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冰城》守正心恒：冰城表演艺术家王刚的演艺生涯

文脉冰城

守正心恒：冰城表演艺术家王刚的演艺生涯

　　他是王刚，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员王刚。今天，让我们走近他。2026年元月14日，哈尔滨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余度。在这样一个呵气成冰的清晨，《文脉冰城》的寻访者，资深记者，曾任黑龙江省日报编委，高级编辑王文老师、晚辈作家张未未，远远看见王刚老师身着一身朴素的黑色羽绒衣裤，等在北国三九天的寒风里，身姿挺拔魁梧，像一株习惯了风雪的松。我们接到了八十六岁的表演艺术家王刚老师。

车子行驶在路上，车窗外的哈尔滨，是冰雕雪琢的童话世界。王刚老师望向窗外，目光仿佛看见这座城市时光深处的模样。

鞋匠之子与一座移民之城。1940年，王刚老师出生于哈尔滨市。他的声音穿透时光，清晰沉稳，一字一句，不疾不徐，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他的父亲，一位15岁便从山东掖县“闯关东”来的少年，在同乡的帮扶下，在一个俄国人的铺子里学手艺，做鞋匠。“父亲不识字，俄语却说得好。”他说。

王刚老师的童年，结束得早。在1948年前后，小学就读于“复华小学”。他说：“我小学毕业，五三年母亲去世，六三年父亲去世。我有个妹妹，我们就哥俩儿。我母亲去世后，家里就不行了。十五岁，我成了搬运工。十六岁，五六年到平房区东安厂东北三公司四处三段，做瓦工学徒。”

　　转机出现在一九五八年，他进了电缆厂。父亲走时他二十三岁，在电缆厂当冶炼工人。忽然之间，他就成了户主，身后还跟着妹妹。日子像哈尔滨的冬天，黑得早，冷得长。

就在电缆厂，王刚老师遇见了人生里第一个舞台，那是工人文化宫。他后来说，那是他人生最要紧的一步。工会常组织活动，他在那儿，遇见了于侃那些人，开始接触最基础的表演训练。用他的话说：“没有电缆厂这个平台，我可能走不上这条路。”

人像种子，落在哪里，就在哪里试着生根发芽。对王刚老师来说，电缆厂就是他艺术最初的土壤。

这个平台很快把他托举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哈尔滨之夏”。第一届，他们这群工人上台合唱。大幕一拉，灯光简单，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唱自己写的歌。“唱电机厂缠线圈，唱炉火边的汗。”那是工人从胸膛里冲出的歌声，他们自编自演自导，他们的歌，不是写出来的，是干活干出来的。诗朗诵也简单。内容就是“你帮我，我帮你，我帮你画图，你帮我递零件”。他后来说，没有电缆厂，就没有他的路。

　　当王文老师问：“究竟是怎么走上演艺这条路的？”王刚老师的回答始终绕不开电缆厂这个平台。这不是偶然，是一连串必然的堆积：他走过的路，没有一步是设计好的。生活推着他，从一个苦处到另一个苦处，却在电缆厂意外地为他开了一扇窗。

所以，王刚老师的戏为什么扎实？因为他的表演里，有搬运工肩膀的记忆，有对沉重生活的理解；他的台词为什么有劲？因为那声音在车间的喧哗里淬炼过，在工人的合唱中打磨过。他演杨靖宇，那股子绝境里的硬气，未必没有他少年扛活时咬牙坚持的影子；他演普通人，那份熨帖，就来自他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最打动人心的角色，往往不是演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如今的“哈尔滨之夏”，舞台华丽，灯光炫目。王刚老师回想第一届，“那时候简单，就几个光。”真的东西，往往就生在简易的土壤里。工装、线圈、螺丝、汗水，这些看似和艺术遥远的东西，恰恰是艺术最有生命力的样子。

　　三十岁的门槛。人生的路，有时候会在你完全没想到的转弯处。一九七〇年，昆明军区来地方选拔文艺骨干。部队的人到了电缆厂，一看，一聊，看中了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选拔的人直接问：“怎么样？跟我们走。”就这样，他从一个缠线圈、唱歌的工人，走进了专业的文工团。

“那时候谁要能当个文艺兵，能被叫作文艺工作者，了不得啊！” 他说这话时，语气郑重又谦逊如学生。

那年他三十岁，不是无牵无挂的小伙子了。家里有三个孩子，有爱人，还有需要照应的妹妹。从工厂到部队，意味着放弃工厂的待遇，一切要从每月六元的军贴开始。

“没有任何条件，”他说。“部队这一步，可能胜过十年二十年。”去了部队，专业搞文艺，虽然开头难。但那有“文艺骨干”的身份，那是一个能让他把心里的热爱，正经当件事来干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金贵，于是，他迈过了三十岁这道门槛。

这一步，走得对。去了部队，才十个月，就提了干，还能带家属。组织上把后顾之忧给解决了，他把全副心思都扑到了业务上。人生的台阶，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勇敢地跨上第一级，后面的路就会为你展开。

　　到了云南，在西双版纳的勐海当兵。文艺兵首先得是兵。千里拉练，背包、步枪、子弹、手榴弹，一样不少。“战士身上有多少，我们身上有多少。”口号实在，路也实在。走到荒野，就地宿营，天当被，地当床。早上醒来，米还有，菜没了。大锅烧开水，切把辣椒，撒把盐，就是汤。一碗饭，一勺汤，吃完继续走。

走路，成了另一种功课。 脚知道路的起伏，肩膀知道枪的重量，胃知道饥饿的滋味。这些体验，后来在舞台上都用得着。演战士，他不用假装疲惫，他知道汗透的衣服有多沉。

王刚老师讲述着他的故事，把我们缓缓带入那段岁月。

拉练回来，更重的任务来了。那是一次需要绝对保密的任务，目的地是一个遥远的、被战火笼罩的地方。出发前，部队发下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随行的领导反复强调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安全是第一位。那时我们真切地感到，要踏上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了。后来我才了解，我们所参与的，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里，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任务。艺术在这里派不上用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戏剧性。

