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信仰的歧路一一大爸的理想与现实

追光逐影

一面土布染就的党旗，在晨光中斑驳摇曳。二十二岁的青年压低声音，却字字千钧地许下誓言。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与父辈截然不同的路。

在我阿公用一生血汗撑起的这个家族里，几十号人，可谓枝叶繁茂。但若论及信仰与道路的选择，迄今近百年的时光中，却只有一人，在青年时代便毅然转身，背离了阿公为他预设的、看守家业的轨迹，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却也波澜壮阔的殊途——

加入了那时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人，就是我的大爸，李开平。

大爸是在1940年8月秘密入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

那不是一个可以锣鼓喧天、披红挂彩的仪式。一面不知从哪里寻来的、用土布染就的党旗，被小心翼翼地挂在云顶山一处隐秘山洞外的树枝上。晨光穿透林叶，斑驳地洒在那片粗糙却鲜艳的红色上。

大爸穿着他唯一一件整洁的中山装，面向那面简陋却庄严的旗帜，跟随他的引路人，一字一句，压低了声音，却又字字千钧地念出誓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誓言的声音或许不大，却仿佛撞响了山谷沉寂的钟，在他年轻的胸膛里，激荡出响彻云霄的回音。

我曾长久地困惑。

阿公从一个赤贫的孤儿起步，凭借近乎自虐的勤勉与节俭，用了三十年光阴，才一寸寸积攒起田产与家业。作为长子，接手并光大门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路径。

我们总听说“穷则思变”，可当时家里已有吃有穿，有产有业，大爸为何还要去“闹革命”？他到底要“革”谁的命？

那时的淮口镇，镇长易受之鹰犬遍布，对任何“异动”都虎视眈眈。加入共产党，在那种白色恐怖下，无异于将头颅别在裤腰带上。这选择，在许多人看来，是极不明智的冒险。

然而，大爸去意已决。从他递交组织的入党申请书和那份题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检讨》的决心书上，那落笔 “毅夫” 二字，便可窥见其心志——

“毅”，勇决果断，矢志不渝。

他从未对我这晚辈夸耀过他的“光荣史”。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猜想，那或许只是年轻人在同侪鼓动下的一时热血。直到前些年，我读到他去世前写下的绝笔诗，那疑云才豁然散开。诗云：

七六高龄笑乃翁，坎坷一世仍从容。

无边知海滔滔浪，不尽文山叠叠重。

生来虚心问李老，死将遗体献医工。

绝非沽钓声名辈，祝愿人间乐大同。

在生命烛火将熄之际，他无惧无悲，从容笑对。心中所念，是将遗体捐献医学研究；笔尖所祝，仍是 “人间乐大同” 。

至此我方明白，他的选择绝非冲动，更非投机，而是一生秉持的信仰。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布尔什维克。

与大爸相比，我的觉悟显得何等卑微。我的人生目标，不过是管好自己、顾全小家、尽责工作，至多做个被认可的“好人”。

从笔名亦可窥见境界之差：他自号 “毅夫” ，勇毅的大丈夫；我早年却曾自称 “弃婴” ，其间自怜与彷徨，不言而喻。这差异，源于迥异的人生轨迹与时代烙印。

大爸生于1918年，彼时家道尚未中兴，只有半间破瓦房迎他到来。所幸，阿公的勤勉很快改变了境况。他得以入私塾读书七年，后又至淮口镇深造三年。正是这三年，为他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阿公听友人建议，送他入了淮口有名的 “皂江学社” 。主讲先生唐维果，学识渊博，见解深邃，令大爸倾慕不已。唐师承清末“曾大圣人”曾学传，所授乃“程朱理学”，重在修身养性。大爸一度沉醉，作文被先生批曰：“吾道之传其有归乎！” 期许甚高。

然而，思想的翅膀一旦展开，便难再囿于旧笼。

随着阅读《陆象山集》、《王阳明集》，特别是同窗徐立人引介的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康有为《大同书》，一种关怀社会、经世致用的种子在他心中萌发。空谈性理已无法满足他，他渴望更大的担当。

