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高铁共同成长（四）

焦方臻

歌曲是我本人所唱，敬请指正

欺人太甚 愤而辞职

　　自回到定西与牛均在一起工作后，平日里除了处理些琐碎事务，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一遍遍倾诉狱中的折磨：——每天至少两次，李x用电警棍折磨他，那种痛，生不如死，常常让他大小便失禁。他一遍遍问：“我一个共产党员，铁道部劳动模范，凭什么折磨我？”李x冷笑：“你不是搞电气化的吗？我就让你好好享受这‘电气化’。”每次听他浑身发抖地讲述，我才真正明白：再硬的汉子，关进小屋，每日电击几回，也只剩崩溃。近一年暗无天日，进去时清白，出来时还是清白——可这清白，没人替他证明，本来吗，他没做错什么，职责所在，为受屈的职工说了几句话，就触犯天条、捅了他们的逆鳞了。工资奖金虽有暗补，冤却无处申。这场折磨，彻底毁了他。给他倒水知道喝，给他打饭也知道吃，可我一旦有事不在时，他就不吃不喝回宿舍睡了。我那可敬的老工长、老队长，再也扛不起工作，只能回家长休。

牛队长的冤，比窦娥还冤，扎在我心里。原来拼尽一生努力，入党、评模、拿荣誉，也挡不住一场飞来横祸、池鱼之殃，无妄之灾。命运，终究还是要看时运和大环境。若在今日，谁敢如此无法无天？国家领导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防止滥用和腐败是多么的正确。‌我在定西因拉架子车被拘；在同安驿遭辱骂；在柴沟堡差点被打死——哪一次不是为了公事？更不是惹是生非自找的。自以够倒霉，可比起牛队长，我又算什么？

人海茫茫，我与牛均就此别过，自一九八四年元月再无音讯。后来我被派往焦枝线高平指挥部，名义上是指挥部，实则平日只我一人值守。刚到就碰上麻烦事：带两千块钱去原工地永嘉堡“平事”。新来的中专生张x林让当地姑娘怀孕，公安局来电催促尽快处理。身为指挥部人员，责无旁贷，坐火车到太原转车。候车两小时，出站饿了，见人排队，问买啥，答：“热午餐肉。”买一斤，吃得香，又买了糖，按时上车。到永嘉堡站后刚出站，忽见一青年手抓电杆拉线，腿跨木栅栏，浑身抽搐，哇哇乱叫。我知他触电，冲上前一脚踹倒栅栏，青年摔下脱险。扶起问他，说没事。我告诫：“照明电也能电死人，好路不走，爬啥栅栏？”他家邻人围上来千恩万谢，问我是谁。我简单说了来意，众人说这事常有，笑贫不笑娼，去煤矿帮人拆洗被褥怀了孕，有钱就没事，建议先找村里老书记。

有人带我到书记家，进门喊：“书记在家吗？”门开，应声“在”，请我进屋。救下的青年也跟着进来，喊：大爷，是这老弟救我一命。讲了经过，大家感激。我说明来意，分发糖块。书记说：“好办，一千块就行。”随即叫人找姑娘父母。不一会儿，夫妇进院，吵嚷不休。书记把他们叫进里屋，片刻后出来，正色道：“你们工人犯错，要严办！”我说：“单位打算开除，可公了——立刻逮捕；或私了——经济赔偿。”书记摇头：“逮捕没用，赔钱行，但三百两百不行。”问夫妇要多少，答：“少于一千不行！”我假装犹豫：“行，但得立保证书，双方签字，书记作证。”我拿出纸笔印台，写好协议：“因某事……造成……张xx自愿赔偿贰仟元整，xxx夫妇同意解决方案，收到款项后不再追究。”掏出两千：“多给一千，表诚意，趁月份小，尽快处理，保重身体。”书记和夫妇喜出望外，签字按印。我推说赶车，匆匆离开。

回高平后电话汇报，领导很满意：“你见义勇为，办事灵活。”可紧接着又来一件棘手事——我方轨道车在平交道口撞废拖拉机，司机重伤住院。我头大如斗，领导说了，我只得买麦乳精两桶、苹果橘子一堆，直奔医院。得知伤者头骨凹陷，已切除部分颅骨。刚进病房就被家属围住，说我不够资格，要换人来谈。我顺势请示，领导让我等着。第二天没人来，第三天伤者亲属来了六人，气势汹汹，要陪护费、医药费、新拖拉机。我无法答复，中午只好由食堂打饭：每人两个馒头一碗菜。第四天其妻独来，我供午饭。第五天领导终于到，带家属去现场：铁路转弯不足百米即道口，无栏杆无值守，属于正常的无人值守道口。两侧有“一站二看三通过”警示牌。又去伤者家，破院里两间房，炕上席破被烂，不满周岁女婴由姑姑抱着，凄惨至极。回办公室后双方各执一词：铁路说轨道车需一百五十米刹车，拖拉机在轨道上熄火是司机责任，司机看到来车要先跳车，轨道车视线被挡，发现时不足百米刹车不及，故无责；家属说车毁人伤，大单位就得全赔。争两天无果。此后伤者妻每日来，我日日供饭。后来我出差，留碗筷饭票在桌，回来发现未动，自此她再未来。听说后来铁路本着人道主义，主动送去伍仟元钱。