枪声，就是警报。路上发的枪，领导交代：这枪，是“报警枪”。车队在山路上开，声音不对，突发警报，就“对空鸣枪！” 证明敌机来了，立刻隐蔽！

每辆车前都备着一卷染成绿色的麻绳，用它和树枝搭起一个掩体。把车窗玻璃遮盖起来，怕反光被天上的飞行员发现。直到那时，我才真切体会到“制空权”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不见敌人，但敌人可能随时看见你，意味着你的生死，悬于头顶一片看不见的天空。

　　看不见的战线，看得见的牺牲。我们不是最前线的战斗部队。真正的尖刀，是那些穿着当地军服、执行着核心任务的战友们。他们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负责在崇山峻岭间开辟道路的工程兵，扛着工具，开山、架桥、铺路。另一部分则是守卫着天空的高炮部队，守着阵地在高山密林里。敌机来袭时，工程兵隐蔽，高炮部队则进入战斗岗位。

在那里的两个月，艺术在战火边生长。我们文艺兵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很“特殊”。我们不是作战部队，更多的是跟着部队移动，在休整的间隙，给工程兵、高炮兵们说段快板，唱支歌，演个小品，鼓舞一下士气。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体验”，在“观察”，在“感受”。感受那种枕戈待旦的紧张，观察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的坚毅与乐观，体验那种在集体中为了一个崇高目标而忘却个人安危的氛围。这段经历，比任何表演课都来得深刻。艺术到最后，拼的不是技巧，而是艺术家生命里，到底沉淀了多少这样的重量。

　　盛情与铁律。当地的朋友，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几次三番地要宴请我们。这让我们犯了难。经过极其严格的请示和周密部署，最终成行。那是一次安全措施严密的出行。

就是那次，我走进了高炮部队的阵地。热带阳光白晃晃地砸下来，阵地上热浪蒸腾。我看见战士们守在炮位上，军装被汗浸得紧贴在后背上。一动不动，眼睛像被钉在目标上，一眨不眨，身体绷得像蓄满力的弓。汗珠子从额头滚下来，流过眉毛，他们似乎感觉不到，只是死死盯着目标领域。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地一下，一种巨大的震撼。他们像一组用血肉和钢铁铸成的雕塑。不是美术馆里的石膏像，而是沾着尘土、淌着汗水、有生命的活生生的雕塑。

我和另一位同志李文英的任务，就是代表祖国和后方，向他们喊话慰问。我们站到前面，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喊出来：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祖国人民——向你们问好！”

“党中央——向你们问好！”

声音在阵地间炸开，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股力量从胸膛里冲出去。后来，同行的战友对我说：“王老师，你这趟回来，感觉你说话、喊号子的‘声音位置’都变了。” 我听了就笑，说：“那是喊出来的。每天都这样喊，都顶到那个音高上去了。”

　　这两个月，我看到了太多。我看到雷锋团的战士也在默默做着最平凡又最不凡的事。我更看到，人生的价值，是在那些无人看见的坚守里。是这些战士，用他们雕塑般的静止，守护着和平；用他们极致的专注，诠释了“使命”的全部重量。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存在本身，比任何剧本都更有力量。艺术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生命的质感。

514：一百个脑袋。车子在颠簸的山路上开着，忽然，路边闪过穿着军服的身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年轻的战士们为了让我们这些“自己人”一眼认出他们，他们把一本鲜红的《毛主席语录》郑重地捧在胸前。我们压着嗓子，激动地对着窗外喊，不敢大声。“战友们！你们好！”的声音传递出去。那些军服下，一张张年轻的脸，也在向我们致意，那种感觉，像暗号对上了，像血脉接通了。心，真是在那一刻融在一块，隔着军装，隔着国界，为共同的信念，一起跳动着。

那场盛大的宴会，最终是去了。之后我们又各自回到阵地里。炮兵转移阵地是极困难的事，他们又回去了，我们也回去了。

可我永远忘不了接下来的日子，更忘不了那个日期——5月14号。就是那一天，猛烈的空袭降临了，战机进入高炮阵地开始轰炸。大车轱辘，咔、咔地碾过阵地。阵地被摧毁了。

没过两天，我们又去到附近的山坡。山坡上，是一个个新堆起来的小土包，一个挨着一个，躺在异国他乡。有的战士第二天就要回来了，他们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时我被迫去思考关于死亡，关于牺牲，关于“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任务结束，终于要回国了。首长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出色完成了任务！我们，都回来了，我们一百个脑袋，都带回来了！”

旁边的秘书听了，重复着：“是啊，一百个脑袋，带回来了。”

一百个脑袋是带回来了，可有的身躯，永远留在了那边山坡的黄土之下，他们没有回来的机会了。

时间过去了，这段经历没有淡，反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这些活下来的战友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纪念。每到5月14号，总会互相问一句：“脑袋，还在吗？”

这些亲身的经历，血一样的事实，让人没法再轻飘飘地活着。它逼着你长大，逼着你明白，人生的路不是平坦的柏油路，它布满突然的沟壑和无声的坟茔。我的后半生，无论演什么，心里都立着这些雕塑。他们让我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带上一份沉重的分量。因为我知道，有些声音，有些人，永远沉寂在群山之中了，我得替他们，也为我们这些带回脑袋的人，更认真、更真实地活着，演着。

　　几年后，王刚老师从部队回来，手续办完，关系落回原单位，哈尔滨电缆厂。可他脚刚迈进厂门没两天，话剧院的人就找来了。来的人说：“王刚回来了？回来了正好，马上给我们办关系，调你来话剧院。”

厂里领导清楚，这个工人不一样，电缆厂是他扎根的土，但舞台，才是他该长成的树。

话剧院要他，不是临时起意。“他们了解我，”王刚老师说，“我在电缆厂那一段，还有部队回来这一段，他们都清楚。”

1968年，我参与大型音乐舞台剧《东北新曙光》的排演。话剧院的尹祥老师饰演主角潘复生，而王刚老师就饰演另一位重要角色汪家道。

这部“大型的音乐舞蹈话剧”。该到台词的时候，他就和尹祥老师，穿着笔挺的军装走上台，在聚光灯下念出大段的独白与对白。台词一落，音乐响起，身后的演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那时说这部歌剧拍完后赴阿尔巴尼亚演出。

