史上曾经有三座函谷关，分别是秦函关汉函谷关和魏函谷关。现存秦函谷关和汉函谷关，分别在三门峡市和洛阳市，两者相距150公里。

我去的是秦函谷关。

现存的函谷关关楼是1992年依据汉像砖图样重新设计修建的，并在原遗址向西移37米。复建的函谷关是旅游展示用关楼，并非考古意义上的“原址重建”。

函谷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更为重要是它的文化意义：老子在西游经过秦函谷关时，创作完成了《道德经》，函谷关因此被誉为道家之源。

道家学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学派，也是道教的核心理论基础，道教尊老子为始祖。参观函谷关引起了我对古代思想学派的一些思考。

道法自然

就我的理解，道家学说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属于哲学范畴；儒家学说是关于行为规范的学说，属于方法论范畴。老子比孔子早生了20年又晚死了20年，据说孔子还曾向老子请教过，按理，道家学说应该远高于儒家学说。

然而：



道家学说为什么没有儒家学说影响力大？

老子及其道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思想核心围绕“道”展开。而何为“道”？《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凡是能够用言语清晰表述出来的“道”，都绝非那个恒常不变、作为宇宙本源与终极规律的真正的“道”。

我觉得，“道”可理解为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亦是万物产生之本。老子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恰能印证此理。此前游览海南大小洞天，得见玄牝之门，我便如此解读：“玄”是混沌未知的大自然，“牝”是孕育生命的雌性母体，万物正是以大自然为母体载体化生而来。总而言之，道家思想最核心的主张，便是顺应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

对于个人来讲，道家主张形神兼养、物我两忘，强调形体与精神的统一。一方面要“去甚、去奢、去泰”，不过度劳累身体；另一方面要超脱外物的束缚，达到“忘我”的境界，使形神皆能顺应自然，维持生命的长久状态。为了探寻实现这一状态的方法，炼丹之术随之出现。同时，道家认为生死是自然的循环过程，倡导“生死齐一”的观念，不执着于长寿的执念，也不畏惧死亡的到来。这种豁达的心态，也是保障身心康健、尽享天年的重要前提。

道家思想认为事物存在对立统一的两面，如有无、祸福、强弱等，且会相互转化。

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下面问题就来了：

道家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这一主张主要着眼于治国层面。这里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指统治者要顺应自然规律与社会民情，不凭个人意志妄为滥施。君王不能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仅凭一时心血来潮便下发政令，强迫举国上下遵从其个人意志。在治国理念上，道家还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形态。意思大概是君主不应执着于拓展疆土、统治数量庞大的民众。

这些理论怎么可能被为所欲为的皇帝所喜欢呢？

克己复礼的儒家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以尊卑等级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周朝政治社会制度崩坏，社会纷纷违反周礼秩序，孔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提出以“克己复礼”为中心的儒家学说。这当然为皇上所喜欢。

但是孔子忽略了或者是有意掩盖了一个问题，当时大家纷纷违反甚至抵制周礼，是“己”出了问题还是“礼”出了问题？ 也就是说，是人出了问题还是制度出了问题。孔子认为完全是人的责任。

儒家学派崇尚“仁、义、礼、智、信”，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都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规范，很能迎合皇帝的口味。孔子除了空洞无物的主张仁政以外，很少说皇帝或者统治者应该遵从什么行为规范。显然儒家学是皇帝约束百姓的工具，对皇帝的行为没有指导意义。

那么皇帝的行为依据什么学说？

法家思想为君主牢牢掌握政权提供了“术”，也就是手段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之一，酷吏之祖商鞅。

商鞅被“恶魔”的标签，核心是其变法政策严苛酷烈，且重刑轻德、漠视民生。

商鞅的驭民五术

1.愚民：以强权高度统一民众的思想，认为百姓愚昧就不会有过多的交流，国家政权就无危。只许民众专注于耕战一事，禁私学，断绝经商、求学、技艺等其他谋生途径，让国家利益与民众生存深度捆绑。

2. 弱民：主张“民弱则国强，国强则民弱”，通过剥夺民众的财富积累、限制民众的流动自由，使其丧失对抗强权的能力。

​3. 疲民：折腾，不断派遣民众参与农耕、征战、徭役等事务，使其终日劳碌、无暇思考，避免民众因闲暇聚集生事，从根源上消除反抗的可能。

​4. 辱民：推行严苛的连坐法与轻罪重罚制度，践踏民众的尊严；同时打破旧有宗族伦理，鼓励邻里相互告发，让民众生活在恐惧与猜忌之中，不敢萌生异心。

5. 贫民：国富民穷，抑制民众的财富积累，通过重税、没收多余资产等手段，让民众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的状态，使其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国家的政策导向，彻底沦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工具。

