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印记

独往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生产队”这个概念大约不甚了了，但对于已上年纪的人，相信一定记忆犹新。我便是上了年纪的人，想起四十多年前的生产队，颇有一些感触。

生产队最核心特征是集体劳动，即一种由队长统一安排并由社员共同参与的劳动方式。一般来说，安排男劳力干力气活，安排女劳力干手工活，安排尚未成年的孩子干简单活，其时辍学孩子不少，即便上学的孩子放假了或周末也要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时间并无明确规定，多以劳动任务的轻重缓急和完成与否随时作出调整，平时出工、收工也均以听到哨声为准。一年四季除雨雪天气和农历过年，几无休息天，即便雨雪天有时也会安排可在室内进行的农活，如剥玉米、拣棉花、搓麻绳等。当然，这是在我家所在地区，别处因环境和气候差异未必全然如此。

生产队另一重要特征是劳动报酬实行工分制，即通过工分来记录劳动投入从而确定个人所得。但不同劳力所得工分是不同的，比如男劳力通常在10分左右，女劳力则在7分左右，孩子连3分都不到。就是同一劳力类型，也因劳动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特别能干的男性壮劳力最高可达13分，而老弱一些的男性工分与女劳力差不多。由此可见，劳动能力才是最具实质性的分配依据，因而一年一度的劳动能力评级遂成为大家最关心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好在评审方式简单而高效，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由队长主持，将所有社员分类，然后一个个轮过去交由大家公开评议，最后由队长将意见综合后拍板完事。这方式放到现今是很难操作的，但在那个年代，人们似乎没那么多心眼，无论队长还是社员都比较直率和公道。至于评定结果不服气的肯定有，但极少有公然叫板闹事的。

作为农村最小的独立核算单位，每到年底，会根据各家各户所得工分总和来计算和分配口粮及现金。口粮其实在各季收割后已经分了，若结算时工分抵不过已分到的口粮，就相当于倒欠生产队了，俗称“倒挂户”。“倒挂户”的名声不太好听，给人以干得少吃得多的印象，吃得多或许是事实，那时人人胃口极佳，但干得少并非完全是劳力弱或偷懒，多因人口多劳力少之故。

我对于生产队的最初记忆还是在幼童时代，印象中父母一早听到哨声就出工了，有时也带着我，可能因无人照看不放心我独自在家吧。一般都是先去队舍，待社员基本到齐后高举语录本齐唱《东方红》，然后才按队长分工去田间地头。而收工时还要再到队舍集中，高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方可回家。有时晚上也会把社员召集起来，据说是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至今我脑海里仍留有这样的场景：先把电灯关掉，便有一老人在黑灯瞎火中讲述旧社会有多苦，然后电灯突然亮了，又有一老人讲述新社会有多甜，其间有人不失时机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社员们则异口同声跟喊，随后还一起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类似集会倒似乎没持续太久，在我上小学以后就几乎看不到了，但感觉每一回都非常严肃，非常正儿八经的。我们孩子不太懂，集会时只管相互追逐或在草垛上跳来爬去，以至于常遭队长的呵斥。

我十三岁那年终于具备了参加集体劳动的资格，与我年龄相仿的约有十几人，干的自然都是最简单的活，如除草、割芦苇、捉虫子等。但我其实一开始就想干背扛肩挑的大人活，队长如此安排分明是小看我们，因此很是让我不满。后来仔细一想，觉得干简单活也有好处，一则远离大人，免得被他们教训，二则可以边干边玩，毕竟还都是贪玩的年纪。但也得时刻提防队长的检查，若被发现我们在玩，挨骂是不可避免的。偶尔也安排我们与女人一起干手工活，其中干得最多的是插秧，一块田里，所有女人和孩子最多时约有六七十人横向排列，倒退着把秧苗插入田里。孩子的好胜心总是特别强，插着插着不约而同地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谁都想成为那个插秧最快的人。但欲速则不达，插快了质量也就下降了，队里的会计是专门检查劳动质量的，如达不到标准，要么重插，要么扣工分，所以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也是常有的事。我记得我的工分开始是2.5分，第二年也才3分，而每个工分实际价值约五六分钱，也就是干一天最多也不超过两角钱。但纵使如此，我们依然表现得很勤快，暑假、周末、甚至每天放学后都去干。但说实话，还真不是为了那几个工分，而是因为劳动本身很有趣味，和小朋友们一起劳动就更有趣味。当然也有受当时价值观激励的因素，因为无论家长眼里还是老师眼里，只有热爱劳动才算是好孩子。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处队舍，有的地方可能叫队屋，大约草房叫队舍，瓦房叫队屋。队舍除了用来开会和歇力，主要用于储藏尚未分掉或卖掉的农产品以及安放队里所有的农用设备，其中会留一间给会计用，留一间给值夜人睡觉用。会计权力很大，分粮食或其它农产品，都是他的算盘说了算，对于他的分配方案，也没有人会有异议。值夜人一般选胆子比较大的小年青，职责是防偷防火，那会儿穷，个别社员不免沾染上了小偷小摸习惯，而且专偷生产队的东西，因为比起农户家里确实更有东西可偷。我曾经也不得已去值夜室和值夜人一起睡过几晚，倒不是为了去捉小偷，而是家里来客人了，不得不把自己的铺位让出来。队舍前面还有一大块空地，用来暂时堆放刚刚收割的农产品，或作晒场用，也是我们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宽阔的场地和间隔着堆放的杂物，很适合我们玩各种游戏。

生产队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而普及，并由此成为农村最基层的生产单位，除统筹农业生产，实际还担负着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等职责。我记得除了生产队长还有一位政治队长，一般由党员担任，虽然不具体负责生产任务的分派，却是生产队的核心领导，开会时总由他主讲，大多是上面的方针政策之类及运动的开展，以及生产队的管理和社员的思想动态、生活状况等，似乎除了生产组织，什么都管，包括对所有人的监督。我们在劳动时，最怕的也是政治队长，一旦发现我们偷懒或在玩耍，往往连一点过渡都没有，就直接开骂了。我满18周岁那年正式成为了壮劳力，却阴差阳错去外地读书了，而恰恰在那几年里，生产队突然变了天，先是所有的地分到了各家各户，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场面再也看不见了，然后是生产队被改名为村民小组，只设组长一人，不再有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和会计等职位。那是80年代初，屈指一算，距今已40余年。

但我还是很怀念有生产队时的光景，既分工又合作一起完成劳动任务的集体归属感；不论劳动时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像一家人似的亲近感；分农产品时一担担挑回家去，或将农产品运到供销社卖掉将劳动成果转化为实际价值的满足感，其内心可以说是无比地充盈。当然更让我怀念的还是集体劳动，出工收工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路上有说有笑；干活虽然辛苦，但边干边聊，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将活干完了；休息时，几个特别能调动气氛的社员，讲着带点颜色的笑话及不分辈份的戏闹，在引发大家阵阵哄笑的同时，刚刚满身的疲惫仿佛瞬间被一扫而光。

我后来也曾多次去自家承包地上干活，一个人闷着头乏味得很，哪有在生产队干活时的乐趣？生产队是特殊时代产物，局限性不言而喻，但不可否认，那的的确确是充满欢快与激情的火红年代，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烙在心中的那种别样情感，却是怎么都磨灭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