熔炉里炼出的钢。那颗向往专业艺术的种子，在电缆厂的文艺土壤里，早已悄悄发了芽。然而，仅有萌芽是不够的。话剧院最终下决心调他，关键还在于他之后的经历——那近四年的军旅生涯。

　　工厂是平台，部队则是“大熔炉”。王文老师总结得准：“你这环境，他是个大学校，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个大熔炉，改造世界观。”

守正。王刚老师调进哈尔滨话剧院，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剧院里有“工宣队”，是上级派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文艺队伍的老工人同志。他们住在平房里，作风朴素，原则性强。

在这个新环境里，王刚老师的履历显得很“硬正”：工人家庭出身，在电缆厂当过多年工人，又是部队回来的退伍兵。用那时的话说，“根正苗红”。就这几年部队的熏陶，身上有股劲儿。这股“劲儿”是什么？王刚先生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自己心里老横着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在一些小事上就量出来了。有一次大家讨论演出纪律，有人说：“演员不能喝酒！那是资产阶级作风！” 王刚老师在旁边听着，笑了。慢慢说：“咱们别把话说绝对了。酒有酒文化。国务院总理招待外宾、开庆功会，也会举杯？咱们该喝可以喝，别喝醉了误事。”

另一次是在大庆油田演出。剧组里一个老同志过生日，大伙儿在野外演出间隙，凑了点吃的，有人采了一把野花，大家围在一起，高高兴兴。却被一位工宣队负责人制止了：“咱们什么身份？注意影响！”

王刚老师忍不住站出来说：“咱们在大庆为工人演出，这有什么问题？生日还不能过了吗？” 后来有人觉得他“牛气”，爱逞能。但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是在逞能。“我就想，这算个什么事呢？”他说：“你想想，那些战友，二十出头，埋在那儿，连个名字都可能没人记得清了。他们争过什么？计较过什么？” 他说，“回头看看自己，现在还活着，有工作，有舞台，还有什么可争的、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王文老师一直静静地听着，这时说了两个字：“守正。”

王刚老师点点头，深以为然。

“守正”。是人心里的正道，是常识，是情分，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他的“正”，是在电缆厂车间里学会的“你帮我我帮你”的朴实；是在部队熔炉里炼就的“生死与共”的厚重；更是面对异国坟茔时，对“活着”二字产生的沉痛敬畏。

这把尺子，让他凭着内心的刻度，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真正的坚守，是在无声处，凭着良心，把一件件小事做对。这份“守正”，后来也贯穿了他的演艺生涯。他知道，戏可以排练很多遍，但做人的尺度，在心里一旦定下，就不能偏移。

职称与守正。我六十岁退休那天，档案里还不是“国家一级演员”。朋友们听了都觉得可笑。我还曾任第六、七届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黑龙江省委常委。但职称这事儿，就这么搁下了。

为啥呢？早些年，一个戏的片酬，顶院里好几年的工资。剧院评职称，名额紧。我能让就让，没什么可争的，人要知足。这么一让，就是好多年。

直到退休前，领导在电话那头笑：“王老师，您真有意思，拼了大半辈子……”

　　“守正”俩字，是王文老师说的。他说得准。什么是守正？就是不走邪门歪道，不整那些投机取巧的事。那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是“学雷锋”。学雷锋干啥？有人说，是做“革命的傻子”。对，就是当个“傻子”。推功揽过，荣誉要让，困难要上。人活一世，除了生死，都是小事；除了心安，都是虚名。

王刚老师说他这辈子，再难的时候好像也没真正趴下过。“是别人的那种魂，别人的那种行为在撑着你。”他说。他常想起那些老红军、老八路，打完仗回了老家，隐姓埋名种地，从不说自己是谁。

为啥？王文老师说得透：“他们觉得，我那些战友都没回来，我还能活着，就不错了。” 人有了这种比较，心里头的得失就小了。王刚老师自己心里，也横着这样的比较，异国山坡上那些没能回来的战友。见过那些，生活中的沟坎得失，好像就不太值得趴下了。

一次破例的“争”。那年，剧院排《高山下的花环》，是部大戏。里面有个角色叫“梁三喜”，王刚老师一看剧本就坐不住了。这个人物，祖籍山东，当过兵，还出过国。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我吗？这三个条件，院里谁能有？”可导演没安排他。

他心里头那个弯，怎么也转不过来。不是非要演，是觉得身上有些东西，憋着，想借着这个角色“宣泄”出来。那些在异国他乡见过的、感受过的、压在心底的关于战友的记忆，他觉得能在“梁三喜”身上找到出口。

　　这大概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想“争”一个角色。

过年聚餐，喝酒。他端着酒杯，走到王志超院长跟前。“王院长，我有个要求，”他直说了，“《高山下的花环》我没演上，心里很愧疚。” 他把那三个条件一说，“我觉得我行。”

院长说：“过年再说吧。”

年后宣布角色，临时加了他和另一位演员，AB制，演梁三喜。

本色的东西，模仿不来，上了排练场，不一样了。《高山下的花环》讲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满台的演员都在演兵，模仿军人的姿态。可王刚老师一站出来，那股劲儿是“本色”的。

他在云南124团待过，他的连长、指导员，那是真在昆明军区拿过拼刺刀第一的。怎么突刺，怎么运气，脚怎么蹬地，力从腰起，眼神该盯住对手的哪里而不是自己的枪尖。这些细微的东西，早已成了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他在台上一个标准的突刺动作做出来，台下懂行的人眼睛就亮了。那不是“演”的，那是他身上自然流出来的。

　　《高山下的花环》演出同时，八一厂排《巴山儿女》的导演到哈尔滨选演员。恰好王刚老师在演梁三喜，他一看，没多说，就觉着“这人当过兵”。演出结束后，导演到后台跟王刚老师打招呼。找领导说让他到八一制片厂去试戏。

去了北京，四个候选人坐着，导演看了一眼，没多试，就对助理说：“带王刚，赶紧回去签合同吧。”《巴山儿女》是第一部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故事，也是王刚老师走上银幕的第一部作品。

别人看来，他这机会来得轻松，好像没费劲。但王文老师说到了根上：“劲不费在那一会儿，费在平时呢。” 这些经历沉淀进他的骨头里，成了他在舞台上举手投足间，别人模仿不来的“本色”。王刚老师身上总是有种“范儿”，他挺直的，不仅仅是一个老演员的身板，更是那一代人从苦难与坚守中锻打出来的坚韧的魂。