​

商鞅变法推行连坐法与轻罪重罚后，秦国境内非议法令、触犯新规者激增。他下令在咸阳渭水河畔集中审判，一日之内处决七百余名囚犯。史载“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百姓路过渭水，见河水泛红，听闻哭嚎，无不心惊胆战。商鞅此举意在立威，让民众不敢再质疑新法，却也留下了“嗜杀”的骂名

变法之初，秦国百姓多有抱怨，说新法严苛不便。商鞅认为这是“民愚而乱法”，下令将议论新法弊端者全部流放至边境苦寒之地。后来新法推行日久，有百姓适应后称赞新法，商鞅却又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在他看来，百姓无权评价法令，无论褒贬，都是对君主集权的冒犯。这些称赞新法的人，同样被处以流放之刑。经此两番整治，秦国百姓再也不敢对法令说一个字，路上相遇，只敢用眼神示意，不敢开口交谈，史称“民莫敢议令”。

至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迫逃亡，至函谷关下，欲投宿客舍，店主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拒留(商鞅规定无官府凭证不得留宿，违者连坐) 。 商鞅喟然长叹“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由来。无奈之下，商鞅潜回封地商於，率家臣部属起兵反抗，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五马分尸），并诛灭其全族。

商鞅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但这个恶魔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君王。

那么古代有没有就先进的思想呢？有！看看下面的思想有多么的先进，简直不相信这种理论是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

主张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珍爱和平的墨家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名叫墨翟（这个字读“di”二声），是战国初期实打实的“全能型人才”——既是思想家，又懂科学技术，还擅长军事防御，更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当时，墨家的影响力特别大，和儒家一起被称为“显学”，民间甚至有“非儒即墨”的说法，意思是天下的学术思想，不是推崇儒家，就是推崇墨家，可见其地位之高。

墨子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人人平等的“兼爱”：无差别爱所有人

这是墨子思想的核心，简单说就是不分亲疏、不分贵贱，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他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意思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庭就像自己的家庭，看待别人的生命就像自己的生命。而且这种爱不是单向的，得“交相利”——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大家互相帮忙、互利共赢，社会才能和谐。

反对战争的“非攻”：只守不打，反对欺负人

“非攻”不是反对所有战争，而是反对主动挑起的侵略战争，也就是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掠夺性打仗。墨子特别形象地举例：偷别人家里的桃子李子，大家都会骂这是不义之举；偷别人的牛羊，罪过更大；那反过来，一个国家去攻打另一个国家，抢人家的土地、杀人家的百姓，难道不是更大的不义吗？

不问出身的“尚贤”与“尚同”：选贤能、求统一

这是墨子针对国家治理提出的主张，分为两部分：

尚贤：就是“推崇贤能”，选拔有本事、有品德的人来当官、治理国家，不管他出身是贵族还是平民。墨子反对当时“世袭当官”的制度——不能说父亲是大官，儿子就一定能当官；哪怕是农民、工匠，只要有才能，就该被重用，这就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道理。

​尚同：就是“上下同心”，百姓的思想、行动要和官员统一，官员要和君主统一，最终所有人都要符合“天的意志”（天志）。简单说就是大家要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不能各自为政，这样才能避免混乱，让社会有序运转——但这不是让大家盲目服从，核心是要遵从“义”（正义、公道），君主也要听“天志”，不能随便一拍脑袋或者一拍屁股就发号施令。

反奢崇简的“节用”“节葬”“非乐”：省钱办实事，反对浪费

这三个主张本质都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尤其针对统治者的奢侈行为：

节用：要求国君和贵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比如宫殿不用盖得豪华，衣服不用追求精美，粮食够吃就行。墨子认为，财富是百姓辛苦赚来的，统治者浪费就是剥削百姓，应该把钱用在实处——比如发展生产、救济穷人、加固城池。

​节葬：反对当时“厚葬久丧”的习俗。那时候贵族去世，要陪葬大量金银财宝，甚至用活人殉葬；还要求亲人守丧好几年，期间不能干活、不能娱乐，又耗费财力又耽误生产。墨子主张“薄葬短丧”：简单安葬，不用贵重陪葬品；守丧时间不用太长，办完丧事就赶紧恢复生产，不影响生活和工作。

​非乐：不是反对所有音乐，而是反对统治者沉迷于歌舞享乐。墨子觉得，国君花大量钱财养乐师、建舞场，耽误处理政务；百姓为了给君主表演，耽误种地、做工，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民众。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比如粮食、器械），而不是这些耗费民力财力的享乐活动。

