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军旅生涯的真挚回响 上世纪70年代，我服役于空军第二十三师。在八年的军旅生涯中，我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因此得以与师属各单位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可能是北京机关大院出来的，见谁都不怵，又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与许多空勤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单纯热情、丰富学识，以及不事城府的坦荡胸怀，让我乐于与他们交往。<br><br> 初识空勤：“三支两军”中的风雪情谊<br><br> 我与空勤人员的初次接触，始于1968年下半年初冬。当时我被派往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确山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与一位东北籍的领航员编为一组。我们冒着小雪，行进在确山县西部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那里的坡道连绵不绝，一直延伸至二十华里外的太行山脉。抵达目的地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后，主任给予了我们热情接待，并安排我们在大队部的一间小屋住宿。<br> 那间小屋条件颇为简陋：窗户破碎，没有大门，屋内也无桌椅床铺及取暖设施，仅在地上铺了些麦草作为卧具。屋外雪势渐大，地面先是浸湿，而后积雪渐厚，一片银装素裹。革委会为我们安排了在村民家中搭伙用餐，但随后干部们便多因临近年关走亲访友而无暇他顾。于是，我们实际上是在村民家中度过了那个春节。当时农村的饮食条件有限，多数家庭的餐桌上是缺盐少油的清水煮五花肉、红薯与粉条。那五花肉的皮上带着毛，我与那位空勤领航员见状都难以动筷子，只是就着咸菜吃红薯和粉条，竟也觉得别有风味。<br> 这位领航员同志年约四五十岁，东北人，肤白，圆脸，小眼睛，体态高大偏胖，小分头，满腹诗书。我们一同坐在地铺上，望着门外漫天飞雪，他便即兴吟诵起描绘冬日的对联、唐诗、宋词。其中一些我曾学习过，另一些则不甚了解。他吟颂道：“鹤立霜田竹叶三，虎行雪地梅花五”，此两句还是不完整的对联，意境优美，形象生动，我至今记忆犹新。<br> 生产大队的“革命活动”远不如城镇频繁。不久后，我们陪同大队革委会干部前往李新店镇参加学习班，学习最新的“高指示”，核心内容便是“抓革命、促生产”。在那个年代，每当有新的最高指示发布，便会出现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传单标语贴满墙的景象。在镇上，我们依旧住在学校的地铺上，伙食则是统一送来的大簸箩馒头和大锅菜。农村干部们成天在铺上学习，我与领航员便上街闲逛。镇上的狗市和屠宰场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屠宰场后面的场地上，一排排剥了皮的狗尸红白相间，待运的狗皮堆积如山，散发着刺鼻的血腥气，令人感到莫名的不适。<br> 李新店学习班结束后，我与那位领航员同志分手。我又背起背包前往新安店乡，参加师直机关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活动宣传队”。在那里，我与师幼儿园的栾园长、崔阿姨分在一组，她们皆是空勤家属。我们与供销社的女职工们一同学习、工作，并共同跳“忠字舞”。住宿条件与在李新店时相似，仍是在镇小学的课桌上打地铺。我的主要任务是出黑板报，及时传达最高指示，刊载学习班学员的心得体会，以强烈的氛围渲染中央指示精神。栾老师当时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她每周都需赶回去照顾，身上常带着淡淡的奶味。她还曾特地包了饺子带给我品尝。我们所参与的“三支两军”工作，不同于大城市那般复杂，不介入造反派的活动，主要是与群众一同学习，以解放军的良好形象，起到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br> 左一空勤周绵卫，左二我，左三空勤周永福，右一宣传科肖干事。 深耕宣传：与空勤战友的协作与友谊<br><br> 1969年，部队开展向油库管理员救火英雄杨梓云学习的活动，随后又宣传全军英模、原基地副政委张孔铨同志的先进事迹。宣传科肖干事组织了一个美术展览组，成员包括我以及部分空勤、地勤的干部战士。1970年，我部队基地副部队长张孔铨（当时空军基地为师级单位，后改为团级称场站）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英雄模范。时任宣传科副科长、主抓报道工作的巩建芳同志，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对我说：“你放心大胆地去干，需要什么尽管提出来！”他指示我组织一个连环画创作组，文字素材由宣传科提供。为此，各飞行大队有不少具备美术基础的同志到礼堂进行试画，尽管他们的作品未能完全达到创作要求，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其中，与我保持了十余年交流的，是来自67团的胖乎乎的通讯射击员周绵卫，他的爱人是卫生队的杨群连医生。<br> 1971年，师宣传队成立，队中亦有多位空勤人员，如饰演胡传魁的刘德顺、饰演刁小三的李学春，以及乐队的宋长德等。李学春同志身材相对矮小，大家常与他开玩笑。他的爱人身材高大白皙，具有俄罗斯血统。当她来队探亲时，同志们便打趣李学春：“你跟你媳妇亲嘴是不是要搬个板凳蹬上去才能够得着？”