　　与熊，一场“尽量靠拢”的戏。拍《刘连仁》那年，有一场戏，差点要了我的“脑袋”。导演张新建找到我，说这场戏很重要：刘连仁在深山里，迎面遇上了大狗熊。这是真事，剧本里有。导演说：“咱们这次，要尽量靠拢连仁，接近他当年受的磨难，一滴都不丢地拍出来。”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跟真熊面对面？这不是开玩笑。可那股子“傻气”又上来了，为了艺术，好像可以奉献点什么。

剧组从牡丹江找来了专业的饲养员和一只大熊。饲养员安慰我：“王老师放心，这熊有个本能，你不动，它扒拉两下没兴趣就走了；你一动，它可能就来劲了。”

怎么拍呢？方案是：我们几个难友趴在地上装死，熊会被提前放在我身边的梨片吸引过来。我只要趴着不动，就安全。

“不能动，说什么也不能动”

开拍前，他们把梨片撒在我周围，我都不知道具体在哪儿。导演喊：“连仁注意，准备——开始！”

我就趴在那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动，说什么也不能动。 耳朵里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越来越近。接着，一股野兽身上特有的气味冲进鼻子。它来了。

　　能感觉到一个沉重的躯体在我身边转悠，呼哧呼哧的。它在吃梨片。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但身体纹丝不动。不知道过了多久，那气息和响动渐渐远了。

“停！” 听见这声。

张新建导演跑过来，戏里戏外地喊：“连仁！你还活着吗？”

我长长吐出一口气：“我还活着。”

他马上喊：“下个机位！” 我还有点懵，心想机位在哪儿？原来，正对着我脸的地方，摄像机一直没停，要抓拍我慢慢抬头时，那种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特写。我慢慢抬起脸，按照剧情，颤声说：“赶快挖洞，冬天了，赶快挖洞。”

事后才知道的“吓坏了”。拍完，大家都围过来祝贺我：“王老师，真是太庆幸了！可把我们吓坏了！”

我纳闷：“你们吓坏什么？熊不是挺听话吗？”

这时，现场工作人员才心有余悸地告诉我真相。原来，为了表现人物衣不蔽体的凄惨，我头上套了个从水泥袋上撕下来的牛皮纸袋。熊过来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我头上那个纸袋，“噗”地动了一下，扬起来一个角。

就这一下，那只熊往后微微退了一步，盯着看。万一这熊觉得这是个挑衅或玩具，伸爪一扒拉，我的头可能就没了。

导演后来也说：“连仁啊，我们那么多人都盯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你一个人趴在那儿，什么都不知道，真像个‘傻子’。”

后来很多人问我，给你多少钱，值得这么拼命？我说，没什么钱。那时候拍戏，合同简单，也没想过为钱去冒险。

后来再演他面对茫茫雪原想家发呆的镜头，我眼神里的空茫和坚韧，底下垫着的不再只是同情，还有了一点点亲身换来的“懂得”。

　　拍《刘连仁》的最后一场戏，是在船上。刘连仁在原始森林里捱了十三年，怎么捱的？一年，就在锄头把上划一个杠。十三年，十三道杠。

那场戏，是拍他获救后，坐船回祖国。剧本是有的，场景也搭好了。导演张新建走过来，准备开拍。我忽然跟他说：“导演，这场戏，我不看（剧本）了。”

我知道剧本里写的是什么，前头的戏是什么情绪我也清楚。但那一刻，我只想守住心里头的那种感觉。一个苦熬了十三年的人，终于要回家了。那感觉像捧着一汪水，多看一次剧本，就像多晃荡一下，怕它洒了。

张新建导演真聪明，他一下懂了。“连仁，”他一直这么叫我，“我明白，你是要找那种第一次的感觉。” 他同意了。摄影师也给我鼓劲：“王老师放心，三个镜头跟着你，跑不了。”

“回家了”。“开始！”舱门缓缓打开。我按着心里的想象，准备看见亲人，看见家乡的码头。可抬眼一看，我整个人定住了。

没有活人。眼前，船舱里，整整齐齐摆着的，是一个个冰冷的骨灰盒。

那一瞬间，我脑子空了。没有排练，没有设计，所有关于刘连仁的苦难，所有的感受全都涌了上来，堵在胸口。我看着那些骨灰盒，好像看见了那些没能活着踏上归途的同胞。

眼泪自己就下来了。我张了张嘴，没按剧本念任何台词，只喃喃说出了三个字：“回家了。”

是啊，苦巴苦业十三年，人回来了，可跟他一起“回来”的，是死，是变成了灰也得魂归故里的执念。这句“回家了”，是说给刘连仁的，也是说给每一个骨灰盒听的。戏，就在这三个字里结束了。

　　一顿等我的饭。拍这部戏，遭老罪了。为了像“野人”，每天化妆，用胶往身上粘树叶、涂泥巴，腿上、肩膀头，没有一块好皮肉。每天收工，大家都累得直奔食堂吃饭。

我总是最后一个。拖着步子走到食堂，一推门，景象让我愣住了。整个剧组的人，都坐在餐桌旁，没人动筷子。

张新建导演一看见我，马上招手：“连仁来了！来来来，快过来，坐下！就等你了，好，吃饭吧！”

我说：“导演，大伙都累，这……干啥呀？大家都不容易……”

后来，张新建导演跟我说：“王老师，这么做，是因为你付出的，大家都看在眼里。你用心在演连仁，大家就用心敬重你。”

这份心意，让我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名字与作品。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它教给我一个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对人，人就怎么对你；你怎么对戏，戏就怎么对你。观众记住的，可能不是“王刚”这个名字，而是“刘连仁”，是“杨靖宇”，是那些你倾注了生命力的角色。是这些作品，把这些角色，像台阶一样垫在你脚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你。演员永远是演员，名字可能会被忘记。但那些用真心换来的角色，会在光影里一直活着。

　　靠近刘连仁。开拍前，导演张新建带我们去了山东高密，刘连仁的老家。见着他本人，我第一个印象是：高大。一米八的个子，和我后来演的杨靖宇、石井四郎、王稼祥这些角色一样，都是大身板。但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没怎么念过书的农民。

