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城路，我的童年我的家

大熊

1971年初夏，风拂过环城路，我和儿时好伙伴第一次系上崭新的红领巾，在环城路灰扑扑的三合土路面上挺起胸脯，迈着骄傲的步伐，走了整整两圈。那一刻，这条路在我眼里变得如此宽阔，连风都带着明亮的暖意。

环城路/孟学箴摄

（一）

环城路位于万州老城东部，自万安桥东头起，经西门、十字街、东门、南门，绕古城一周，长七百七十四米，宽九米。这条路的生命，与它所依傍的古城墙血脉相连。西魏废帝元钦二年（公元553年），一座名为“鱼泉”的县城择长江与苎溪河交汇的台地而建，此后千余年，历代官署始终未离其怀抱，这便是环城路最早的历史溯源。

城墙上的黄葛树/孟学箴摄

我儿时脚下的路与墙，是万州老城的脊椎。万州城墙的条石可追溯至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彼时大水冲毁土城，始改石筑。清乾隆、同治年间又经多次重修，城基掘土见底，以直石纵横垫基，方得今日坚固。万州城墙兼具防御与挡土功能。城外见雉堞为城，城内望之却只是高大石坎。故老万州人皆称城墙为“堡坎”，东、南、西三段城墙便唤作东堡坎、南堡坎、西堡坎，从无“城墙”之名。万州古城墙的独特形制，源于古城临江靠山的水滴形地势，只设东、南、西三门，北面依山无门，成天然屏障。

古城墙/汪昌隆摄

1926年，开埠时期的万州，沿古城墙上开拓建成环城路。路面最初为泥结碎石，后改为三合土，再至沥青水泥，路面变迁间，城市脚步悄然延伸，城区逐渐向西扩展。我家就坐落在西堡坎中段砖木混搭的三层楼上。下楼推开“吱呀”作响的高大木门，汽车轰鸣、菜贩吆喝、邻居寒暄与煤炉烟火气扑面而来。而从家里的后窗探头望去，窗外却是几十米的虚空，堡坎下方巷陌灰瓦屋顶鳞次栉比。独特的“前门入世，后窗悬崖”的景象，构成了我对外部世界最初的认知。

城墙是有生命的。我常趴在窗台上向下张望，石缝里的墨绿苔藓雨后亮如翡翠，黄葛树顽强的根须如蛰伏的巨龙，嵌进石缝、盘踞堡坎，与城墙共生共长。

窗下/孟学箴摄

（二）

城墙砖石镌刻着千年历史，更承载着我童年最鲜活的市井记忆。环城路西门菜店前那棵黄葛树是时光的坐标，两人合抱的躯干、伞盖般荫蔽小半个街口的树冠，见证着四季轮回。一夜落尽金叶，次日便缀满鹅黄新芽，盛夏枝繁叶茂，为整条街撑起清凉。

上世纪七十年代，街坊们用手锤砸碎石，将三合土路面改成沥青路面的集体劳作场景仍历历在目。路的形态在变，但那棵黄葛树下的生活，却始终温热如初。树下菜店旁是豆腐店，三分钱一小块的霉豆腐咸香醇厚。十字街的面店每日清晨排起长队，二两粮票加八分钱，便能换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家隔壁的肉店前，天未破晓，人们就拿着竹篮、搪瓷盆排起了长队，等待着肉店开门，购买每人每月一斤肥瘦兼搭、不得挑选的定额猪肉。

政府/孟学箴摄

环城路十字街这一段是坚硬的条石路面，这条街上有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将环城路一分为二的文明路上，有政府机关、消防队和电影院。

电影院是那个时代我们的“精神殿堂”。身高不足一米时，我常常跟着大人进去看免费电影；长大一些后，八分钱的学生票便能通往《南征北战》的滚滚硝烟、《地道战》的智慧闪光，或在《红色娘子军》的旋律中热血澎湃。若是遇上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映，院里院外的啜泣声响成一片。没钱买票的日子，电影院门口的小人书摊便是我们的全部慰藉。一分钱就能坐在小凳上，捧着《铁道游击队》或《鸡毛信》沉浸半晌；若是奢侈地再掏一分钱，还能接着看《小兵张嘎》或《南征北战》。直到摊主催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电影院/孟学箴摄

电影院对面的烧饼铺，是物质匮乏年代最温暖的记忆。老师傅揉面、抹油、撒芝麻的动作一气呵成，面团在他手上三两下成形，“啪”地贴进瓮形炉壁。炭火静默燃烧，片刻后烤得金黄油亮的烧饼便被夹出。五分钱一个的烧饼刚出炉烫得人直呵气，我们却舍不得立刻下口，那葱花的香气萦绕至今。

