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侠读史札记(13) 五胡何以乱华？

智慧侠

西晋末年，神州陆沉，所谓“五胡乱华”四字，千载之下如雷贯耳。在传统史笔的书写中，这是一场异族南下、铁蹄踏碎中原文明的浩劫，是礼崩乐坏、华夷倒置的乱世开端。五胡十六国，群雄割据，三百载分裂动荡，皆被笼统归为“乱”字一言蔽之。然细究其本，此说不过披着正统外衣的历史偏见，是汉本位视角下对多民族中国演进逻辑的误读与遮蔽。若拨开“华夷之辨”的迷雾，便会发现：这场所谓的“乱华”，实为中华内部秩序崩塌后，各民族重新整合的剧烈阵痛，而非外族入侵的文明劫难。

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何曾是化外之民？自秦汉以来，他们或内附边郡，或杂居中原，早已深度嵌入中华大地的政治与社会肌理。他们的语言、习俗或异，但生存空间与命运早已与中原休戚与共。西晋之后的动荡，本质是统一帝国瓦解后，境内诸族对权力与生存资源的再分配，是一场多民族共处格局下的内生性变局。将其斥为“乱华”，无异于以“汉人执政”为唯一合法性的狭隘史观作祟。若依此逻辑，五代沙陀政权、元清两代大一统王朝，岂不皆可冠以“乱华”之名？如此，则中华文明的融合史，岂非成了一部不断被“外族”颠覆的屈辱录？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更是对“多元一体”中华格局的根本否定。

要真正理解这场变局，须回溯秦汉所奠定的中华底色。秦始皇扫平六国，所建非仅汉族之国，而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北抵河套，南尽岭南，东临沧海，西极陇西，农耕、游牧、百越诸地，皆纳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体制之中。此“海内”，早已超越单一民族界限，构建起制度与秩序的共同体。秦之统一，是政制的整合，而非血缘的排他；是疆域与治理的归一，而非文化的单向征服。

汉承秦制，更将多民族融合推向新境。四百年汉室，以征伐开疆，以和亲安边，以设郡治民，构建起空前广袤的文明共同体。昭君出塞，呼韩邪单于归附，汉匈之间“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边民互市，胡汉交融，匈奴贵族遣子入长安习经书，此非文化认同之明证？西域都护府设立，丝路畅通，中原冶铁、织锦西传，西域葡萄、苜蓿东来，技术与物产双向流动，文明在交流中彼此滋养。汉之强盛，不在武力之威，而在包容之量。

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南越，西南拓夜郎、滇国，所行非仅军事征服，更是制度与文明的延伸。岭南设郡，推广农耕；西南兴水利，传礼制。滇国贵族墓葬渐用中原青铜礼器，形制趋同，此非文化融合之自然结果？汉代所谓“华夷之辨”，重在文化归属，而非种族血统。认同礼乐制度，习用中原典章，即便出身异族，亦可为中华之民。班固《汉书》所言“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正是这一开放格局的至理写照。

正是在秦汉两代的长期经营下，匈奴、鲜卑、氐、羌、羯等族群早已非“境外之患”，而是边疆属国或内迁编户，与中原政权血脉相连、利害相系。他们或为汉朝戍边，或纳赋服役，或通婚互市，早已成为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五胡”，实为中华多元结构中的有机组成，其存在本身，便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体现。

反观西晋之“统一”，实为残局中的局部整合。公元280年灭吴，虽终结三国鼎立，却未承秦汉之宏规，反陷于“中原中心”的狭隘思维。统治集团目光局限于汉族核心区，对边疆民族则视如异类，政策上极尽歧视与压榨。《晋书》明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内迁胡人课以三倍赋税，强征为兵，甚至公然买卖为奴。羯族石勒早年被掠为奴，辗转贩卖，正是西晋民族压迫的缩影。如此苛政，焉能不激起反抗？

而真正引爆乱局的，正是西晋自身的腐朽——“八王之乱”。晋武帝崩后，司马宗室为争帝位，自相残杀十六载。赵王司马伦篡位，齐王司马冏起兵，成都王司马颖逐鹿，洛阳、长安屡遭兵燹。朝廷纲纪荡然，军队耗损殆尽，经济凋敝至极，《晋书》载“人相食，死者太半”，千里荒芜，炊烟断绝。东海王司马越出征，竟裹挟数十万百姓为军粮耗尽之下的牺牲品，沿途饿殍遍野。此非外敌所为，实乃晋室自取灭亡。