跟他聊天，你不得不佩服中国农民那种扎根在泥土里的、顽强的智慧。他没有文化，但有的是活下去的脑子。

他给我讲怎么在深山里活过十三个冬天。他说，洞不是挖一个就一劳永逸的。“第一个洞挖完了，第二年要重新再挖一个。” 为什么？得挪地方，得安全。他挖的洞有讲究，底下有掩护，洞口用罐子接雪水。他跟我说起最难受的时候，不是冬天，是秋天。

“秋天了，我要把所有吃的，海带、萝卜、土豆……都得备齐。有些是到这边农村边上去……‘拿’的。”他说到这儿。他住的地方，在深山和村落的交界，既不敢完全靠近人，又离不开人那点活路。

他说最难熬的是到了春天，一个冬天僵在洞里，身体失去活动能力。每个春天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慢慢活动肢体，恢复能力，觅食生存。从春到夏到秋，肢体能力终于恢复了，到冬天，再次僵在洞里。如此反复，十三年。他可能说不出大道理，但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生命本能与残酷环境搏斗后留下的结晶。这让人敬畏。

王文老师说得好，拍这样的戏，演员自己先被教育了，才能教育别人。

王刚老师说，刘连仁教育了我。他让我看见，人的韧性可以像野草，石头缝里也能钻出来。他没讲一句爱国的大话，但他想家，他想回到山东高密那个村子，这个朴素的念头支撑了他十三年。这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

最终，不是王刚塑造了刘连仁，是刘连仁，以及那段努力靠近他的岁月，重新塑造了演员王刚。

　　王刚老师讲述拍摄《黑太阳731》时的戏里戏外。

从刘连仁到石井四郎。刚演完刘连仁，谁能想到，下一个找上我的角色，会是石井四郎。那个制造了无数“刘连仁”式苦难的、731部队的恶魔指挥官。这转变，大得像从地底一步跨上了火山口。

一张照片定的角色。那时我刚拍完一部戏，正和同事王大鹏在湖北，准备接下一部演工程师的戏。单位突然来电话：“王老师，赶紧回来一趟。香港来了个导演，看了你的照片，让你去长春见一面。”

我们立刻改道北上。在长春武警部队招待所，见到了导演牟敦芾。见面很简单，化妆师孙越梅老师当场给我试妆，贴上耳垂，穿上军服。造型一做，导演对照着石井四郎的历史照片看了看，只说了句：“OK，定了。”

就这么干脆。我跟王大鹏说：“这咋整？”

王大鹏说：“啥都别说了！这个机会，你打死也得接！必须拍这个！”

　　一座日语的山。进组后，第一道难关就把我砸懵了。导演牟敦芾要求：所有石井四郎的台词，必须用日语原文。

我一下慌了。俄语我还能对付几句，日语？完全是一片空白。导演没给我退缩的余地，他说：“我给你请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吉林工学院的日语教授刘启民先生。我后来才知道，我遇到了怎样的贵人。

刘老师是大连人，和我一样属龙，比我整整大两轮。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竟留校当了教员。他教过的学生里，后来出了像韩国总统卢泰愚这样的人物。能请动他来教我一个演员，真是天大的机缘。

学习是从零开始的。片假名、平假名，“阿依乌诶哦”……每天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台词根本记不住，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在剧本上，用汉字标出发音。比如“广岛”（ Hiroshima ），我就写上“西劳洗麻陶”；“长崎”（ Nagasaki ）就标成“那咖萨西咖”。每天像念经一样，对着这些古怪的汉字组合，反复念叨。

刘老师告诉我，旧日本关东军的日语有种特殊的频率和腔调，不是现在日常那种柔软的发音，而是带着一种“铿锵”的、命令式的硬冷。

　　那段时间，我像个疯子。我让剧组给我找了台录音机，放上交响乐，在强烈的音乐背景下，眼睛死死盯着汉字注音，高声朗诵。用高度的紧张和亢奋，把音节强行烙进脑子里。每天收工，脑子里嗡嗡作响，全是那些古怪的音节在打架。

这种“自虐”式的准备，效果慢慢出来了。拍摄时，刘老师就在一旁“监视”，导演牟敦芾也紧紧盯着。每场戏，我的日语台词必须过了他们这两关，才能算完。

电影后期制作送到日本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牟导后来告诉我，日本的工作人员看到石井四郎的片段，惊讶地说：“这不得了，这就是我们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军官。” 他们一度以为演员是日本人，得知是来自哈尔滨话剧院的王刚后，非常震惊。

这种“以假乱真”，在电影上映后得到了验证。有一次，我在外地拍戏，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参观。他们的领队透过车窗看到我，竟低声询问工作人员：“请问，车上那位是不是石井四郎的演员？”

工作人员过来找我，说日本朋友想见见“石井四郎”。领导给了我15分钟，我下车走过去，那些日本友人认真地说：“谢谢你塑造的角色。” 我回答：“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去哈尔滨，看看731部队遗址的真实历史。” 他们沉默地点点头，说：“我们都去过了。”

那一刻，我深深感觉到，这个角色已经超越了我个人。我用极限的努力，让一个历史的幽灵在银幕上复活，不是为了得到认可，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尤其是加害者一方的人，无法回避那段历史。

　　我在哈尔滨话剧院，待了几十年。演过不少话剧，《高山下的花环》、《香港大亨》、《泪血樱花》、《斯巴达克斯》……

刘国祥老师与六个字。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刘国祥老师。他脾气硬，个性强。

他反复提醒我一件事，他说：“王刚，你不管走到哪儿，别忘了六个字——哈尔滨话剧院。”

在长影拍电影，作息不一样，有时我拍夜戏睡过了早餐。他总是提醒我去食堂打饭。这些老同志，他图你啥呢？啥也不图。就是一种对后辈的“呵护”，怕你饿了。

　　“哈尔滨话剧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位名称。在全中国，哈尔滨话剧院都是资历深厚、演员阵容顶硬的地方。它是中国话剧艺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彭玉老师《千万不要忘记》、杜雨露老师《突出重围》、刘国祥老师《创业》、倪正华老师《保密局的枪声》、陆连明老师《沸腾的群山》、陈建华老师《母女教师》、栾福仁老师《丫丫》、程煜老师……这些名字，都是从这个院里走出来的。程煜后来演活了那么多村干部，那份泥土气里的狡黠与正直，根源就在话剧舞台对生活的扎实提炼。