麻烦不断。女职工洪桂君来投诉：施工时脚踩豆茬，鞋底扎透，住院半月，队上不认工伤，按病假处理。我替她据理力争，虽纠正，却得罪她队上领导。

没几天，处安检室赵工程师绕过段领导，直接约我去晋城检查。到了才知，有人报告铁道旁多根电线杆损毁，来核查。实情是队上用轨道车运杆，为赶工图省事，工人用钢钎撬杆，直接从平板车滚落地上完事。我和赵工徒步巡查一区间，见百余根电杆摔损报废，属严重施工方法不当造成的质量事故。此前为职工说情已惹嫌隙，如今再有我参与查出这事，正所谓“逮不着兔子杀狗吃”，我成了不受欢迎的外人。

果然处处冷眼，待答不理。恰逢段机关从定西迁郑州，我必须去郑州安排办公室与宿舍，顺势“借坡下驴”，灰溜溜逃离高平。不久，老书记、老段长退居二线，新班子上任，我被调离安全质量岗，转去技术科搞职工教育。正赶上一年一度推荐职工去西南交大进修，名额只有一个，带薪三年，回来起码副段长。五十余人争抢，我也心动。这事由领导定。我正好去处机关领取入学报名表，碰上荀处长（正处长）——他二女儿荀毅曾定西跟我学二次线，早就认识。我随口说：“荀处长，就一个名额，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他爽快：“没问题，我打电话，你去办。”顺利拿到表，我暗自得意。回段交了那份需审批的，留下自己争取的那份。

可当天下午，退二线老段长的女儿张婉莹来找我，说她爸让我晚上去吃饭。我带了盒高级铁桶饼干赴约。饭桌上边吃边聊，饭毕，老领导说：“你大妹婉莹想去进修，我现在无权无势，你管这事，能不能帮她？”我如芒在背，只得答应：“回去想办法，让她明天下午来找我。”当晚回宿舍，辗转难眠。若无老段长当年提携，哪有我今天？想到他欲言又止的神情，心一软：罢了，把名额让给她吧。第二天婉莹来，我毫不犹豫把报名表给了她，心里反倒轻松。

可两个月后，离报到只剩一个多月，新书记找我谈话：“张婉莹的名额怎么回事？”我说：“荀处长批的。”他摇头：“违反组织原则，论资排辈也轮不到她。”我试探：“那我资格老，我去？”他说：“已另有安排，你明年再说。”我脸涨得通红，敢怒不敢言，愤然离去。下班后去老领导家，婉莹正低声哭泣。老领导叹气：“荀处长上周调离了，也退二线了。人走茶凉，刻不容缓啊。”我无话可说，心彻底凉了。

从此，我对那些所谓领导耿耿于怀。能躲就躲，打心眼里瞧不上。他们上任带亲信，或培植新人，这名额少不了都是“自己人”瓜分了。老领导一退，我便成了“另类”，这领导是老鼠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结婚四年，两地分居，没孩子，早想调回家乡，这念头更坚定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回家卖红薯。可是：调动工作，谈何容易：不可调动条件有三：在职干部不行、专科以上文凭不行、三十五岁以下不行——我都符合，“好说好商量的调走”肯定不行。赖病假半年一年还行，太久怎么活？得找一个挣饭吃的营生。

心烦意乱，闲时不愿待在院子，常去市里转悠找商机。一天走进副食品店，见一种叫“鱿鱼”的海产，竟卖三十五元一斤。我磨蹭半天，问售货员：大姐：“这东西好卖吗？”她笑出声来：“你站半天了，我早注意你了。这可是好东西，本地办酒席没它不成宴，产妇坐月子更是离不了，说是催奶顶管用。卖得可火了。”她反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山东的。”她一拍手：“怪不得你看不上这玩意！你们靠海，这东西肯定便宜，你要是能从老家带点来，保准能赚着。”我心头一动，赶紧问：“你们收吗？”她说：“这得问领导。”不一会儿，她领着个四十来岁、个子不高但精明、利索的女人过来，笑着介绍：“一级品十五块左右，次点的十一二，南方来的货多，还真没听说山东也出这个。你要是真能弄来，拿点试试，按质给价，不吃亏。”我一听，心里像点了把火，连声道谢，嘴上应着，心里已经盘算开了。后来我又转了几家店，说法都差不多。那股子跃跃欲试的劲儿，像春草似的往上冒。我没声张，只默默等着放假，盘算着去海边市场探探路。日子照常过，工作也照常干，表面风平浪静，心里早起了波浪。

可没过多久，骑车去处里送报表，回来顺道买了点零食水果，没想到被新来的书记逮个正着。我刚想解释，他劈头就骂：“你是风流惯了是吧？这儿是你家炕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都进去过了，还不老实！”我脑袋“嗡”一下，懵了，紧接着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你放屁！你调查过吗？我可是主任批准了才去的，不信你去问！老子是进去过，可为啥进去你知道吗？你当个书记就了不起了？老子还不干了！”他气得脸都紫了：“你还敢撂挑子？我开除你信不信！”我没再废话，转身就走，回办公室直接找主任交接，回宿舍打包，连根筷子都没留。主任、段长、同事好多人都赶来劝，我一个字听不进。跟任调度的同学要了辆车，把行李搬上去，直奔货场发货。当晚就坐上了火车，头也不回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