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窑村里的大喇叭

老右玉

大磁窑村里的大喇叭2006年摄

1990年10月10日右玉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决定派300名县乡机关干部下村，用一年时间帮助后进支部改变落后面貌，我与老干局吴颖显、审计局刘建英分到元堡子乡大磁窑村，我时任人事局副局长，兼任工作队队长。该村是政府县长杨树昌所包的点。那时，小吴和小刘都是二十四五的小后生，正是英耀年华。我也仅有三十六七岁，年富力强，工作向上，正是谋求进步心存想法的中年汉。动员会一结束，我首先找了县太爷，请示看领导有啥指示。第二天一早，我从兄弟单位借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拉着二位小年轻，带着行李和换洗的衣服去乡里报到。
到达乡里，李月明书记接待我们，一见面他便交待我们说：“大磁窑村几年来，提留国税完不成，计生工作难开展，是全乡出名的落后村，今年杨县长亲自包了点，又派你们驻村帮助工作，我相信定能改变其落后面貌。”
晌午饭，书记乡长作陪，炖羊肉玻璃瓶汾酒高规格地款待了我们。饭后没休息，我们直奔大磁窑。因第一次到该村，进村后寻不见支书家，司机看到学校门前石头墙上坐着一位年轻媳妇正在纳衬底儿，他停车上前打问，人家指着村东方向告诉说：“那家窑头上拴大喇叭的就是赵支书家。”的确，一开始时兴大喇叭，少数拥有扩音机的村庄，设备基本上都安在支书家，它成为村支书一个重要“符号”，也是农村权力的一种象征，更是村干部的传声筒。通知开会、“三提五统”、植树造林、计划生育等硬任务都离不开大喇叭助威。
上世纪9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基本上成了空壳子，多数村庄连个办公场所也没有，为应付上级检查，支书家堂屋后正面墙贴个专栏，便成了党员活动室。右玉1986年首批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到后来每年都有省市扶贫驻村工作队，如支书抗硬能争取回他们，集体与村民均可得实惠。其它不说，村民过年至少可得到一袋白面或一桶花生油，村集体也可得到一套时髦的扩音设备。因此，凡最先安装大喇叭的村庄，多为上级扶贫队所买。
那时一套普通的扩音设备外加两只16欧姆25瓦的高音喇叭也就一千多块。如今看来，不过是人们平常跌馆子的一桌饭钱，可当时私人公家都没钱，像右玉年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左右，县级机关大一些的单位每年办公经费不超五百，小单位只有一二百。
因此，县直机关一些单位遇年摊上扶贫任务，一把手对此十分头疼，他所愁的并不是人手抽调不开，而是腰中无羹，手里没钱，即便下去连一点儿具体实事也为老百姓办不了，村干部们又都比较现实，见面的第一句话就会问你，“吴”局长，今年你给咱村弄点啥？闹不了别的，起码也要安它个大喇叭。其实人家要求并不高，可实在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所到的大磁窑村，倒是原先有一套扩音设备，可总共百十户人家，从北圪蛋到南沟将近二里路，村民住的过于分散，一只大喇叭根本无法覆盖全村。于是，支书赵裕跟我商量说：“贺局长，咱们开展工作离不了个大喇叭，眼下一个喇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要是再能拾闹上三个，栽一根高高的铁杆，把它们挂在上面，对着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这样，从我家发出的声音就能传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回到县里，我将此情况跟帖富国局长进行了汇报，他问我：“三只喇叭总共需要多少钱？”我说：“我到县委对过儿朱师傅门市问细了一下，每只一百二，买三只可以优惠十块钱。”帖局长略加思索后说：“那就买吧，虽然单位账上没钱，暂时先从我家拿上，到时给杨县长打个报告，他包的点不会不批。”
喇叭买回后，支书及时组织召开了村干部会，先叫会计李凤山澄清了村民历年所欠提留国税的底子，后支书在大喇叭上公布人员名单，并且连续三天反复多次重复播放了此内容。很快村里个别旗杆便站在当街放梆子说凉话，骂赵裕眼睛青堂堂，当支书胳膊肘不往里拐，跟着工作队想闹秋个啥？
老赵本是个老好人，他耳朵里收揽住这些话，当他再拿起麦克风，心里便有些发怵，不知该说啥好，拧开扩音器，半天无语，光有电流声，慢慢地才会听到他反复冲着麦克风“噗、噗、噗”的吹音，村民戏谑说，青眼睛又在 “放屁”啦。
再后，老赵在收粮过程中，圪推地不在大喇叭上讲话啦，换成了我和小刘，反正我俩无所顾忌，白天上门催完粮，吃完黑将来饭总得在大喇叭上再说几句，特别是小刘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些他看不惯的人和事，会在大喇叭上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当然，一些村民对我俩同样十分忌恨，他个子不大，叫他“小人国”，我从人事局下来，有人为我起绰号“人屎局长。”
但不管工作多难做，村民怎样骂，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通过软缠硬磨的方法，总算完成了提留国税的收缴任务。在此过程中，我们对村民们的恶语谩骂，冷脸相待，不尊重人格随便起绰号等现象不太理解。
如今回想起那营生倒叫我觉得有些失笑，当时，你作为县委扶贫工作队，单位拿不出一分钱，庄户人连一瓜半枣儿的好处也捞不着，给村委会买了三只喇叭，还是局长亲自垫付的，虽说增加了喇叭覆盖了全村，但放出来的声音，没有一点儿优美的乐调，尽是些催粮要钱的消息，喇叭传出的话语，要么指桑骂槐羞处人，要么呼三喝四日噘人，难道在此环境下，还要庄户人顺情说好话吗？故此，个别人对工作队员发几句牢骚话，今天看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啦。
后来，我们发现大喇叭虽在收缴提留国税中发挥了它快捷方便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计划生育开展手术活动时，我们便没有使用大喇叭，而是上门入户逐一与手术对象直接见面做工作，得到的结果是手术对象们普遍害怕做结扎术，愿意接受拴堵术。根据这一情况，我很快电话联系了我的老战友山阴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刘全义，落实了手术的具体时间，并求助玉井供销社主任，我的表兄王斌弄了一台130皮卡车，手术的前一天，小刘在大喇叭上及时通知了她们出发时间，由村主任曹瑞带领五名手术对象下了岱岳，拿回栓堵证明如期交到乡里，销了超生号，免了超生费，又在大喇叭中适时对她们进行了通报表扬。
当我们啃下提留国税、计划生育这两块硬骨头，我俩便回家休息了两天，返回大磁窑时，我把部队转业带回的录音磁带挑选了二三十盘，有老年人喜欢的晋剧、二人台，也有年轻人爱听的宋祖英、蒋大为、邓丽君等流行歌曲。大喇叭除了播放上述磁带。此外还播放一些农业小知识和失物招领启示，如谁家丢了母鸡羊羔，谁家撂了衣裳丢了钥匙，有谁捡到了什么东西等，都会在大喇叭里说一下，大喇叭真正成为帮助村民排忧解困的工具。从此以后，大磁窑上空飘荡起动听悦耳的旋律，大喇叭里传出了美妙而和谐的声音。
　　2017年4月17日于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