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时的年味

马帮响铃

　　快过年了，我想起孩童时期的年味。

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处文革时期。1968年，文革闹得最凶，机关、厂矿、学校停工停产停课，各种名号的造反派山头林立，每天都听到枪声，我们这些孩子无学可上。胆小的躲在家里不敢出声，胆大的跟在大人后面文攻武斗。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小学也搞起了运动，上课就是背毛主席语录，喊口号，唱革命歌曲，下午就是开大会批斗坏分子（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生活做派洋气的老师），还有拖着鼻涕的小现行反革命，那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听说在值日搽黑板时把“打倒”和“万岁”没搽，还留下伟人的名字）。荒诞和邪恶把读书育人的清静之地被弄得乌烟瘴气。

到了1969年夏季，军代表已进驻各单位，各造反派偃旗息鼓，武斗平息。我还在读五年级，就随父母一家人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刚来时，全家人挤住在狭小的茅草屋里，是生产队临时腾出的柴油碾米机房，满屋都是柴油和机油味。下雨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漏的水都是酱油色。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年多大人忧虑小孩恐慌的日子。后来生产队帮我们重新盖了新房，土坯墙，次胚瓦（生产队里有一个烧砖瓦的窑厂，烧次的瓦卖不出去就给我家盖屋顶了）。开始过上了正常的农村生活。种菜养猪养鸡，干农活记工分。我和二哥到八里外的中学读书。因为路途远，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上学都是照常早起摸黑。我们从那时起，养成了快走的习惯。

在那个商品短缺的时代，城市都是凭票供应，在农村就没有城市居民动辄排长队购物的囧境。只要勤奋，吃穿都不成问题。米油肉菜自给自足，油盐酱醋和布料拿鸡蛋或自采的中草药到供销社去兑换。每到快过年时，家家户户开始忙碌，选自家菜地种的长杆白菜或雪里蕻菜晒干再洗净，腌制时或把晒干的菜放在木盆里撒上盐搓揉或直接放在大水缸里用脚踩（洗干净的脚穿上新草鞋），再用大的鹅卵石压实。把白萝卜切成条块状，再放在簸箕里晒，大约晒5、6个太阳，揉一揉再掺上辣椒面腌制，装在坛子里再用小一点的石头压实。腌菜和腌萝卜都是作为来年的下饭菜。山芋干，是将山芋切成条块状放在簸箕里晒干，再油炸，既甜又脆，是我们小孩最爱吃的零食。做冻米糖，用生产队种的圆糯米蒸熟，然后铺在簸箕上晒干，再用麦芽熬成糖稀，把晒干的糯米用河里淘洗的砂子一起放在铁锅翻炒，炒熟后过筛摊凉，再把炒过的糯米与糖稀和在一起,放在方格模子里碾实压紧，再拆开模子趁热切成片状，冷却后再放在陶瓷罐或者铁盒里储存，待过年后招待来拜年的客人。冻米糖，这在当时是最美的甜食。还有做老豆腐、打年糕、杀年猪、腌猪肉，灌香肠，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我还记忆犹新，记得过年前那个时段，灶间里烟熏缭绕，肉香四溢，家家户户门口的晒场挂满了腊鸡、腊鹅、腊鱼，摊晒的簸箕铺满了搭好的架子，每家大堂里摆满了大缸小缸和坛坛罐罐。孩子们在家门口、晒场上相互追逐，放小鞭炮，啪啪的响声和嬉笑打闹声充斥整个欢快的小乡村，劳碌一年的大人们也充满了过年的喜色。到了腊月三十，乡亲们早早地吃完年夜饭，（早晨吃年饭是当地人的习俗，只为躲避债主上门要债），吃完年饭，一家人就围坐在火盆边唠嗑、嗑瓜子吃花生，惬意满足地过完了年三十。

我们家在农村过了整整7年，淳朴的乡亲们并没有因为被下放而欺负我们，他们教我们干农活，如何养猪养鸡种菜，腌菜做豆腐等。我们几乎掌握了所有在农村生活的技巧。那时父亲每月还有70元单位发的工资，时常接济他们一些零花钱，邻里乡亲经常3毛5毛的借，基本上是有借无还，我们家也理解不介意，有时还用家里的缝纫机帮他们缝缝补补甚至做新衣裳。

在农村生活这7年，我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了许多中外书籍，学会了许多生存技巧。这7年我遍尝人间烟火，有苦有甜，个中滋味，只因藏在南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