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乐队的宋长德同志，擅长弹月琴、吹笛子，他是大连人，说话带着憨厚的“海蛎子味”，身为领航员的他为人谦和，幽默风趣，与大家关系极为融洽。有一次闲聊家常，我们问起他的爱人，他告知我们嫂子在临潼空军疗养院当护士。部队有规定，有家属的空勤，一周只能周末见。我们开玩笑说：“带我们看看去！”没想到他当即应允：“走！”于是大家便骑着自行车，跟随他骑行十多公里，到空军疗养院见到了嫂子。令人痛惜的是，宋长德同志于1973年10月27日在执行飞行实弹演习任务中不幸牺牲。他与同机牺牲战友的追悼会，正是在我们宣传队日常排练和演出的师部礼堂后堂举行，那场景至今想来仍令人心碎。<br> 此外，师长董江河，山西黎城人，是一位身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飞行员，飞行技术无人不佩服，被授予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并多次荣立战功。他思维敏捷，为人宽厚，平易近人，与我亦十分熟悉，有家事公事时常让我帮忙。<br><br> 空勤风采：精英群体的特质与保障<br><br> 我们师是野战部队，空勤人员，有飞行员、领航员、飞行通信射击员等。他们都经过严格的选拔与系统的培训，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和精湛的专业技能，负责驾驶和操作飞机，执行战斗、侦察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他们时常要面对复杂的气象条件、高空缺氧、长时间飞行等严峻挑战，因此，其身心健康与专业能力至关重要。<br> 我初中时曾在北京景山学校参加过空军飞行员的选拔，过程极为严格。全校仅有一人被选中，成为歼击机飞行员，他也是我的发小。飞行员作为国家的精英力量，其培训成本高昂。军事界素有“培养一名飞行员的费用等同于其自身重量的黄金”之说。这种“昂贵”不仅体现在技术培训上，从日常伙食标准中亦可见一斑。<br> 空军飞行员享有全军最好的伙食待遇，这不仅因其工作的高风险性，更因为驾驶飞机既是高强度的体力活，也是高度集中的脑力活，对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极大。若伙食营养无法跟上，将直接影响飞行员的技术动作、反应速度与判断能力，这在战时尤为关键。<br> 当时，我们战士灶的伙食标准为每天0.43元，早餐通常是稀饭、馒头和咸菜，午晚餐则多为大白菜、萝卜，有肉皮就是好菜，魚肉只能过大节才见到。机关灶的标准为每天0.57元，比连队好的太多了，我几次吃这食堂包子，都多吃到撑了，不得不让场站干事加好友刘源平把我送到卫生队去解决向题。而空勤灶的伙食费高达每天2.5元，早餐供应牛奶、豆浆、咖啡、鸡蛋、饺子、馒头、包子、各式糕点及水果；午晚餐则有各种主食和多样化的菜肴，并搭配时令水果，十分丰富。此外，除正常三餐外，还有间餐供应，包括巧克力、复合维生素等。夏季时，空勤灶还会制作冰淇淋、冰棍、冰水。黑白巧克力、水果罐头、肉罐头等更是可以随意取用。地勤灶的标准为每人每天0.97元，伙食亦相当不错。那时，新战士每月津贴仅6元，之后每年递增1元，我服役至第八年时，每月津贴为12元。<br> 与空勤人员接触日久，我的见识亦随之增长。除了好友宋长德等四位空勤战友的牺牲令我悲痛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一架轰五战机训练归来，我见好友周绵卫从机尾活动机舱下来，步态踉跄，一手扶着舱门，一手提着沾满呕吐物的飞行帽和衬帽。此刻，我真切体会到空勤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正如那句话所言：“空勤是中国空军最宝贵的财产。”开国空军上将刘亚楼也曾强调：“飞行员就是想吃龙肝凤胆，空勤灶你也要做出来！”<br> 我曾因缘分与航医相识，并曾一同站在空勤食堂门口，查看空勤人员领取食物和饮食的情况。每个飞行大队都配备有一名专门的军医，我们称之为航医。她们均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和航空医学的专门训练，专门为空勤人员的健康服务。每名航空军医都拥有自己的诊室，配备必要的检查设备和药品。她们与飞行员们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飞行日必定到机场，参加飞行前后的会议，对飞行员及其家庭的健康状况和思想动态都了如指掌。其最重要的任务是保障飞行安全，即通过对飞行员每日的观察、询问和调查研究，在飞行前后及时发现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身体和精神因素，作出能否放飞的判断，并向飞行首长报告。按照规定，飞行任务书上必须有航空军医的签署方可执行飞行。或许正是因为曾跟随航医工作，我也有机会品尝过空勤灶的膳食，自此，所谓的“山珍海味”在我眼中也便不那么新鲜了。<br> 在日常，常见空勤人员进行篮球、旋梯、固定滚轮、活动滚轮等体能训练。休息时，他们会制作一些有机玻璃摆件，尤其是飞机模型，制作得极为精致，此外还有用弹壳粘制的台灯等手工艺品。空勤人员的生活，大致如此，紧张而有序，充满了奉献与活力。<br> 这段与空勤伙伴们共同度过的军旅岁月，不仅是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记忆，更让我深刻理解了空勤人员作为“蓝天守护神”的责任与担当。他们以青春和热血守护着祖国的领空，他们的精神与风采，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与缅怀。 飞行员在杜二飞机驾驶舱。 演出队到兰州汇拭报演出期间，空勤李学春和我在兰州大铁桥合影。 刊头摄影是原兰空摄影家吴自宽拍我师机群的图片（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