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跨世纪者的自述——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之十七）

周鴻'

老柳州的浮桥

作 者

周 鸿

谨以此书献给——

诞辰一百周年的父亲和离世一周年的母亲 :

是他们的精子和卵子在美丽邂逅的碰撞与融合，孕造出物质的我，让我享受着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空气，亨受着风和雨的无穷恩泽。

同时也把此书献给——

一同跨越世纪之门的人们:

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像蝌蚪一样漫游，吮汲着水中世俗的蜉蝣，惬意追逐波光粼粼的幻化和波浪涌动的冲刷，直到最终找到安放自我灵魂的殿堂。

———题记

本期导读：

公元一九七二年，父亲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结束了运动一来就被集中改造思想的随叫随到，随到随去，随走无踪的恐怖日子。更早些时候，人们不再喊打倒大地主，打倒大资本家。隔壁家的王伯在坐了二十年的牢狱之后，也刑满回到家中。两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时常在夜深人静之际，站在厨房前狭小的空地上，用无语的眼神进行交流。这种无语的眼神交流，只有他们自己能够领会、意识。

勤俭持家的母亲硬是将狭小的十二平米房间隔出来一层空中楼阁，我成了空中楼阁的小小打坐和尚。

春节初一的早上，我们街坊几位小朋友到柳江桥上放鞭炮，被守桥的民兵两头一堵，抓了个现行。最后，我们被押送到派出所。

久闲在家的父亲向相关部门多次申诉之后，被安排到了轴承厂职工食堂，当上了采购员。然而患上严重青光眼的父亲一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读初中三年级的我，就成了专职送夜宵的小小采购员，那时的我跟单车上驮起来的米粉筐子一般高。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个年代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一到放寒暑假都会出去做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又分为单位福利性质的和实打实的，我的勤工俭学之路有到果品仓库洗西瓜子，到火车货运站卸煤，在卷烟厂扛烟草包。

我的表叔和表哥都是靠刻苦自学成为了行业的精英。

(十七)

自从林彪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之后，国内的政治局势渐渐发生了许多变化。

公元一九七二年，我的父亲终于结束了东躲西藏，颠沛流离找生计养家糊口的生活。 也结束了运动一来，就被集中起来改造思想，随叫随到，随到随走，随走无踪的恐怖日子。

也是在这一年，我家隔壁王伯妈家的王伯，在坐了将近二十年的牢狱之后，也刑满释放回到家中。在社会上，人们不再喊打倒大地主，打倒大资本家。所以王伯也就不在被打倒之列而被释放回归家中。

王伯瘦削矮小的身材和我父亲佝偻的身影，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面站在厨房前一块长四米，宽不足二米的小空地上，悄悄谈论着每天从报上看到的消息。他们小心翼翼地沟通着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遇到敏感的话题，他们会不言不语，只是相互望一眼对方，只用他们俩人能读懂的内心语言来进行沟通和表达。偶尔也会露出一丝或会意，或苦涩，或无奈的笑。在那个年代，他们多舛的命运，使他们深刻体会到，祸从口出的危害有多大。

那一年我父亲五十多岁，䣓壁家王伯六十多岁。一位是曾经被打倒的大地主，一位是还没有摘帽的死不悔改的右派。俩位老人即不喝茶，也不抽烟，也没有美酒佳肴相佐，甚至连一张可坐的小櫈子都没有，就这么面对面地站在这条狭小的空间。他们或有声或无声的交谈着无数的话题。更多的时候是无言的站在那里。他们对时代的关注，对家国的关注，是与生俱来的，是不用掩饰的，也是无法从根本上打倒的。因为他们这一生所过的大半辈子，个人所经历过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的经历与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王伯很尊敬我父亲，开口言必周先生。这种称谓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感觉挺新鲜，挺特别。我父亲劝说王伯不要这样称呼他，因为现在不时兴了。几次劝阻之后，王伯改口叫我父亲老周。我们觉得更奇怪了，因为王伯从年纪上来说要比我父亲大了许多，王伯反而叫他老周。其实王伯在人多的时候，特别是有外人的时候，叫我父亲老周，私下里依然称呼我父亲为先生。