他们不是在“演”角色，是在把自己对时代、对人的理解，掰开了、揉碎了，放到角色里去。

回头看我自己塑造的几个主要角色，大多是在四十五岁之后。这不是偶然。《高山下的花环》舞台剧，我43岁；《寻找回来的世界》，44岁；演《刘连仁》，45岁；演《黑太阳731》里的石井四郎，46岁；演《步入辉煌》的杨靖宇，已经50多岁了，已过知天命之年。

　　从石井四郎到杨靖宇。我的路，好像是一环扣一环走过来的，自己都做不了主。演完《黑太阳731》的石井四郎，我自己都有点跳不出来了。结果，就像被贴上了标签。接着，《731大溃逃》、《杀人工厂》……一个个类似的“日本人”角色找来。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步入辉煌》，导演来哈尔滨，也是签了合同，让我演“三木将军”。好像顺理成章。连导演周友朝都半开玩笑问我：“王老师，你这几年就蹦不出来了？” 我苦笑：“真成鬼子专业户了。”

《步入辉煌》的合同签了，准备再去演个日本将军。可没过多久，导演突然从西安打来电话：“王老师，今天下午有班机，哈尔滨到西安，你马上过来。”

我去了。一到那儿，导演跟我说，角色变了，不演三木将军了。“让你演杨靖宇。”

杨靖宇？我第一反应是：“不行！我五十多岁了，杨靖宇将军牺牲时才三十五岁，我哪能演？”

他们让我试试造型。化妆师化完妆，我看着镜子里面那个身影，那一瞬间，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我想起来了。1949年，我还是个小学生。东北烈士纪念馆刚刚开馆，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看见了杨靖宇将军的头颅，那份无比崇敬的心情至今还记得。

真正面对杨靖宇将军这座精神高山，我该怎么办？我知道他的事迹：腹中只有草根棉絮，孤身战斗到最后一刻。我知道那句震撼敌人的话：“中国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早就回老家了。”

　　冷水浴与最后独白：走近杨靖宇。接了杨靖宇将军这个角色，我心里明白，这不能靠“演”了，得用身体和生命去靠近他。

首先面对的，是“冷”和“瘦”，是冰天雪地和五十岁的身板。将军牺牲时三十五岁，我比他大出将近二十岁。开拍前很久，我就开始准备。最重要的功课，是洗冷水澡。 哈尔滨的冬天，自来水刺骨，每天坚持，我得先在寒冷中不发抖，才能演出在寒冷中坚持的人。

进了长白山，戏就跟着生死走。一直被围剿，不断突围，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拍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走向深渊”的绝望。密营被端掉一个，力量就弱一分，最后真的到了绝境，就剩他一个人了。

导演周友朝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后来天天都在想。他说：“王老师，到了最后关头，战友全都为他牺牲了，就剩杨靖宇自己一个人。这时候，他那个信仰，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可能？”

这个问题，像根钉子扎进我心里。拍警卫员牺牲那场戏时，那个年轻的战士朱二八最后说：“司令员，人都说人肉可以吃……你吃我，你活下去，抗日大旗不能丢。” 那一瞬间，我从杨靖宇的眼神里，确实看到了一丝茫然。战士要用自己的肉为你续命，这种牺牲太沉重了。

带着这个问题，我天天琢磨最后那场戏，那段大段的独白。台词的意思我清楚，但该用什么样的声音和状态来说？

我向导演提了我的想法：一个五天五夜没吃过一粒粮食的人，应该是什么样？他不是声若洪钟，他应该是“有气无力”的。但这种“无力”不是软弱，是身体机能濒临崩溃时，信仰从灵魂深处挤出来的最后一点火星，一种“喊不出来，却比呐喊更强烈”的声音。

　　这太难找了。“你到底来了，山木……”（王刚老师模仿着杨靖宇将军最后嘶哑的声音） 这句话，怎么说？声音高了，不像；虚了，又没劲。每天我都在“找”，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念叨，找那种极限状态下的发声。

我对导演说，这时候，甚至有点“歇斯底里”都不为过。那不是贬义，是一个人将生命浓缩成最后一句话的状态。他对敌人说的，其实是：“倘若你的家乡、你的祖国亲人受到侵害，你还能和他称兄道弟吗？” 这是最根本的民族情感，是超越个人生死的诘问。

导演听了，最后说：“咱们折中一下。” 他给了我信任，让我按理解去走。

用身体“靠拢”信仰。拍《步入辉煌》最后那些日子，在长白山的雪地里爬，人冻得几乎不能动了。手伸出去，像不是自己的，针扎一样的疼慢慢变成麻木。我趴在那儿，甚至跟杨靖宇将军说话：“杨靖宇将军，你慢一点……我在向你靠拢。”

有人说这是“垂死挣扎”。我觉得这词浅了。这是一个清醒的人，在生命的尽头，用最后一点力气，把信仰像钉子一样，砸进历史里。“今日得以血溅山河，又如何呢？” 这种力量，来自于他坚信的东西，比眼前的枪口、比个人的生死，大得多。

　　后期制作：回不去的状态。戏拍完了，我以为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剧组突然打电话叫我去西安，后期配音出了问题。别人来配，怎么也配不出我实拍时那种状态。

我去了，坐在录音棚里，静静地看着屏幕，反复地想。我发现，我也找不回去了。所有人都出去了，关上门。录音棚里只剩我和屏幕上的将军。我静静地坐着，看着他的眼睛，努力回忆长白山的冷，回忆身体的饿，一点点往回“找”。

那一刻我明白了，极致的表演是一次性的。它无法被完美复现，因为它消耗的是演员在那个特定时刻全部的生命储备。

遗憾与“不完美”的真实。拍的时候有个大遗憾，为了省二十万经费，没用同期录音。雪地里那种真实的喘息、衣服摩擦雪的咔嚓声、冻僵的身体行动时特有的滞重感，后期怎么也配不出来了。

