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火

大江东去

逐火

马江驰

我常常对老伴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的有些习惯也越来越像父亲了——尤其是像他生前那样，特别喜欢火。

每到寒暑假，我会早早地打扫好老家新建的院子，把尘封了半年的移动柴火灶洗得干干净净，把烧烤炉收拾得整整齐齐，再把面包窑的窑膛清扫一遍。备好各样食材，便呼朋引伴来小院相聚。

无论是柴火灶上的蒸煮炒，烧烤炉上的炙烤，还是面包窑里的高温焖烤，最要紧的总是劈柴、生火、控温。这活儿我总一人揽着，别人想插手也不让。我把平日攒下的干木头用电锯截成半尺来长，再用斧子劈开。其实攒柴也有讲究。西北的树木里，最旺最耐烧的当然是松柏，但这类树多作绿化，很少砍伐，不易收集，得看机缘。榆杨柳树倒是常见，可榆木太硬难着、火温又低，俗话都说“上山打榆木柴，不如空回来”；杨木虽软好劈，却火软易蛀，不经烧。唯独柳木，木质柔韧，火焰旺盛。当然，最好的还是果木——桃、杏、苹果、樱桃、花椒木——它们不仅易燃火温高，燃烧时散发的果香气，更是其他木材比不上的。不同的炉灶配不同的柴：柴火灶要火猛温度高，首选松柏柳木；烧烤炉和面包窑则必用果木，唯此才能让食物透出那股难以言传的果木香。

每次生火，我总先在最底下铺好最细的柴，再架上一层稍粗的，然后点火枪引燃。看星火渐渐蔓延，直至腾起熊熊焰苗。这时，我会静静蹲在炉前，饶有兴致地望着火苗欢跳，仿佛许多小精灵在光中起舞。木材原始的香气被火一逼，灵巧地钻入鼻腔，渗进肺腑。那股炽热的温度，好像能穿透皮肉与骨骼，让我舒服得浑身微微发颤。

待柴火烧尽，美食上桌，亲朋好友欢声笑语、大快朵颐之时，我却往往只尝几口，便独自坐回将熄的余烬前，恋恋不舍地感受那最后的温度，任思绪悄然滑向老家的小院，滑向父亲。

父亲这一生，似乎与火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八岁那年，爷爷奶奶相继离世。那时他赤着身子，连一根线也没穿，光脚在山野间放羊。每到冬天，脚上的裂口张得像娃娃嘴，夜里只能蜷在一堆麦草里发抖。实在熬不住，就用土疙瘩削个简易炉子，填些白天捡的羊粪豆点燃。就靠那个小土炉，他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白天若是运气好，捉到麻雀蚂蚱，或捡到几粒玉米、几颗小土豆，埋进炉灰里烧熟，便能勉强安抚一连几天不见米面的饥肠。后来他当了工人，单位分的房子里配了个铸铁炉子，无非用来取暖做饭，可父亲却把它的用处发挥到极致：早晨生火炖水、煮茶烤馍，之后用炉灰把炭火封得严严实实；中午捅开火做饭，下午亦如是。退休回到老家，他执意在屋里安一个炉子，且只要他来掌管。劈柴生火、封火添炭，父亲的手艺确实谁都比不上——母亲和我们，都逊他一筹。

在他眼中，炉子是神圣的。平日里总用抹布把它擦得亮堂堂的，炉灰掏得干干净净，烟囱接缝处拿胶带缠得密实。火若不旺了，他拎起火钳三下两下，就能让炉膛重新烧得通红。

小时候，一家人最温暖的时光似乎总围绕着小火炉，尤其在冬天。清晨，听见父亲几声咳嗽，便知道他已生好炉、烧开水。我们陆续聚到他屋里，围在旁边，一边烤着冻得像石头的小手，一边跟着喝几盏煮得淡淡的罐罐茶，吃几块烤得焦黄的馍，还有那香喷喷的烤土豆。到了午间或傍晚，母亲又在这小小炉火上，为我们变出各种朴实的农家饭菜。

父亲不仅善用火，也擅长做炉。他会用草泥盘个炕头的泥炉子，会用白铁皮卷个煮罐罐茶的铁炉子，还会在炕边砌个与火炕相连、一举两得的砖炉。

如今每次回到老家的旧院子，推开那扇旧木门，眼见窑洞将塌、满院荒草，儿时场景虽历历在目，父母却早已不在，欢声也无踪。唯有他们卧室里那个铸铁小火炉，还静静地蹲在屋子中央，浑身锈迹斑斑，炉膛内的铸土依然完好，却再无一丝温度，冷得令人心颤。时光与生命并驰，无声流去二十余年。无论老家院子如何变，我总不愿挪动那个小炉。就让它永远守着小院，守着那些情景、那些思念、那些悲伤，还有那些早已烤进骨子里的温暖。

父亲自幼尝尽了冰冷的滋味，所以一生恋炉。恋炉即是恋火——在火中，既可取暖，又能果腹；儿时所缺失的温暖，仿佛都能在火光里找回。

而我坐在这里，为所爱的人燃柴生火，又在追逐什么呢？

火光摇曳中，我忽然明白：我逐的，是从前传来的暖，也是流向明天的光。父亲在火中取暖，我在火中见他。

火不熄，人便在。温暖如此，记忆如此，人世间最深长的陪伴，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