父亲回来之后，我家那间不足十二平米的房间显得更加窄小。

弟弟已渐渐长大，他也到了应该自立床户的年龄，再跟母亲睡，已经不合适。他睡我的小床。母亲则为我搭建了一个空中床铺。

空中床铺架设距离地面一米多高。用一根十来公分粗，两米长的圆木作桁条，把桁条插入两边的墙体，把一块块木板横铺在桁条上，这就成了我的自由世界。用现在的建筑美学来说叫空中楼阁。

为了不让空中楼阁的桁条碰到大人的额头，两米多长，半米多宽的空冲阁楼，必须升高到一米六、七的高度。如此一来，空中楼阁的上下空间就很有限了，上下的高度只剩下一米多点。上到上面，要尽量弓着身子才能爬进空中楼阁 。坐在上面，要盘腿弯腰，像和尚打坐一般， 才不会碰到天花板。尽管这样捉狭 ，我还是欢喜万分。因为蚊帐一放下来，这里面就是我的小小天地。

母亲勤俭持家的本能，总是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收益。

悄然变化的不仅仅是国家，我的小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我父亲回来了。我母亲从粮食局调到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后来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前身。市管会里又有一个专门的职能部门叫摊联会，也就是小商小贩联合管理协会，后来又更名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投办。

现在人们对打击投机倒把这一称谓巳经很陌生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市场本就物资匮乏 ，一些商贩为了获取暴利，出现了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走私贩私，贩卖国家计划商品等等，统称投机倒把。现在的人们对市场上这些现象不以为然，但在那个什么物质都十分紧俏的年代，被视为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严重的会被抓起来判刑甚至枪毙。

毋庸置疑，母亲的这一职业，在当时来说是炙手可热。一定程度上，它多少缓解了我们家的困境。比如说我母亲去菜市场买菜 ，份量绝对够足，甚至有可能偏高一点。无论是素菜还是荤菜，绝对会得到质优价廉的菜品。求人帮忙办事，也一定是有应有答。这并不完全是现在所说的特权思想。因为那时政府的公信力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一定的分量。

这和文化大革命中前期，我们家人处处受人白眼，背后受人指指点点，已经大不相同。这种工作地位的优越带来家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苗头。

有一年春节，我们街坊的几个小伙伴们约定，初一早上，我们几个结伴到柳江大桥上放鞭炮。初一早上五六点钟，小伙伴们就起了一个大早。看得出来头天晚上大伙都很兴奋。

我们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拆开成一颗一颗的鞭炮。这样一颗一颗的燃放，又持久又过瘾。我们点燃鞭炮拿在手上，并不急于扔出去，直到引线烧到头，我们才甩出去，这样才显示我们的勇敢。

我的鞭炮最多。因为我母亲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他们收缴了那些不准贩卖的私人生产的鞭炮。我的口袋里全装了这样的鞭炮。

我分了几封鞭炮给小伙伴，我有点自鸣得意，认为这是一种很大公无私的施舍行为。

因为时间尚早，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我们嘴上叼着一根烟，把鞭炮甩得四处炸响。我们就这样一路大摇大摆，得意非凡 ，得意忘形地走在这座城市清晨的街道上 。

我们几个小伙伴来到桥上，大家比赛，看谁点燃的鞭炮距离水面越近炸响，谁就是胜者，能炸起水面浪花的就是王者。每人以三根鞭炮为一组，败者必须给每个人发一根烟。

我们正玩得忘乎所以，全然不知危险已从身后临近，只见一个民兵从后面一把揪住一个小伙伴的衣领往上一提，大声喝斥道:

“谁叫你们在这里点炮仗的，你们这群小反动派，你们休想在这里搞破坏。”

一听口音就知道他不是城里人 。

我们大声辩解 :“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不知道不给在大桥上放鞭炮。”

他不容我们争辩，一把又抓住另外一个小伙伴的胳膊，恶狠狠的说:

“走！跟我到派出所。”

