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族移民入鹤庆史话

张树忠

　　2026年1月14日，鹤庆三中高七班的老同学母建生，忽从微信发来一问：“树忠，听闻你深耕大理鹤庆的地方史，想请教一事——我家乡母屯，昔年明代屯兵置村，母氏一族究竟从何处迁来？可有相关考究？”

母屯村坐落于柳绿河村委会西侧，与我故土唇齿相依，但平素只知村中先祖乃明洪武年间自内地戍边屯兵而来，却从未深究母姓具体源自哪方省份。一时难答，我便辗转问询了鹤庆县知名地方史学者梁波先生，求证这段屯垦往事。

梁波先生一语解惑：“母屯本主神为朱文正，乃明太祖朱元璋之侄；村始祖名母志林，相传原籍湖南。”

得此答案，我即刻复信建生：“建生老同学安好！据《康熙鹤庆府志》所载，明洪武年间，鹤庆守御千户所于此设百户屯，因驻军指挥官为母姓，遂得名母屯。村之始祖母志林，相传原籍湖南，而村中世代奉祀的本主神，正是明太祖朱元璋之侄朱文正。”

念及欲让老同学更透彻知晓明代汉族入滇的历史背景，我又翻检数册地方史籍，伏案写了如下读书笔记，以作补充。

　　据郝正治先生所著《汉族移民入滇史话》，恰似一把解锁滇云大地千年变迁的密钥，娓娓道来汉族先民迁徙西南的壮阔历程，更深刻揭示了这场人口大迁徙与云南社会经济文明的历史性飞跃。

于我而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非遥远的典籍记载，而是与故乡鹤庆府的山河肌理、人文脉络紧密相融——鹤庆，这座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在明代汉族移民的浪潮中，迎中原之风，融边地之韵，完成了从西南边陲聚落向滇西重镇的蜕变，而那些迁徙而来的先民故事，也早已镌刻在鹤庆的青石板路、古桥流水与宗祠古宅之中，成为故乡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在时光的长河中，明代以前的云南，虽早已留下汉族迁徙的足迹——历朝历代或因戍边、或因避乱、或因经商，零星汉民辗转迁入滇境，但终究人数寥寥，且岁月流转间，多已融入白族、彝族等本土民族之中，如水滴汇入江海。彼时的鹤庆，为南诏大理国故地，属乌蛮、白蛮聚居之地，后由元朝统治。漾弓江两岸的先民，以农耕与渔猎为生，白族的本主文化、彝族的火把文化在此交融，江畔的村寨里，白曲悠扬，彝歌嘹亮，形成了独属于鹤庆的边地文化风貌。彼时的云岭大地，整体文化图景亦由各族文明共同绘就，尤以白族的礼乐风华、彝族的火塘文明为主体，在苍山洱海间、乌蒙群峰中，孕育出独特的边疆文化生态。

直至明代，这场跨越山海的迁徙迎来了史诗般的篇章。元末红巾军揭竿而起，群雄逐鹿中原，天下大乱近二十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朱元璋定鼎金陵、建立大明后，一面健全地方政权、安抚流离百姓，一面擘画边疆治理蓝图。云南作为西南屏障，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而鹤庆扼滇西北交通之要冲，西连丽江，北接藏地，东通大理，实为“滇西门户”，乃明朝廷治滇的关键节点。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云南，为稳固滇西北边防，朝廷遂决意“移中土之民，实西南边地”，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汉民入滇大潮就此开启。

而鹤庆府，成为滇西北重要的移民安置地，来自江南、中原的移民，循着古道，翻苍山、渡漾江，扎根于这片枕山襟水的土地。这股迁徙的洪流，携中原的礼乐文明、江南的精致技艺，跨越千山万水，涌入滇云大地，更在鹤庆的漾弓江坝区落地生根，如春风化雨般重塑着这片土地的肌理，汉文化亦随之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成为云南文化的主体脉络，也让鹤庆的文化图景，迎来了多元交融的新生。

一、屯垦拓荒，漾江沃野起炊烟

明代治滇，首重农桑，而鹤庆坝区虽有漾弓江滋养，却因耕作技术相对内地而言比较落后，尚有荒滩薄田，明代移民入鹤后，这份尚存的荒芜地便被生生改写。朝廷在鹤庆大力推行军屯、民屯之策，卫所驻军与迁徙民户一同，成为拓荒垦殖的主力军。据鹤庆地方史料记载，洪武年间，江南苏州、浙江杭州、江西吉安等地的移民，被安置于鹤庆府城周边及漾弓江沿岸的辛屯、金墩、草海等地，他们带来了江南先进的稻作技术、水车灌溉之法，更带来了粳稻、油菜等优良粮种与经济作物。

