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公粮的记忆

大姚

　　昨晚做了一道芹菜肉丝，孩子说难吃。他撅着嘴推开碗的样子，让我的思绪突然飘回三十多年前——那时我也差不多是他的年纪，在老街上一位“商品粮”户口的同学家里，第一次吃到这道菜。青翠的芹菜，嫩滑的肉丝，油亮的汤汁拌进米饭里，那种鲜美，我至今难忘。而比那味道更深刻烙印在记忆里的，跟着大人一起去交公粮的情景。

那时的粮站，是权力与身份交织的象征。作为粮食流通与管理的关键机构，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粮食政策改革，粮站的功能逐渐萎缩。大约在2000年左右，全国各地的粮站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制与撤销。最终，在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延续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交公粮制度正式终结，粮站也随之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想来近乎不可思议：当年的粮站，却是无数人羡慕的“金饭碗”。那是穷苦农家子弟难以企及的高度，进去工作多凭关系网。即便你有真才实学，若无门路，也照样被挡在门外。粮站的工作人员，在乡亲们眼中，是端着铁饭碗、吃着公家饭的“人物”。

交公粮的日子，是一年里乡镇街上最“繁荣”的时光，多集中在秋收后的某段时间。全乡仅有一个粮站，十里八乡的农民，将家中收获的稻谷精心晾晒，仔细扬去秕谷与杂质，把最饱满、最金黄的的上等粮作为公粮，而含杂较多的次等粮，则留作全家一年的口粮。那时杂交水稻尚未普及，产量有限，许多人家常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甚至需要借粮度日，眼巴巴盼着下一季的收成。

　　粮站里的场景，宛如一幅混杂着疲惫、紧张与期盼的浮世绘：排着长长队伍的板车；空地上忙着翻晒粮食的农人；高举木锨扬尘，让谷粒在风中划出弧线的身影；还有忙着装袋、扛起百十斤麻袋、颤巍巍走过高高跳板将粮食倒入粮仓的汉子。其间最为醒目的，是那些油光满面的粮站工作人员，他们或许嘴上叼着烟，耳朵上夹着烟，踱步巡视，掌握着粮食合格与否的“生杀大权”。

拥挤、漫长、焦灼的等待中，矛盾时有发生。为排队次序、为争抢一块晾晒地，乡亲之间可能爆发口角乃至斗殴；而更深的冲突，往往源于粮站工作人员与交粮农民之间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农民们常常天未亮就出发，将装好袋的粮食用板车拉上坎坷的土路，赶到粮站往往已是日上三竿。好不容易排到跟前，只见工作人员娴熟地拿起那根令人敬畏的“验粮器”——一根约四十公分长、尖端锋利、中间带凹槽的铁钎，对着麻袋猛地插进去，一抽一带，凹槽里便嵌出了稻谷。这一插，至少带走半斤粮；若被插上十来个洞，几斤粮食就白白损失了。那时化肥袋本身也是珍贵之物，袋上的补丁摞着补丁，这些破洞，又得多添几层补丁。

　　合格与否，全凭验粮员一句话。一句淡淡的“水分大，不合格”或“杂质多，拉回去再晒晒”，足以让辛劳一季的农人瞬间如坠冰窟。拉回去路途遥远且不现实，只得在粮站找地方重新晾晒、反复扬尘。接下来的几天几夜，人就得打地铺守在粮站，靠家人送饭。最终，往往还得赔尽笑脸，托人情、找关系，在工作人员某种“暗示”下，粮食才被“勉为其难”地收下，但克扣斤两几乎成了默认的规则，扣除比例往往在百分之十左右。到结账时，结账小窗口“哗啦”一声冷冷关上，里面抛出一句硬邦邦的“下班了”。这一声，往往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那些在粮站已苦守折腾了几个日夜、身心俱疲的老乡，瞬间陷入绝望与崩溃。

　　这些记忆的碎片，与那盘遥远的芹菜肉丝的滋味缠绕在一起。一道简单的家常菜，勾连起的是两个时代的味觉体验，更是一段复杂沉重、却真实构成一代人共同记忆的社会图景。粮站的喧嚣早已沉寂，交公粮的岁月也已远去，但那个年代里，农民的汗水、坚韧，以及那种在特定制度下所承受的重量，却如同那根验粮器在麻袋上留下的孔洞，深深印刻在历史的肌理之中，难以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