那时我们这个城市只有这一座人行公路大桥。桥旁边的一座大楼驻守着一个班的民兵，专门看守这坐大桥。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不给在大桥上放鞭炮，这个我们可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如果被抓进派出所，肯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我们。我们以为这个民兵是乡巴佬，容易对付。我们决定以逃为上。我们几个小声咕噜了几句，眼神互相一闪，大家便朝四个方向跑散开。

谁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家守桥的民兵也不是吃素的。人家早已兵分两路，分别在两边的桥头堵住我们逃跑的路线，并逐步的缩小包围圈。刚才那个小民兵只是一个尖刀兵，大部队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我们就这样成了网中鱼 ，瓮中鳖，只得乖乖的束手就擒。

在押我们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们没有被五花大绑，免去了皮肉之苦。我们走在中间，两边是押送我们的民兵。这很有点像当时上演的一部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德国鬼子押送游击队的画面，这反倒勾起了我们从容赴难的悲壮与豪情，当初闯祸的恐惧感也就荡然无存。

走在半道，看到了我们小学班主任李老师，我前面提到过，她的大女儿教过我们跳亚非拉舞蹈。

李老师看到如此情况，便问押解我们的民兵是怎么一回事。

那几个民兵也不回答她，只管推着我们往前走。很没有礼貌和教养，我心里这样想。

李老师尾随我们进到派出所，便问我们几个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很委屈的把事情的缘由告诉她。

她向派出所的民警说:里面有三个孩子是她的学生，他们不是坏孩子，她愿意以老师的资格做担保，希望派出所的民警教育一下就放了 。更何况他们也不知道不能在桥上放鞭炮，这叫不知者无罪。而且守桥的民兵没有张贴告示(其实是有告示的)，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这也不应完全是孩子们的责任。

值班民警即不向李老师解释，也不作任何说明。只是把李老师晾在那里坐冷板凳。李老师与我们隔窗相望。她在那里坐了很久，没有人来理睬她，最后只好无奈的走了。

望着李老师孤单远去的身影， 我很愧疚。李老师说我们是好学生，而且还为我们担保。但我们却学会了抽烟，这至少是一个不良的坏毛病。

我们被集中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房间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们只能站着或蹲着。我们身上的鞭炮和香烟，作为作案工具，理所当然的被全部悉数搜走没收。

半天也没有人来理会我们。我们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急躁。倒是何逸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蹲在墙角边。我大声的叫喊(或许还带有一点哭腔):

“放我出去！我妈是市管会的！” 情急之下，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喊出来。这大概是恐惧所致。

这种大喊大叫没有起到丝毫作用。这些民警的耳朵仿佛堵上了棉花，什么都没听见似的。

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母亲急匆匆来到派出所。不知她跟派出所的民警说了什么，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全数得到了释放。

母亲工作的打投办，经常跟派出所的民警联合办案，所以跟派出所的民警都很熟。用现在的话来讲叫人脉资源。其实人家派出所的民警清楚得很。不就是我们几个小鬼头在过年的时候放放鞭炮，图的是高兴取乐嘛，哪有那么小的反革命分子去炸毁大桥的？没有道理嘛，讲不通嘛。再说光凭这几根鞭炮就能把整座大桥给炸喽？实在有点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耸人听闻。

那个年代什么都喜欢上纲上线，什么都往阶级斗争这根弦上弹。蚂蚁大点的事也看成比大象还大。只能说是民兵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的太紧了。

母亲这次使用的人脉资与现在社会上所利用的人脉资源现状不可同日而语。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使用，被渗进了特权这一方屡试不爽的催化剂，并在市场经济的鼓动下，大行其道，独领风骚。

父亲从劳动改造农场回来已经有小半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过去的营生不能做了，因为那是投机倒把的行当，是母亲这个职业要处理的对象。他不可能跟母亲对着干。

在母亲的多次催促下，父亲分别向几个部门写了申诉材料，希望组织上早日安排工作，为革命多做贡献，在劳动中很好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世界观。