基于墨家核心思想，从“兼爱”“节用”“尚贤”“非攻”等核心主张出发，明确统治者的“禁忌行为”：

违背“兼爱”：不可搞等级化特权，不可偏袒不公

不可偏袒亲族、歧视平民：不能因血缘关系重用无才无德的亲信贵族，也不能因出身贫贱而打压有能之士；在司法审判、赋税征收、徭役摊派中，不可对贵族宽纵、对平民严苛，需做到“赏贤罚暴，不避亲疏贵贱”。

不可漠视民众疾苦：不能对百姓的饥寒、战乱之苦无动于衷，需主动赈济灾荒、减免赋税，让民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而非只顾自身享乐、放任民众陷入困境。

不可搞等级化特权，不可偏袒不公

医疗资源不可独占特权：不能为自身及贵族阶层垄断优质医术、药材、医师，需让百姓平等享有基础医疗保障。墨家主张“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统治者若抢占医疗资源导致民众无医可治，便是违背“兼爱”的等级歧视，本质是“损人利己”的不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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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节用”：不可奢侈浪费，不可耗费民力财力

1. 生活消费不可铺张：不能修建豪华宫殿、购置珍宝器皿、穿戴锦绣华服，饮食不可追求山珍海味；需“食足以充虚继气，衣足以御寒暑”，将节省的财富用于民生实事（如修水利、兴农桑、备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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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开支不可滥用：不能为满足私欲征调民力修建无用工程（如行宫、陵墓），也不能耗费巨资豢养歌舞乐师、仪仗卫队；每一笔开支都需“利国利民”，避免“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

违背“节葬”：不可推行厚葬久丧，不可损害生产

1. 丧葬仪式不可奢华：不能用金银玉器陪葬、建造宏大陵墓，更不能实行活人殉葬；需遵循“薄葬”原则，仅以简单棺木安葬，不浪费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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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守丧制度不可严苛：不能要求百姓为贵族守丧数年，期间禁止耕作、做工；需推行“短丧”，让民众尽快恢复生产，避免因“久丧”导致“国家贫，人民寡，刑政乱”

违背“非乐”：不可沉迷享乐，不可荒废政务

1. 不可沉迷歌舞娱乐：不能耗费民力财力组织大型歌舞表演、修建乐舞场所，也不能因沉迷享乐耽误处理朝政；墨家认为“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统治者过度追求娱乐会导致“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引发社会矛盾。

​2. 不可因享乐加重赋税：不能为支撑奢靡娱乐生活增加百姓赋税，让民众“饥寒并至，而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需以“利民”为核心，而非以自身享乐为目的。

违背“非攻”：不可发动侵略战争，不可穷兵黩武

1. 不可主动攻打他国：不能为掠夺土地、财富挑起战争，哪怕是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需尊重各国主权，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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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过度扩充军备：不能为备战无休止地征调民力、征收军赋，导致“农夫不暇耕稼，妇人不暇纺绩”；军备仅用于防御侵略，而非主动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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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漠视战争苦难：不能无视战争对民众的摧残，战争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统治者需以“天下之利”为出发点，全力避免战乱。

违背“尚贤”“尚同”：不可任人唯亲，不可独断专行

1. 用人不可论出身贵贱：不能坚持“世卿世禄”制度，只重用贵族子弟；需“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让贤能者担任官职，无能者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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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策不可独断专行：不能违背“天志”与“民意”擅自发号施令，需倾听百姓与贤人的意见，做到“上同于天志，下合于民心”；不可因个人好恶制定政令，导致“赏不当贤，罚不当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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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压制不同意见：不能禁止民众表达对朝政的看法，也不能打压直言进谏的贤能之人；“尚同”的核心是“思想统一于正义”，而非统一于君主的个人意志。

违背“天志”“明鬼”：不可作恶失德，不可无视善恶奖惩

1. 不可暴虐百姓：不能施行苛政、滥用刑罚，不能欺压老弱、掠夺贫民；墨家认为“天志”是“兼爱天下之人”，统治者作恶会遭到“天罚”，鬼神也会“赏善罚恶”。

2. 不可违背正义原则：不能为一己之私损害公共利益，不能“亏人自利”“害人利己”；需以“义”为行为准则，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知者勉以教人”，让天下归于“义”的秩序。

　　显然，中国古今君王不可能喜欢墨家学说。墨家的退场，是君主制度选择的必然，可那些关于平等、和平、勤俭的主张，从未真正消散，反而在社会治理与生活理念中，悄然焕发着新的生机。

综四家之论，治国理政之智本就多元共生，思想学说之兴废进退，终究以契合统治者核心利益为根本依归。然历代君王多以儒墨之论，施酷法之术。千年思潮沉淀的经验启示，于今仍具深刻镜鉴意义。笔者才疏学浅，于诸家思想的探究管窥蠡测，姑妄言之，志之为日后自读。亦愿抛砖引玉，以待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