什么是完美？剧本写他英勇不屈，你就一直挺胸抬头？那不是杨靖宇，那是雕像。所以，塑造英雄，不是把他演成一个“神”，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在特定绝境里，因为信仰而超越了平常人极限的“人”。他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承受了平常人不能承受之重。

后来，我有幸接触过杨靖宇将军的后人。从他子孙的为人处事里，你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东西在流淌。一种对家国、对事业、对信念的忠诚。

　　演员与角色，谁记住了谁？王刚老师坐在那儿，笑侃道：“想想我光遭罪了，饰演的这三个角色，遭了多大罪。看着石井四郎是享福的，塑造他的时候都变成神经病了。”

他继续说：“我这一生，能在抗日战争这十四年的历史里，塑造三个不同的人物——刘连仁、石井四郎、杨靖宇将军，三个截然不同的生命——苦难的、罪恶的、崇高的，我很知足，很欣慰。”

他说，没有什么作品能胜过这三部。它们不是工作，是“养分”，是让他这个演员“长大、懂事”的老师。没有这些具体的角色，演员就只是一个空头的名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如果我百年之后，这三部作品能一直延续下去，传递给后人，让观众记住这三个人……那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对不对？”

这时，王文老师说话了。他的角度不同：“咱们做‘文脉冰城’，做的不是刘连仁，是做王刚。” 王文老师说，“记录了王刚，人们想起他做的事，自然就想起了杨靖宇。大家认的是戏里的人物，这没错。但我们要留下的，是王刚。”

记录下王刚，就是记录下“历史如何被一个人消化、承载并再度绽放”的完整过程。后世的人们不仅知道有一个英雄叫杨靖宇，更会知道，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曾有一位演员如何用尽毕生的阅历、体力与心血，去理解何为英雄，并将这份理解，化作震撼人心的两个小时。这本身就是最宝贵、最生动的“文脉”。

王刚老师用一生回答了“演员何为”。他告诉我们，最高的成就，是让自己消失在角色的光芒里。文脉冰城的寻访者则用他们的记录提醒我们，那束奔向光芒的、倾尽全力的身影，同样值得凝视。

　　孙道临先生的三页信。人生有些事，你意识不到它是机遇。1985年，我在北京拍《寻找回来的世界》，住在招待所。一天，电话响了。“是王刚同志吗？我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孙道临老师想请您来上海，试装一部上下集的电影，《非常大总统》。”

我愣了。孙道临，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山，是《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是他心目中遥不可及的艺术大家。我说，我正在北京拍戏。对方很干脆：“没问题，等消息。”

没想到第二天，剧组的制片主任来了，手里拿着机票：“今天飞上海。”我没有任何准备，就这么去了。

副导演接上我，直奔上影厂。化妆师给我造型，我演陈炯明，孙中山的对手。妆定好了，拍完照，副导演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孙道临老师的家。

路上，副导演叮嘱我：“到了那儿，孙导问什么你说什么，别说多余的话。”

第一次见孙道临，我紧张。一位年长的保姆端上茶。孙道临老师站起来，很和气：“欢迎，路上辛苦了。”

寒暄过后，孙道临直接切入正题。他说，看了王刚的作品《人生没有单行道》，很满意，因此邀请他出演《非常大总统》里的重要反派——陈炯明。孙道临自己，则饰演孙中山。正反男一号，就这样定了下来。

他说起筹备这部电影的艰难，为筹资去了新加坡。回国后，遇见邓颖超大姐，向她汇报这件事，邓大姐听了，说这个题材有意义，不必去外面筹资，国家支持。就这样，解决了八百万的经费。八百万。 在那个年代，这是个天文数字。

孙道临老师让我说说想法。我把心里的顾虑说了出来：“孙老师，首先感谢您的信任。但我得告诉您，第一，我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很低；第二，文学修养更差，我是工人出身；第三，这作品这么重要，我怕自己把握不好，造成损失……我压力很大。而且，我觉得我造型上半部还行，下半部脸型和陈炯明不太像。”

　　“生活阅历，就是你的学历”。孙道临听完。他说的那番话，王刚老师记了一辈子：“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孙道临老师说：“你的生活阅历，就是你的学历。你所经历的磨难，你走过的路，那就是你的老师。你能走到今天，所有这些都不要忘记。一个人做一件事，成功与失败，都可能。你不要有这个负担。我们只要尽心尽力投入进去，这就是宗旨。负担不要太重。”

最后，孙道临说：“你回去把合同签了。你不要忘了，将来银幕上出现的陈炯明，王刚，就是陈炯明。”

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另一个演员生命厚度与潜能的彻底肯定。他看中的不是文凭，不是科班出身，而是王刚身上从工厂、从部队、从生活深处带来的那股子“实打实”的劲儿。这份知遇之恩，超越了角色本身。

然而，人生的际遇并非单行道。尽管孙道临老师极其郑重地亲笔写了三页长信，恳请哈尔滨话剧院领导支持，放行王刚参演，但最终因剧院其他安排，这次合作未能如愿。

王刚老师珍藏起了孙道临老师亲笔写的那三页信。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制片部门也寄来一封两页长的信，详细说明了情况，言辞恳切，充满遗憾。随信寄来的，还有王刚那几天去上海试装的差旅费和补助费。

“你看，”王刚老师回忆道，“人家上海厂，就这么几天的补助，一分不少，全都给寄来了。”

　　谈起这段往事，王刚老师的语气里没有抱怨，而是一种感念：“你说遗憾吗？没演成陈炯明，是遗憾。但你说真遗憾吗？孙道临老师这样的人，能这样肯定我，这还叫遗憾吗？这太值得说一说了。”

这两封信，王刚老师保存至今。它轻如羽，又重如山。它承载的是一位艺术大师对后辈的信任与提携。文化的脉，正是在这样无声的托举与接力中，悄然流传，生生不息。

命运的安排。从部队回来，进了话剧院，我以为这就是落脚了。可没过几年，部队那边，二炮、昆明军区，信儿又捎来了，说还想让我回去。北京那儿，甚至给我留了两年的指标。

但话剧院不放。想来想去，我没走成，也没“走”出来。现在回头看看，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你自己想往哪条路上奔，有时候说了不算。话剧院，这座文化的圣殿，它当初接纳了我，培养了我，给了我真正的舞台。我不能忘了它。所以，我如今心里很平和。更多的是感激。感激这一路上，那么多人扶过我，帮过我，信任我。我感激这份安排，也坦然接受这一切。