又等了小半年，相关部门终于有了回信。父亲被安排进了轴承厂。进到厂里 ，父亲被分配到厂里的职工食堂，做了职工食堂的采购员。从此，我妈称我爸伙夫

这是一份重体力活。厂里三百多近四百号人的早、中、晚餐，和夜班工人的夜宵，所有的粮油米面，以及每餐需要消耗的食材，全靠父亲一架单车的驮运。每天早上父亲要在五、六点钟之前，到市米粉厂采购蒸好的米粉，以保证早餐的工人有汤粉吃 。晚上七、八点钟，还要再一次去粉厂采购米粉，因为夜班的工人也要吃汤粉。早上采购的米粉不能留到晚上，因为米粉留的时间太长会变馊，特别是到了夏天。所以每天两次采购米粉，是雷打不动，风吹无阻的。加上上午一次和下午一次采购当天需要的各种食材和粮油米面，以及各种新鮮蔬菜和肉类 。父亲每天要运送四趟，才能基本保证食堂每天开餐的需求。

父亲使用的是一架笨重的自行车。车是经过改装的。前叉焊了两根大铁条，一是保证车子的配重，二是保证车头的稳定。车的后座，厂里的工人师傅给焊了一个很大的铁架子，上面捆绑一个超级大的竹箩筐。筐里可以装入一百多斤的食物。车子加焊的铁条和铁架子，增加了车子的不少重量。

可想而知 ，父亲每天消耗的体能有多大。

整个厂里的食堂，只有父亲一个采购员，没有轮班倒班这一说，也没有周末休息这一说。每周七天，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风吹无阻，瓢泼大雨无阻，烈日暴晒无阻，电闪雷鸣无阻，春夏秋冬一如既往。

父亲后来患上了青光眼，刚开始时 ，不是很严重，朦朦胧胧还能看到一星半点光。起初，他还半骑半推，坚持晚上去送米粉。那时的医疗条件，对青光眼是束手无策。渐渐的，到我上初三时，父亲的青光眼已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到晚上，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别说出门，就是在灯光昏暗的家里，也是东磕西碰的。

为此事，厂里食堂还贴出一张告示，说是由于不便之原因，晚上的宵夜由供应汤粉改为供应面条。但没过两天，工人们反应太过强烈。厂里领导找到食堂，责成他们尽快解决此事。食堂梁主任无奈，只好找到我父亲，把此事说了。

　　食堂里的男人，除了梁主任和我父亲，还有一个烧锅炉的火夫和二个炒菜的师傅，就再也没有别的男人可以作为采购员进行调配。没有别的办法，唯一可行的，就是我必须子承父业。从此，由我担纲，充当了父亲采购员的角色。这还真应了那句老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就这样，读初中三年级的我成了每天晚上专职送米粉的小小采购员。

别看我平时拿父亲这架笨重的自行车骑行玩玩遛遛弯，十分轻松熟练，但真正驮上近百来斤的米粉，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站起来身高也就比自行车后架的大箩筐稍高那么一点点。

米粉厂离我家有七八百米远。每天晚上一到时间，父亲就扶着自行车，由我推着自行车来到米粉厂。把米粉装好筐，父亲就用一根很有张力的橡皮筋，把框子牢牢地捆绑在自行车的铁架子上。因为我年纪小 ，力道不够大 。如果橡皮筋捆绑不紧，装米粉的筐子就会东倒西歪，左右摇摆。骑行起来会很危险，不是我摔倒就是会撞到行人。弄不好自行车的车头还会翘起来，来一个人仰马翻嘴啃泥。

装好米粉，父亲扶着自行车，我推着车，先把父亲送回家里。因为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父亲什么也看不见。送完父亲回家，我才骑自行车将米粉送到厂里。工厂离我们家的距离有十多公里。

职工食堂的梁主任，个子不高，是个身材精细的中年男人。见我小小年纪，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 ，实在于心不忍，就将职工的宵夜菜谱做了改动，将每天都必有的汤粉改为隔天才有，而将面条替换成汤粉。后来还把绿豆粥，油条豆浆等食谱轮番顶上，这样既增加了宵夜品种的丰富性，重要的是我可以隔两天才送一次米粉。