彼时，鹤庆先民白族和彝族与汉族移民携手，披荆斩棘拓荒田，因地制宜修水利：在漾弓江两岸筑堤防洪，开掘支渠引江水灌溉，打造出“九沟十八堰”的水利格局，辛屯的南河、金墩的漾弓渠，皆为彼时移民与本土百姓合力所建。移民们还将江南的圩田技术引入鹤庆，在草海周边围湖造田，让昔日的沼泽之地，变成了膏腴的水稻田；在山区，他们与白族、彝族同胞一同开垦梯田，栽种玉米、小麦，让鹤庆的耕地面积较元代翻了数倍。

军屯的实施，更让鹤庆的粮食供给有了坚实保障——驻鹤庆的卫所士兵，“三分戍守，七分屯田”，在府城东北的教场坝、西南的板桥一带，开垦军田数千亩，不仅满足了驻军的军粮需求，更让粮食源源不断输入周边府县。至明中期，鹤庆已成为滇西北的粮食重镇，漾弓江坝区“阡陌相连，稻浪千重，炊烟袅袅”，昔日的边地荒村，变成了“仓廪实、衣食足”的富庶之乡，而这份由移民与本土百姓共同铸就的农耕根基，让鹤庆成为滇西北的“鱼米之乡”，传承至今。

二、开矿冶铸，五金生辉兴鹤庆

云南素有“金属王国”之称，鹤庆更是滇西北的矿产重镇，境内金、银、铜、铁、煤藏量颇丰，早在南诏大理时期，便有零星采矿，但技术相对来说较落后，仅能采浅层矿脉。明代汉族移民入鹤，为鹤庆的矿冶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来自江西德兴、安徽铜陵、山西晋城等矿业之乡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探矿、采矿、冶炼技艺，让鹤庆的五金之业，在明代迎来了鼎盛时期。

据《鹤庆府志》记载，明洪武至万历年间，鹤庆府境内的北衙、朵美、中江一带，金矿、银矿开采如火如荼，府城周边的凤凰山、马鞍山，铁矿、铜矿采掘兴盛，移民们将中原的“竖井采矿法”引入鹤庆，取代了传统的露天采矿，能深入地下开采深层矿脉；在冶炼方面，他们带来了“高炉冶铁”“吹砂炼金”之法，让矿石的利用率大幅提升。彼时，北衙的金矿开采，吸引了数千名矿工前往，移民所建的冶炼作坊，熔炉之火日夜不熄，炼出的黄金成色足、质地纯，源源不断运往云南布政使司，充盈国库；凤凰山的铁矿，经冶炼后锻造成农具、兵器，不仅供应鹤庆本地，更销往丽江、迪庆等地，成为滇西北的铁器集散地。

矿冶业的兴盛，更带动了鹤庆手工业的发展：府城内，由江南移民创办的铜器作坊、铁器铺、金银首饰铺林立，所制的铜壶、铁犁、银饰，融合了中原的精巧与白族的工艺，独具特色。其中，鹤庆的铜器制作，因移民带来的技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工艺体系，至明后期，鹤庆铜器已闻名滇西北，成为地方特色产业。而矿冶与手工业的繁荣，让鹤庆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成为滇西北的商贸与手工业重镇，这份因移民而生的产业荣光，为鹤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筑城设治，雄镇滇西定格局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南京，一面挥师北伐消灭元朝残余，一面着力构建大一统的行政体系。洪武十四年（1381年）云南平定后，明朝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设立鹤庆府，隶属云南布政使司，同时裁撤元代的鹤庆路，建立府、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设鹤庆府衙，置知府、同知、通判等官职，首任鹤庆知府为江南江宁人董伦，他也是明代入鹤庆的首位汉族文官。

为稳固滇西北边防，朝廷还在鹤庆设立卫所，驻兵戍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鹤庆卫正式设立，驻军数千人，卫所城与鹤庆府城相连，形成“府卫同城”的格局。明代的鹤庆府城，由汉族工匠依照中原府城形制设计建造，以砖石为基，夯土为墙，周长三里有余，设东、南、西、北四门，分别命名为“迎晖”“来薰”“宝城”“拱极”，城门之上建城楼，城内街巷纵横，呈“九街十八巷”的布局，府衙、文庙、武庙、城隍庙等建筑，皆仿中原规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

府城的建设，不仅是行政管理与军事防御的需要，更是汉文化在鹤庆落地生根的具象载体。彼时，董伦等汉族官员，在鹤庆推行中原的治理理念，整顿地方吏治，安抚各族百姓，化解民族矛盾，让鹤庆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而卫所的驻军与移民，多在府城周边定居，形成了汉民聚居的街巷，如府城的“江南巷”“江西巷”，皆因移民聚居而得名。至明中期，鹤庆府已成为滇西北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枕漾弓而控西陲，襟苍山而扼滇北”，雄镇滇西数百年，而这份由明代奠定的城市格局，至今仍影响着鹤庆的城市发展。