中央崩坏，边疆失序，长期受压的各族遂揭竿而起。然须明辨：匈奴在并州苦役，鲜卑在边郡受辱，氐羌在关中被逐，皆非外来侵略者，而是被压迫的“境内之民”。他们起兵争权，求生存、争地位，与陈胜吴广之反秦、项羽刘邦之争天下，本质何异？皆旧秩序崩塌后的新权力重构，参与者不过由单一汉族扩展为多民族共演而已。

公元304年，氐族李雄据成都建成汉，匈奴刘渊于左国城立汉赵，五胡十六国序幕拉开。此后北方群雄并起，十余政权更迭，看似纷乱如麻，实则为中华内部政治版图的重新洗牌。所谓“乱华”，不过是失败者书写的历史标签。若以“汉族正统”为唯一尺度，则前秦苻坚重用汉臣王猛，整吏治、抑豪强、兴太学、传儒经，又疏水利、劝农桑，使北方“田畴修辟，帑藏充实”，人口倍增，几近统一，岂非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光大？

再观北魏孝文帝，毅然改姓“元”，禁胡语胡服，迁都洛阳，强令鲜卑贵族说汉话、习汉礼、与崔卢李郑等汉族高门通婚。此举非为“去胡化”，实为深度融入中华主流文明。若真欲“乱华”，何须如此苦心孤诣推行汉化？这些政权所求者，非颠覆中华，而是继承中华、主导中华。他们以行动证明：中华文明的归属，在文化认同，不在种族血统。

若执迷于“汉族正统论”，则历史将陷入荒谬。五代后唐李存勖，沙陀人也，然尊孔崇儒，修孔庙，行科举，用汉官，何尝“乱华”？元世祖忽必烈虽立“四等人制”，却重用刘秉忠、郭守敬等汉臣，郭守敬制《授时历》，领先世界三百年，又开通惠河，利济京畿；清圣祖康熙，亲研四书五经，编《古今图书集成》，倡“满汉一家”，融士人之心。元清两朝，疆域远超汉唐，制度承前启后，文化兼容并蓄，若此亦称“乱华”，则中华之大一统，岂非皆由“异族”所成？

可见，“五胡乱华”之说，实为东晋南迁后构建的政治神话。西晋覆亡，士族南渡，为维系政权合法性，遂将亡国之责诿于北方诸族，自诩“华夏正统”，以民族对立凝聚江南人心。后世史家沿袭此说，将一段复杂的多民族权力重构，简化为“正统沦丧、夷狄乱华”的道德叙事。此非史实之还原，而是意识形态之建构。

事实上，“五胡乱华”这一说法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主观因素。西晋灭亡后，大量汉族士族南迁，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便将北方民族政权描绘成“异族入侵者”，将西晋的灭亡归咎于“五胡作乱”，以此凝聚南方汉族民众的向心力。

后世的正统史学家大多继承了这一叙事，将汉族政权视为“正统”，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异端”，从而形成了“五胡乱华”的传统说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单一民族史观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现代史学研究早已明确，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漫长过程，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所谓“华”与“夷”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不断拓展，“中华”的内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

重新审视西晋末年的这场历史剧变，我们应摒弃“汉族正统论”的偏见，以多元一体的历史观客观看待。“五胡”并非“外来异族”，而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场动乱并非“乱华”，而是西晋政权崩溃后境内各民族的内部权力重构。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这场长达三百年的分裂与融合，虽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苦难，却也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

北方民族的南下，带来了游牧文化的精华，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为隋唐时期的大一统盛世奠定了基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形成:“胡汉一家”的开放格局，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就，与西晋末年以来的民族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正确认识历史是传承文明、走向未来的基础。“五胡乱华”的说法，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时期单一民族史观的产物，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历史本质。

我们应当以更加包容、客观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各民族共同奋斗、相互融合的结果，任何将民族关系简单归结为“正统与叛逆”“入侵与被入侵”的观点，都是对历史的误解。

西晋末年的这场内乱，既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也是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它提醒我们，唯有坚持多元一体、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文明的持续发展。这，便是我们重新审视“五胡何以乱华”这一历史命题的核心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