刚开始，有些喜欢吃汤粉的工人，会发些牢骚，讲些怪话，食堂的梁主任和打饭菜的阿姨就跟他们解释。知道情况后，又见我那么小的年纪，干起了大人的活，慢慢就不说什么了。特别有一个叫汪斌的青年工人，好像是一群青工里的小头头。他身上的肌肉特别发达，都是一坨一坨的鼓起和隆起。他一见我就“洪仔、洪仔”的叫，好像我是他的亲弟弟。遇上我送米粉，他会帮我卸车。他还带我到他的车间里去。有他罩着，那些想拿捏逗我闷子的小青工，自然就退避三舍 。

幸好那时的晚上人少车少，不像现在这样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所以在我无数个送米粉的晚上，都没有出现任何闪失。 这一份花木兰式替父送米粉的经历，直到我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当知青，才宣告结束。

退休之后，我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第一次骑行 ，就骑行了二十五公里。老婆见状，夸奖我说:你可以啵，第一次骑行就骑得那么溜，骑得那么远。其实她有所不知，骑单车的技能，在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就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放寒假和暑假期间，很多十来岁的孩子都会去勤工俭学，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有些效益好的单位，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做一些简单的劳动，算是单位的职工福利。但是在街道的劳动连队做勤工俭学，那就是另当回事了。那是实打实的劳作，那酬劳是实打实用辛劳的汗水换来的。这样的勤工俭学，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每个学期的寒暑假，我就开启了勤工俭学之路。每个学期的学费和书本费，基本上就不用家里面负担了。

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到一个果品仓库去洗西瓜子。我们将沤烂倒囊西瓜，拿到一间废弃的地下防空洞。洞里积有一米多深的水。这是长年累积的水，也不知道是渗出来的地下水还是从地面上流进来的雨水。我们用一个竹子编的大簸箕，将烂的西瓜放在上边捣得稀巴烂，烂的西瓜囊就浮在水面上，而西瓜子就沉淀在簸箕里。然后就在这样的水中，反反复复的冲洗，然后再拿到操场去晒干，这样就变成了人们喜爱啃咬的红瓜子。

现在想想，真的是造的什么孽哟。直到现在，我对红瓜子一直心存芥蒂，基本上不去碰它。

那些年的勤工俭学，我干过很多不同的活。有轻松的，也有重的。有三次的勤工俭学，最令我难忘。一次是上面提到的洗西瓜子。另一次是到火车站的货场卸煤。还有一次是到烟厂去装卸烟叶。

那时火车站的货场装卸煤，不像现在有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靠人力肩挑担扛。大人们是用大箩筐去挑，甚至用更大的罗筐两个人去抬。我们年纪小，而且是勤工俭学，多少带有照顾的性质。我们就用小得多的簸箕。虽然簸箕小，一担下来，起码也得有四五十斤。

其实挑煤不是最难的，难的是走那长长的跳板，你得有平衡技巧。跳板是一块厚度有十多公分的木板，从车厢煤堆到地面，有二米多三米长，中间也没有什么支撑。人走在上面，木板会上下摇晃，如果你重心不稳，上下晃动的木板就会将你弹下来。轻者破皮出血，重则骨头断裂。

老的挑煤工并不是指年纪大的挑夫，而是指熟练的挑夫。干这种重体力活，必须是身强体壮的中青年。在卸煤场，有不少中年妇女，甚至可以说多过男挑工。 她们个个都很厚实，饭量极好。她们的平衡技巧要优于男人。挑煤对她们而言不是太难的事。

熟练的挑夫很会拿捏和把握 跳板的弹动规律。他们脚步的迈动，会和着跳板的上下摆动而借力跨步。这样既能轻松挑担，又能稳当前行。

尤其是两个人抬一大箩筐的煤，走在长长的跳板上，就像在跳双人芭蕾。两人不但要巧借跳板晃动的弹力，两人左右脚的出收起降的协调配合也是十分讲究的。用不着喊号子，长期的配合协调已经十分娴熟。一根粗壮的圆筒竹竿扁担，连着两个人的肩膀，传递着配合与信任。抬煤的两人，往往是兄弟，姑嫂，妯娌或夫妻。俗话讲得好:不是一家人，不抬一根担。