这，构成了他日后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石。

促使他最终决绝转身的，还有两件事。

一是婚姻。

二十岁时，阿公为报周家旧恩，强令他去相亲。他见了那女子，心中万分不愿，却又不敢违抗父命，痛苦至极，甚至萌生死志。这次经历，让他对旧式家庭生活产生深深厌恶，渴望挣脱桎梏，投身于时代洪流。

二是遇见了一个人——吴纯儒。

1939年正月，淮口城隍庙茶馆，两个手不释卷的年轻人因书结缘，一见如故。这位在省城读书的吴纯儒，见识广博，谈吐不凡，很快成为大爸的挚友与导师。

他陆续带给大爸 《社会主义史》《辩证法大纲》《大众哲学》 等“禁书”。这些思想之火，彻底点燃了大爸。

自此，这位“同庆生”商号里的年轻学徒，白天打理油枯、菜油生意，夜晚则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吞咽着革命的真理。

他曾试图报考军校抗日，因无文凭被拒；曾短暂担任粮政干事，又因目睹官员贪污腐化而愤然离职。现实的一次次冷水，并未浇灭他的热情，反而让他对旧世界的腐朽看得更清，对新世界的渴望愈发炽烈。

1940年底，淮口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吴纯儒任书记，大爸任组织委员。这个外表斯文、甚至有些孱弱的书生，内心却蕴藏着巨大的勇气。

他出资在码头开设 “油龙旅馆” ，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他积极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当吴纯儒因购买《列宁选集》暴露、急需转移时，是大爸私下贷款、典当衣物，凑足路费，并冒险将禁书藏于黄家乡下。

他并非职业革命家，却以店员身份为掩护，默默承担着风险与重任。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个人的委屈，在革命胜利后，才真正开始显现。

阿公在土改中被镇压。作为革命者、作为长子，大爸没有喊冤，没有奔丧，甚至后来阿公的坟茔在 “改土造田” 中被平毁，他也未发一言。

这种近乎冷酷的 “划清界限” ，是信仰对亲情的绝对碾压，还是乱世中无可奈何的保身之举？我无法评判，只觉其中充满无尽的苍凉。

解放后，他并未飞黄腾达，只是县土产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

文革风暴袭来，“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 这项帽子，更将他打入地狱。他因1949年参与征粮工作队时，一次偶然的缺席（被通知去县里开会，从而躲过了土匪伏击，三位同志牺牲）而被污蔑为 “通匪” ，遭受批斗、压磨子等非人折磨。

那时，在劳改地里，他竟与同样落难的诗人 流沙河 结下友谊，“读书劳改两兼顾”，在至暗时刻仍保持着精神世界的清朗。

直到1978年后，他才得以彻底平反，恢复 “自由职业” 成分，享受离休待遇。苦尽甘来，他将补发的工资悉数交了党费，未向组织为子女索取任何照顾。他的孩子，因家庭成分，都止步于小学，一生困于乡土。

大爸有两段婚姻。第一段是阿公安排的报恩婚姻，以离散告终。后来阿婆垂泪相劝，他才与文盲的唐坚冰（我的大娘）结合，生儿育女，度过了烟火平淡的后半生。

革命者的理想与世俗生活的无奈，在他身上交织。

回顾大爸的一生，我看到的，是一个出身微寒、受过旧学熏陶的乡村青年，如何在时代浪潮与个人阅读中，被一种宏大的 “大同” 理想所召唤，并为之奉献全部热情、承受巨大委屈的复杂历程。

他的信仰是真挚的，他的选择是勇敢的，他所遭遇的坎坷与不公，亦是那个大时代无数理想主义者命运的一个缩影。

他像一颗被特定历史引力吸附的星辰，燃烧过，闪耀过，也曾被乌云遮蔽，最终在平凡的轨道上缓缓黯淡。

他与阿公，一个试图用个人的勤劳构建家族的堡垒，一个则渴望砸碎所有旧堡垒，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是父子，却走向了历史河床的两岸。

我的阿公，用血肉之躯承载了旧式发家者在新世界的悲剧；我的大爸，则以一生的颠簸，诠释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纠葛。

他们的人生，如两条沉重的线索，交织成我们家族在二十世纪中国复杂图景中的独特坐标。

光从他们的故事里透出，影也由他们的故事投下。

而我，以及我们这庞大的家族，至今仍行走在这光与影交织的漫漫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