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生产队的岁月印记

冰山雪峰

　　我是五零后，出生在冀鲁交界的大运河畔。童年时期恰逢大集体的人民公社，生产队是农村最小的的核算单元，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都与这方寸天地里的劳作紧紧系在一起。

　　我们的村子不大，四百多口人分作两个生产小队。每个队像个有规矩的小团体，日子过得简单，却也藏着户户人家对年成的期盼。大队有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这些管事的，统管全村的各项杂务；小队里，则有小队长、副队长带着记工员、妇女队长，把每日的活计安排得明明白白。

　　天刚蒙蒙亮，小队长便来到小队部敲响了清脆的钟声，社员们陆陆续续来到小队部集合，等待队长分配活计。队长点完人，按农活轻重分好工，大家就按照分配的活计拿着农具去地里干活。春播时，弯腰撒下的种子落进翻松的土里；秋收时，镰刀割过麦秆，汗珠子顺着脊梁往下淌。队里的干部也不会偷懒，脏活累活总抢在头里。　

　　工分是那时的“秤星”，家家的日子都得靠它称量。社员大会上评工分，男劳力力头足，一天十个工分；妇女们体力稍弱，能挣八个工分。我打小就跟着挣工分，节假日和上学前的清晨，也经常去地里干活。毕竟分粮食时，人口算一份，工分也算一份。我的工分从一天四分，慢慢涨到六分，后来能挣到九分。这时我就能跟男劳力干一样的活了。　

　　每晚吃过晚饭，社员们会揣着工分本往小队部去。记工员是队里识文断字的年轻人，笔尖在工分本上划过，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谁也亏不了，谁也多占不了，大伙儿心里都踏实。到了年底，会计和队长对着账本核算总账，算出每个工分能值多少钱，再按各家的人口和工分总和一算，在小队部张榜公布，是该往队里补钱，还是能从队里分钱，那几天，家家户户的心思都系在这上头。

　　从春种到秋收，大半年时光都浸在忙碌里。尤其三秋大忙时，队里会在田边搭起临时的灶台，大伙儿几乎整日泡在地里，日子过得像上紧了的发条。天刚泛白，脚步声便踏着露水响在田埂上，到了地头，不用谁招呼，各自散开就忙活起来，锄草的、运粪的、割禾的，田地里霎时就热闹起来，透着股子攒劲的气儿。　

　　女人们更像两头转的陀螺，地里干完活，回家还得生火做饭。那时主食多是棒子，大铁锅烧得通红，锅边贴的棒子饼子烙得金黄，边缘带着焦脆；锅里熬的棒子面粥，咕嘟咕嘟冒着泡，香气能飘出半条街。她们的脸被日头晒得黝黑，头上总裹着块毛巾，再毒的日头也钉在地里，有时赶上赶工，拉犁、打场这些重活，我母亲也干过，硬是凭着这股韧劲儿撑起家里的半边天。

　　那时家家的日子都差不离，饭桌上的饭菜也大同小异。虽说清贫，粗茶淡饭里也能吃出些滋味。不那么忙的时节，女人们早上安顿好老人孩子，扛着锄头再急急忙忙往地里赶，直到日头爬到头顶，队长喊一声“散工”，才结伴往家走，路上还得盘算着午饭该吃什么。

　　就这么着，从晨光初露到夕阳西沉，田垄间总晃动着社员们的身影。直到晚霞把天边染成一片红，队长一声“收工了”，大伙儿扛着农具往家走，脚步虽有些沉，脸上却带着松快，一路走一路聊些家常，话语声混着农具的磕碰声，慢慢融进村口的暮色里。

　　一天天的辛劳，换来得是工分本上攒下的数字，更是刻在日子里的印记。这工分，不光能换来年底的口粮和那点分红，里头还裹着那时老家农村的烟火气，裹着大伙儿一起使劲儿的热乎劲儿，成了我们这代人心里，抹不去的一段实在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