在鹤庆的移民史上，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明正统年间的鹤庆知府林俊。林俊，福建莆田人，汉族，明成化年间进士，任鹤庆知府期间，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他见鹤庆水利失修，便亲率百姓疏浚漾弓江，修缮沟渠，解决了农田灌溉与防洪问题；他见鹤庆文教凋敝，便倡建文庙，兴办府学，邀请中原文人讲学，让儒学在鹤庆广为传播；他更体恤民情，减免赋税，化解民族纷争，深受鹤庆各族百姓的爱戴。林俊在鹤庆任职十余年，将中原的治理智慧与文化理念融入鹤庆，为鹤庆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后人为纪念他，在鹤庆府城建“林公祠”，其事迹被载入《鹤庆府志》，成为汉族移民与本土百姓和谐共处、共谋发展的典范。

四、通途贯脉，古道新声连滇藏

明初以前，鹤庆的道路多为南诏大理时期开辟的茶马古道支线，崎岖险峻，仅能容人马步行，通行艰难。明代汉族移民入滇后，朝廷大力疏浚西南交通，鹤庆作为滇西北连接大理、丽江、藏地的交通枢纽，成为道路修缮的重点区域，而汉族工匠与移民，成为修桥铺路的主力军。

在原有茶马古道的基础上，移民们与本土百姓一同，拓宽道路，修缮栈道，在漾弓江及其支流上，修建了多座石拱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鹤庆的登龙桥与云鹤桥。登龙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由江南移民工匠设计建造，为石拱桥，横跨漾弓江，桥长数十丈，宽三丈有余，桥身雕有龙纹，气势雄伟，是滇西北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桥梁；云鹤桥则建于明成化年间，为木石结构，连接鹤庆府城与草海，是府城周边的重要交通要道。这些桥梁的修建，让鹤庆的交通更为便捷，也让茶马古道的通行能力大幅提升。

　　明初，朝廷还修建了从大理府至鹤庆府，再至丽江府、藏地的官马大道，道路宽丈余，可容车马通行，汉族移民与卫所士兵，在道路沿线设置驿站、铺舍，鹤庆境内的辛屯铺、金墩铺、松桂铺等，皆为彼时所设，负责传递官文、接待过往官员与商旅。交通的畅通，让鹤庆的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日益繁盛：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经鹤庆运往丽江、藏地；藏地的酥油、皮毛、药材，经鹤庆输入大理、昆明，再运往中原；而鹤庆的粮食、铜器、银饰，也顺着古道销往各地，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

道路的畅通，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原的礼乐文化、江南的民俗风情，顺着古道传入鹤庆，与白族、彝族的文化交融碰撞；而鹤庆的白曲、彝族打歌，也随着商旅的脚步，传播到中原与江南。彼时，鹤庆府城的街巷之中，随处可见操着不同口音的商旅，江南的丝绸商、江西的药材商、藏地的马帮，在此汇聚，叫卖声、马蹄声、歌声交织，成为茶马古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五、商贸勃兴，市井繁华融百味

洪武开滇，汉族移民入鹤庆，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技艺与农耕文明，更有中原与江南的商业文明，让鹤庆的商贸经济，在明代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汉民所至之处，手工业与商业便随之兴起，鹤庆府城及周边的辛屯、松桂等集镇，逐渐成为滇西北的商贸集散地。

明代的鹤庆府城，是滇西北的商业中心，城内街巷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来自江南、中原、藏地、西域的商人，在此开设商号，经营各类商品。江南的绸缎、杭州的茶叶、江西的瓷器、四川的盐巴、藏地的皮毛、鹤庆的铜器与金银饰，在府城的市集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汉族移民还带来了中原的商业经营理念，开设了票号、当铺、钱庄，货币交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物易物，白银、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易货币，让鹤庆的商业交易更为便捷。

辛屯、松桂等集镇，因地处茶马古道沿线，成为商旅必经之地，移民们在集镇上开设客店、饭馆、马店，为过往商旅提供食宿与马料，这些集镇也因商贸而兴盛，成为鹤庆的乡村商业中心。彼时，鹤庆的白族、彝族等本土百姓，也逐渐参与到商业交易之中，他们将自家的农牧产品、手工艺品拿到市集上，与汉民交换丝绸、瓷器、农具，形成了“各族同心，互通有无”的商业图景。