环城路的荣芳照相馆留存着我珍贵的瞬间。1968年，临近春节，父母用补发的工资，给我们每人制作了一套崭新的衣裤。我们兄弟三人在此拍下人生首张合影。照相师埋进黑布相机后，瓮声瓮气地喊“靠近点，看这里，笑一个！”镁光灯“嘭”地炸开白光，我们稚气的模样与那个年代，一同定格在“三弟兄好”的照片里。

（三）

除了那些热闹的市声，环城路也记住了我们清贫而温暖的日常。

童年记忆最深的是在南门口煤厂买煤的日子。冬日凌晨的寒气刺得脸颊发麻，可煤厂门口已蜿蜒着一条拉着木板车、挑着竹筐的队伍。巨大棚顶下那台机器正发出持续不断的、沉重而有节奏的“哐啷”声，在机器冲压的一瞬间，蜂窝煤便被机械地推出来。父亲和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蜂窝煤搬上木板车，我们连拉带推，将蜂窝煤运回家。蜂窝煤烧完，我也曾学着用一个带手柄的、底部焊着十二根细铁棍的圆筒模具，将散落的煤渣制作成蜂窝煤。手上、脸上虽然沾满不易洗去的灰黑，但我们享受着一个孩子为父母分担家务的快乐。

蜂窝煤厂/孟学箴摄

夏夜，整条路被酷热逼成了一座露天过夜的场所，家家户户搬出凉椅、凉床。人们往路面泼水的“滋啦”声，竹床凉椅的“吱呀”声，蒲扇摇动“噗噗”声，大人们关于粮票、布票的低声交谈，与漫天繁星、虫鸣交织成环城路独有的夏夜交响。

那次给加班的母亲送饭，我双手紧紧捧着温热的饭盒，跑得太急，在东城街道门前一个趔趄，人便扑倒在地，饭盒盖子飞了出去，饭盒里炒豇豆撒了一地。邻家几个大孩子的笑声就先进了耳朵：“看哪，豇豆撒啰！”从那以后，“豇豆”这个绰号便跟了我好一阵子。那一刻混合着疼痛、心疼饭菜和当众出丑的窘迫，多年以后，依然清晰得如同昨日。

西门/孟学箴摄

六岁那年，因出生月份差了几天，我被告知不能被红卫路一校录取。那些日子，我趴在窗口，看着邻居伙伴们拿着崭新的书包在万安桥上欢呼雀跃，相约上学，我的心里满是酸涩的失落。直到开学前夕，一个意外的补录消息传来，我几乎是一路跳着、叫着跑过环城路，冲进那向往已久的校门。那份失而复得的欣喜，如同初秋清晨的第一缕穿破浓重江雾的阳光，炽烈地照亮了我懵懂的童年。

小学一年级下期，为了省下一角理发钱，我拿出家里的裁缝大剪刀，对着柜子上的镜子，笨拙地给自己剪头发。结果不言而喻，一个“狗啃”般的糟糕发型赫然出现。我害怕父母责怪而不敢回家，躲在街边的黄葛树下直到夜幕低垂。晚上，母亲找到我，竹条带着风声重重落在屁股上，火辣辣地疼。她拉着我的手说：“节约是好事，妈知道你的心。但不能自作主张。出了问题，要敢承担。”那句话，至今记在心底。

环城路/孟学箴摄

（四）

环城路的名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改为“先锋路”，但街坊们习惯地守着“环城路”这个旧称，仿佛这条路自有其不朽的魂灵。然而，环城路真正从物理意义上的消逝，始于三峡工程兴建。

复建古城墙/汪昌隆摄

当“搬迁”从规划变成迫近的脚步，我回到环城路去作最后的告别。黄葛树还在，但枝叶已然疏落，锤凿敲击在城墙石上，我听见那“叮当”“叮当”清脆而冷酷的声响。2002年10月开始，文物部门用尽半年的时间，将清代残存仅六百二十米的城墙石进行编号、拆运。十二年后，在长江南岸的沱口岸边，这些沉睡的古城墙石得以重生。复建的古城墙尽量保持原貌，宏伟而精致，但没有包浆，没有烟火燎过的痕迹。

平湖新城/桂本运摄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库区水位抬升，环城路最终随老城一同沉入浩浩江底。如今，我站在复建的城墙之上，眼望万顷平湖。新城霓虹倒映水中，流光溢彩，澎湃着另一种生命力。而我生命深处的环城路，早已不是一条物理的路。它收拢了所有市声、人影、烟火与悲欢，坍缩成一块温热的基石，沉在心底最柔软的河床。

那条让我系着红领巾走过两圈的路，从未消失。它只是完成了从“路”到“家”的最终蜕变。让我无论站在何处，都仿佛能听见那年夏天的风，正拂过三合土路面，传来明亮而温暖的回响。

环城路，我的童年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