有时候上网，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他们说：“王老师，您演什么像什么。” 就这一句话，三个角色被大家记住了，认可了。我觉得值了。

　　说到获奖，我是这么想的。作品有一些，奖也得过一些。国家级的，有华表奖，是《步入辉煌》得的。那是集体奖，光荣是大家的。我个人的奖，有东北三省的“金虎奖”，拿过最佳男演员；省里、市里的表演一等奖也得过。电视剧《刘连仁》有过提名，《白栅栏》在中央电视台拿过二等奖、三等奖。

这些奖，说起来是一份认可，一份记录。但我自己，从没把它们看得特别重。不是清高，是总觉得，劲儿不该使在这头。演员的本分是把人演活，把魂找到。就像种地，心思得在锄头和种子上，最后收成多少，有没有人夸你的庄稼好，那是后话。是作品把演员培养大，是角色让大家认识你。奖是路上的风景，不是赶路的目的。

王刚老师说起他主演的《人生没有单行道》，当时很火，西影厂在长安街放着这部影片的巨幅广告宣传照片。王刚老师的战友调侃道：“我天天看你的广告上班。”

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陈光梅和电影局局长的施方宇，给予这部影片很高的评价。尽管没获奖，也保持一份理解。

　　地铁穿过城市的年轮。采访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多。王文老师、张未未，陪着王刚老师一起汇入冬日街巷的人流。我们没有叫车，而是走向不远处的地铁站——这是王刚老师，这位在哈尔滨生活了八十多年的老市民，第一次乘坐这座城市的地下轨道交通。

在地铁上，王文老师和张未未成了临时的“向导”，教他怎么看闪烁的线路图，怎么辨认站点的方向。王刚老师学得认真，像个小学生，眼神里有种新鲜的好奇。列车载着他们沉入城市的地底，穿过他刚才口中如数家珍的一条条街道的“前世今生”。

分别后不久，王刚老师发来一条信息，字里行间透着轻快的满意：“这个地铁，确实很方便呐。”

风雪依旧，只是这座城市的地下，多了一条他刚刚认识的新脉络。他说，地铁很方便。而他自己，何尝不是一座城市、一段历史的“地铁”？载着过去的烽火、集体的记忆、艺术的尊严，沉默地穿行于时代的土层之下，将宝贵的“站台”，连接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后来者。

戏，总有落幕的时候；人，终将会转身离去。但有些东西，一旦被真诚地活过、演绎过、付出过，便再也无法被时间带走。它们成了这片土地本身的脉搏与记忆。成了我们共同的来路与归途。

谨以此文

献给所有在平凡生活中

守护并传递着不灭星火的人

文脉冰城 · 生生不息

《表演艺术家王刚先生》

冰城风雪塑奇人，地当舞台天作魂。

辉煌活脱杨靖宇，逼真再现刘连仁。

恒心只为人物火，守正更添精气神。

回望演艺人生路，穿行片片是松林。

　　本文由《文脉冰城》工作室张未未报道，指导老师王文。原创文章，版权归《文脉冰城》工作室所有，转载请告知。

　　王刚，国家一级演员。男，1940年10月生，山东掖县人。民进会员。哈尔滨话剧剧院演员。曾任第六、七届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黑龙江省委常委。

主要经历：

1958-1969年，在哈尔滨电缆厂当冶炼工人。

1970-1973年，任昆明军区话剧团演员。

1974年至退休，在哈尔滨话剧院任演员。

艺术成就与获奖情况（部分）：

代表作：

《人生没有单行道》 (1980年代) - 饰 普宇明 (主演)。曾广受关注，在西安等地热映。

《刘连仁》 (电视连续剧，1986年) - 饰 刘连仁 (主演)。获第二届哈大燕文艺大奖，个人表演一等奖。

《黑太阳731》 (1988年) - 饰 石井四郎 (主演)。揭露日军731部队罪行的影片。

《步入辉煌》 (1994年) - 饰 杨靖宇 (主演)。经典抗战电影，该作品获国家1994年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从艺50余年，先后在舞台、电视、电影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主要角色。

话剧《哈尔滨保卫战》扮演马占海，获东北话剧节个人表演三等奖。

电影《巴山儿女》- 饰 余梦石

电视剧《刘连仁》获第二届哈大燕文艺大奖，个人表演一等奖。

电视剧《黄海潮海在这里相连》获第十届东北金虎奖最佳男演员奖。

电视剧《紫丁香校园》、《选择》、《风尘硬汉》均获东北金虎奖一等奖。

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获飞天一等奖。

电视剧《白柳村》、《白桦林作证》获飞天二等奖。

电视剧《上马厂》(1996年) 获飞天三等奖。

电影《步人辉煌》扮演杨靖宇将军，该作品获国家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电影《黑太阳七三一》扮演石井四郎。

电视剧《戏剧人生》扮演姜显。

《白栅栏》 (2000年) - 饰 倪文轩 (主演)。个人获“飞天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以上作品均为男主演）

《苍生大医》

《睁开你的眼睛》- 饰 白教练

《绝杀》

《731大溃逃》

《杀人工厂》

《中国命运决战》- 饰演陈诚

《汉刘邦》 (1998年) - 饰 张良。

《倚天钦差》 (2004年) - 饰 王亶望/噶礼。

《天不藏奸》 (2004年) - 饰 李原。

《都市情感》吴天明导演

《金融危机之迷情姐妹》

《贫富人生》- 饰 林父

《我的傻瓜老婆》- 饰 商长泰

舞台剧作品（话剧）

《哈尔滨保卫战》 - 扮演主要角色，凭此剧获东北三省话剧节表演三等奖。

《高山下的花环》 - 饰演主要角色（如“梁三喜”）

其他主要话剧作品还包括：《枫树湾》、《八一风暴》、《于无声处》、《大军西行》、《白莲传奇》、《香港大亨》、《泪血樱花》、《斯巴达克斯》、《基度山恩仇记》等十多部作品。

社会职务与会员身份：

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曾任第六、七届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第八届政协黑龙江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