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崖遗址

人淡如菊

别说外地人，就是本地大多数人知道“米家崖”这个地名，全是托2025年西安地铁8号线的福。这站开建时本叫苏王村站——毕竟这儿是苏家街和王家门两个村凑一块儿的地界，公交站牌也一直这么标着“苏王村站”。可等到地铁开通，站牌上的名字愣是换成了“米家崖”，说句实在的，真正的米家崖村离地铁站口还有快两公里呢！明眼人都懂，这波操作就是想蹭米家崖遗址的热度，给自己狠狠涨涨名气。

要说米家崖的来头，那可早了去了。相传汉代时，西域米姓族人迁到关中，在西安东郊这片崖坡上凿穴定居，“米家崖”的名号就这么叫开了。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率先扒出了这座史前宝藏，比大名鼎鼎的半坡遗址发现还早了近30年。后来考古队在遗址灰坑里一挖，好家伙，公元前3000年的酿酒神器扎堆出土，黍、薏米、大麦这些原料残渣清晰可见，连发酵留下的“啤酒石”草酸遗存都没跑掉。这下实锤了，米家崖就是咱中国最大、最早的大麦酿酒遗址，妥妥的史前“啤酒工厂”！前几天专门跑去米家崖村溜达了一圈，啥遗址标识都没瞅见，据说那些灰坑挖出文物后，早就按规矩回填保护起来了。

出于对历史的喜好，也游历过国内诸多名胜古迹，我总对着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气势恢宏赞叹，也频频被古人逆天的营造手艺折服。但看过很多景点介绍后，赞叹之余心里却冒出个哭笑不得的念头：为何好多咱中国文化的发明、发现和推广，都离不开外国人的影子呢？

你比如汉语拼音的来历，是明末期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了方便同行啃下汉字这块“硬骨头”，捣鼓出一套拉丁字母拼音的早期方案，成了汉字拉丁字母化的头一遭，为后来的拼音字母改革提供了雏形；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里灵光一闪，甩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给这条连接中国和西亚的文明纽带正了名，结果现在反倒成了西安、洛阳两地自媒体吵着抢“起点”的热闹话题；咱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明明是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撞见的宝贝，最后却必须靠美国传教士方法敛写的《中国原始文字考》，才漂洋过海火遍国际学界。

大同云冈石窟，早在北魏文成帝那会儿就凿得风风光光，可它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想让国际社会狠狠夸一波，还得等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法国学者沙畹跑来测绘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奥地利学者师丹斯基先瞅出这儿有古人类遗存，才给“从猿到人直立行走”的演化理论递上了关键实锤；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经安特生一发掘、一命名，不仅敲定了仰韶文化的名头，还直接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

敦煌学能火成国际显学，得归功于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先喊出这个名号；简帛学能立住脚跟，离不开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刨出的那些汉简；韩城党家村这处民居界的宝藏，要不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夫考察后写了本《党家村》，怕是还藏在深闺无人识……

诸如此类的事儿一抓一大把，我忍不住脑洞大开：在这些关乎咱自家文化命脉的探索和传播里，咱的专家学者们，当时都去哪儿“打酱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