挑夫们最幸福的快乐时光是中午休息时刻。他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吃着自带的饭菜。谁带有好吃的都会分享出来。也有你品尝我的，我品尝你的快意。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是最好的下饭佳肴。语言越直白，味道越浓烈，更能引起一串串朗朗的笑声。男女之间开带荤的玩笑话，或是你吃我的咸鱼我吃你的豆腐，那是常有的小挿曲。此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中年妇女连连进逼 ，中青年男子很快便败下阵来。稍长男人被直捣黄龙，也赶忙落荒而逃。这时中年妇女们爆发的笑声是最肆意爽朗、最透切心菲的。

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们，在他们专属的世界里，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和生活方式。他们该吃时就大快朵颐，该笑时就敞怀大笑。没有所谓禁忌，没有被世界的纷繁干扰所左右。他们很少谈论诸如林彪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会津津乐道林立果的花边新闻，及便谈起，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们乐于谈论发生在他们周边的逸闻趣事，他们熟悉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更贴近他们，他们就是这样透彻敞亮而干脆的活在这个纷繁杂乱而多变的社会。

介绍我到卸煤场干活的是我母亲的一位表侄。我叫他表叔 。他在劳动联队里当一名小队长。

这位表叔是我这一生最敬佩的人。

他在劳动联队里干的是最重的苦力活——拉板车。

作为一名板车夫，他与别的板车夫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他板车夫们做完一天重体力的活，回到家里，会在自家的屋前支上一只小桌，摆上一碟花生和一两碗荤素菜，悠闲自在的喝着小酒，然后早早的闭门关灯，老婆孩子热炕头。然而我表舅没有这样，白天他在大街上拉板车，运送人们需要的物质，到了晚上，洗尽铅尘，带着重体力活之后的疲惫身躯，端坐在那间黑暗狭小，勉强能够遮风挡雨的小房间里如饥似渴的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的汲取着丰富的营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当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他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一个很冷门的专业——中国汉语言文字学。这一学科的教授，是国内斐声中外的领军人物。他把表叔招到麾下，成了唯一一个关门弟子，而且直接跳级成为研究生。这得益于表叔扎实的功底和自学成才的专业知识。

那个年代成为一名研究生，实在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

表叔家庭中的另一位成员，也就是我的表哥，在自学成才的路上，实在是一位可圈可点的楷模。

我的这位表哥，最初从印刷厂的校对做起，直到市级党报的副总编。一路走来自学之艰难，自学之奋进，自学之严谨，非三天五夜可以说完。从我表舅和表哥俩人身上，可看到其勤学俭持家风之一斑。

现在再来说说，我在卷烟厂装卸烟叶勤工俭学的经历。介绍我打这份工的是我的一位同学，他的父亲是卷烟厂的人事科科长。

本来我和这位同学可以做很轻松的活，就是将装卸的烟包进行简单的统计，并将码好堆的烟包做一个标记。

但我觉得这样不够刺激，最主要的是，扛烟包比做登记得的钱多。做登记每天只得一块钱，而扛烟包每天可以挣得五块钱。一个月算下来数目就很可观了。这经济账大大的刺激了我。我把要扛烟包这一想法跟同学说了。本来我这样的年纪是不允许扛烟包的。但工头碍于我这位同学父亲科长的面子，也只好答应了。

没想到这样一来，把我累得连爹妈姓什么都差点忘了。

包扎成四四方方的烟包，捆绑得扎扎实实。每个烟包都在一个立方米左右，重量有近六、七十斤。外面是一个白色帆布的包装，帆布袋很皮实，没有抓手，只能用人背。背的时候，两只手必须紧紧抓住烟包下方的两只角，把烟包托住， 以防烟包从背上滑落。

随着烟包的不断堆放码高，最高时可以码到两三层楼那么高。这时要走木跳板，才能到达烟包堆放的高度，从而把烟包码放好。

这里的木跳板跟我之前挑煤时走的木跳板有所不同。挑煤的木跳板倾斜度大约在二十多度左右，所以木跳板板面上是光滑的。而扛烟包的跳板倾斜度都在三、四十度以上，所以木跳板板面上钉了等间距的小木条，就像一级级楼梯，以防脚下打滑。挑煤是往下走，扛烟包是往上爬，挑煤是肩挑，扛烟包是背扛。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扛烟包要比挑煤辛苦得多得多。一天下来我几乎要累趴下了，腰几乎直不起来。