汉族移民还将江南的民俗与商业习俗带入鹤庆，府城的市集依循江南习俗，分“日市”与“夜市”，日市买卖粮食、农具、日用品，夜市则以小吃、杂货为主，市井之上人声鼎沸，烟火气息浓郁。而鹤庆的特色美食，也在此时融合了江南与边地的风味——移民带来的江南糕点制作技艺，与鹤庆的本土食材结合，形成了鹤庆米糕、酥饼等特色小吃；中原的烹饪之法，与白族的酸辣口味交融，造就了鹤庆八大碗的独特风味。这份因商贸而生的市井繁华，让鹤庆成为滇西北的“小江南”，而各族文化的交融，更让鹤庆的饮食与民俗，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独特魅力。

六、文教兴邦，诗书传家启鹤阳

明代治滇，最重文教，而鹤庆在明代以前，文教比内地较落后，仅有零星的私塾，由本土文人讲授较浅的知识。汉族移民入鹤后，中原的儒学文化随之传入，朝廷在鹤庆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兴建学校，开设科举，让诗书之声，在鹤阳大地上响起。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鹤庆府学正式设立，由知府董伦倡建，府学位于鹤庆府城东南，与文庙相连，内设明伦堂、尊经阁，藏有中原运来的儒家经典，聘请江南、中原的文人担任教授，招收汉族移民子女与白族、彝族等本土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教授《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经典，研习汉字诗文。除府学外，移民还在鹤庆创办了多所私塾，如辛屯的“漾弓书院”、金墩的“玉屏书院”，皆为明代汉族移民所建，让儒学教育深入乡村。

明正统年间，知府林俊对鹤庆府学进行扩建，增修校舍，添置藏书，更亲自讲学，鼓励各族子弟读书求学。为推动科举制度在鹤庆的实施，林俊还在府城设立考棚，让鹤庆学子不必远赴大理，便可参加童生试。科举制度的推行，让鹤庆的学子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路径，明中期至明末，鹤庆共有二十余人通过科举考中秀才、举人，其中不乏白族、彝族子弟，他们通过学习儒学，成为滇西北的文人雅士，有的留任本地为官，有的远赴中原求学，将中原的文化理念与治理智慧带回鹤庆。

在语言方面，来自“北方八省、南方七省”的汉族移民，将各自的方言带入鹤庆，江南的吴语、中原的官话、江西的赣语，在鹤庆与白族话、彝族话交融碰撞，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鹤庆方言——属西南官话滇西片，既保留了北方官话的基本音韵，又融入了江南方言的柔和，更夹杂着白族话的词汇，成为鹤庆各族人民沟通的桥梁。而汉字的广泛使用，让鹤庆的文化传承有了坚实的载体，白族、彝族等本土民族，逐渐开始使用汉字记录历史、创作诗文，让鹤庆的文化，形成了“汉彝白相融，诗书传家远”的独特格局。

明代的鹤庆，还诞生了一位著名的文人——高桂枝，他是鹤庆本土的白族学子，自幼在府学跟随汉族教授学习儒学，精通经史子集，明万历年间考中举人，后任四川邛州知州。高桂枝的诗文，融合了中原的文学风格与白族的文化特色，其《鹤阳八景诗》，以汉字书写，描绘了鹤庆的山水风光，意境悠远，成为鹤庆文化的经典之作，而他的成才，正是明代鹤庆文教兴盛、各族文化交融的最好见证。

　　百万汉民入滇，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迁徙，而汉族移民入鹤庆，更是这场迁徙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故乡鹤庆而言，这场迁徙，不是简单的人口汇聚，而是文明的播种与融合——中原的农耕、矿冶、筑城、商贸、文教技艺，与鹤庆本土的白族、彝族文化深度交融，在漾弓江两岸孕育出兼具包容性与独特性的鹤庆文化。移民与本土百姓携手，拓荒田、修水利、开矿山、筑城池、通道路、兴商贸、办教育，让鹤庆从西南边陲的聚落，蜕变为滇西北的重镇，让漾弓江坝区成为“鱼米之乡”，让鹤庆的山水之间，诗书之声不绝，市井烟火繁盛。

那些迁徙而来的汉族先民，在鹤庆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他们与白族、彝族等本土同胞，通婚联姻，和睦相处，将中原的家风家训与本土的民族习俗融合，形成了“孝悌传家、勤俭立业、各族同心”的鹤庆民风。如今，行走在鹤庆的土地上，一些古水利、府城的明城墙、石拱桥、玉屏书院，皆为明代移民与本土百姓共同铸就的历史印记；而鹤庆的方言、饮食、民俗、工艺，处处可见汉彝白交融的痕迹。

郝正治先生在《汉族移民入滇史话》中揭示的，是云南社会经济文明的历史性飞跃，而于鹤庆而言，这场飞跃，更是故乡千年发展的重要契机。明代汉族移民入滇的浪潮，让中原文明与边疆文化在鹤庆相遇、相融，这份跨越山海的文明交融，不仅铸就了鹤庆的繁华，更让“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文化品格，成为鹤庆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在漾弓江的涛声中，传承至今，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