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曲阜人家孔建民

　　父亲去世后，母亲给我的胳膊上带了一块黑纱。到学校后，许多同学投来诧异的眼光。班主任赵立芳老师也注意到了。

　　下课后，赵立芳老师找到我，问我，家里有人去世了？我点点头。“是谁去世了？”我只说了：“我爸爸……”就已经泣不成声。赵立芳老师还很年轻，也就二十五六岁吧。见我哭得伤心，她也哭了。然后把我揽到怀里，轻轻拍着我的肩。

　　赵立芳老师看到我十来岁就没有了父亲，很是替我难过。哭了一会儿，我说起爸爸临别时说的话：“你还这么小，爸爸管不了你了，记住，以后什么都要靠自己……”这句话不知道触到赵立芳老师哪一根泪腺，她又哭起来。

　　赵立芳老师陪着我哭，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仿佛就是我的大姐姐，我拿起手帕给她擦眼泪……第二天，赵老师送给我两样礼物，一个是一本小人书《哪吒闹海》，还有一顶奶白色的毛线帽子。戴上这么好看的帽子，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哪吒闹海》当然是希望我不要伤心不要颓废，要像哪吒那样做个顶天立地的人。

　　四年级以前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走神，爱做小动作。成绩也不好。赵立芳老师送给我《哪吒闹海》以后，我变了，上课坐得住了，听课认真了。上课时，老师常常走到我身边站一会儿，让我体会到她就在我身边。她会读我的作文，会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赵老师对我的关切是那样的具体而真实。话不多，但那份温暖就这样时时传递给我。

　　五年级，我的成绩上来了，六年级，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表扬了我，还郑重的发给我一张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和一枚亮闪闪的优良奖章。那是小学毕业能够拿到的最高奖赏。

　　我所在的小学在郊区，是一所以农村孩子为主的普通小学，名字叫豫王坟小学。听名字就土得掉渣，同学们毕业以后基本上就升入近旁的中学，还有不少同学小学毕业以后就不读书了。所以，我能考上北京二中（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是全校的光荣，也是赵立芳老师的光荣。我感谢赵立芳老师，是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下希望的种子，使我没有因为父亲的早逝而迷茫，她鼓励我开始践行父亲的嘱咐：一切都要靠自己！

　　北京二中是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德国教会学校。教学质量之高在北京首屈一指，现在也仍然首屈一指，就如同衡水中学，高考升学率很高。进入二中以后，遇到了中学的恩师尹士霖老师。

　　尹士霖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给我们讲秦始皇，也讲商鞅。讲汉武帝，更用更多的时间讲卫青霍去病。他讲杜甫，更多的是讲李白和辛弃疾！他还带我们去煤山（景山）去看崇祯皇帝吊死的那棵龙脖子树。他讲林则徐虎门销烟，更讲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

　　尹士霖老师博学多才，讲课时引经据典，慷慨激昂。每次听他讲课，都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们都崇拜他。他还给我们推荐读物，鼓励我们多读课外书。我的文字功底和许多历史哲学观念都受到他的影响，受益终生！

　　尹士霖老师让我担任中队主席（少先队中队长），经常指导我们打着队旗去郊外考察历史遗迹。当年我们去圆明园、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大部分都是坐一半车，另一半都是徒步走去的。这些考察对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养成和不怕困难追求真理的性格养成都至关重要！感谢北京二中，感谢尹士霖老师！

　　上大学，我读的是南京理工大学。其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分出来的。刚到南京时叫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部队编制，穿军装。1965年集体转业，改称华东工程学院，又叫华东工学院。现在叫南京理工大学。这里的老师全是恩师。每天晚自习，教室后面经常坐着六七个任课老师，随时给同学们答疑解惑。

　　学校继承军校作风，治学严谨。老师个个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师。严谨中透着灵动，正应了那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部队作风。教师整体队伍的高水平，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作风优良的好学生！南京理工大学正是这样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所以，教育小孩，从小就要树立上好学校的理念！进到好的学校才能有遇见好老师的更多机会。好学校，好老师，好教风，好学风，学生就容易学到真本领，得到成长为栋梁之才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