但这是自己要求做的事，不能出尔反尔，半途而废，这让同学在工头面前也没有面子。所以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好在那时年轻，睡一觉，身体又恢复了。在那个暑期的勤工俭学中，父亲和母亲一直认为我只是在册页上做做轻松的登记造册， 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做那么沉重的劳动。

这时父亲已经从思想改造生产队回到家里，并落实安排进了轴承厂当了食堂采购员。母亲原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划归到市场管理委员会。

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归宿确定之后，就搬迁到新址办公，旧址改造成了宿舍，分配给母亲和另一位同事。母亲的同事住二楼，我家住一楼。二楼有一个楼梯过道，母亲就用木板把它隔成了一间狭长的小房间，这就算我的独立房间了。这要比原来那间空中楼阁好了许多。在那个年代，我能拥有这样一个单间，着实令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有了这间独立的房间，我开始呼朋唤友。召集同学在小楼自成一统的个性终于暴露无遗。我还特地抄录了鲁迅先生的诗贴在墙上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在这间狭长的小房间里，每天同学朋友的来往从未间断过。同学带同学，同学带朋友，朋友带朋友。这里俨然成了高朋满座之地。

在这里不受到任何约束的叼上一支烟，在腾云驾雾中，把自已从男孩子，摇身一变，变成了人格独立的男子汉。这也是处于叛逆期的男孩子宣誓个性解放的行为准则。

我在卷烟厂勤工俭学的那一段时间，每天都会遇到有那么几包外包装帆布被胀裂开的烟包，露出里面黄金灿灿的烟叶。有一天我看见一位搬运工，从裂开的烟包里抽出一沓烟叶，然后卷成一团 ，塞在衣服口袋里。

那一整天下来，我有点神不守舍，眼前总浮现出同学朋友们在我那间房里，烟草断吹，抢着捡地下抽过的烟屁股，把几个抢到手的烟屁股撕开，重新拼凑时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有好多次 ，我因未能尽到地主之谊而感到羞愧难当。但我们毕竟是学生哥，囊中羞涩。面对越来越多来此造访的同学朋友，招待同学朋友的烟资物品，已是捉襟见肘，时常有揭不开锅的窘迫之境。

想到这里，我的心跳和呼吸越来越急促。我把心一横，把颤抖的手，伸向了裂开的烟包里。

　　第一次怀里揣着黄金灿灿的烟叶走出烟厂的大门，那份紧张令我至今难忘，那一天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莫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

在我的小房间里宋大个同学，正等在那里，每当我拿回烟叶，他会立马将烟叶拿出去给一个专门切烟丝的师傅进行加工。

切烟丝是一个专门的技术活，要有专门的工具，一把锋利的大铡刀。切烟丝的师傅先将烟叶一张一张的喷上水，然后铺平，待烟叶湿润软化不易折碎之后，再将烟叶卷紧压实，然后用铡刀，一刀一刀的切成丝。

宋大个将切好的烟丝拿回来，就开始负责卷烟，卷烟也有一个专门的工具——卷烟机。卷烟不需要很专业，但要有耐心，烟丝要放的均匀，卷的时候要平整，这样卷的烟才跟机制的相差无几。别看这位宋同学长得高高大大，但做这方面的活路比较细心，而且做多之后，技术就越发的熟练起来，卷好的成品跟烟厂生产出来的烟卷不相伯仲。

看着同学们朋友们美滋滋的吸着我偷回来的烟卷，那种成就感的爆棚是毋庸置疑的。现在你知道那个假期的勤工俭学我为什么吃尽苦头，还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了吧？尽地主之谊不易，做好群主更难，万般皆难，唯有大伙喜形于色汇聚于我那间小小的阁楼，就像《水浒》中聚义厅的一百零八名好汉，这就是我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