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沉默的奠基者——阿公的幻灭与遗产

追光逐影

我生命里有好几个解不开的结。阿公的死，是其中最深、最沉、最痛的一个。

那年我九岁。那天语文课上，老师讲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突然提高嗓门，声音硬邦邦地砸下来：“李国斌的爷爷是大地主，是被枪毙了的。”教室里瞬间静得可怕，所有目光齐刷刷地刺向我。老师或许只是陈述一个他以为的事实，但对我而言，那是童年世界的彻底崩塌。同学们的眼神变了，他们愤怒地冲过来，撕我的书，朝我吐口水。“打倒地主崽子！”的叫喊声里，我像只被扒光了羽毛的鸟，哭着逃出教室，一路奔向正在学校义务劳动的母亲……

从那以后，孤独成了我唯一的伙伴。田埂上的上学路，从此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放学后，也没人找我玩，我常常独自去河滩放羊。天空很大，河滩很空，但“阿公之死”这个结，却带着它全部的屈辱与寒意，死死地、紧紧地缠住了我的心。

我从未见过阿公。他死于1952年，我生于1964年，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十二年也无法跨越的阴阳。家里没有他一张照片，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对他，谈不上任何祖孙感情。我只是固执地、委屈地觉得，我本该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一个会疼我、会牵着我走路、能让我在伙伴面前挺直腰板的阿公。

可我没有。

而我无数次在心里描摹、渴望的那个阿公，竟然是个“坏人”，一个让全班同学朝我吐口水的“坏人”。这成了我整个童年，乃至青春期最羞耻、最隐秘的伤疤。很长一段时间，我被一个可怕的念头反复折磨：阿公如果不是“坏人”，怎么会被政府枪毙呢？

于是，那个由老师的只言片语所催生的血腥画面，在我脑海里重复了千百遍：瞄准，射击。子弹呼啸，穿透头颅。枪响之后，脑浆与鲜血喷涌，阿公当场毙命。画面如此淋漓，触目惊心，成了我九岁心灵里无法驱散的梦魇。

很多年后，我已年过半百，明白了阿公不过是时代更迭中的一粒尘埃，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的牺牲品。理性上，我似乎能“理解”了。但情感上，那个结仍在。我仍想弄清楚，他具体死于何日，又是怎样死的。

我问母亲。她回忆说，是1952年5月，收麦子的时候，具体哪天记不清了。然后，她向我讲述了那天的情景，声音平静，却字字沉重。

根据母亲的讲述，我试图还原那个收麦时节的午后：

黄家场的公审大会，人山人海。阿公和几个同乡的地主，被五花大绑，跪在主席台下，身旁是荷枪实弹的民兵。大会一结束，他们就被推搡到会场边的树林里。几声枪响后，人群像退潮般迅速散去，只留下几具尚有余温的躯体，等待亲人来收殓。后来，陆续有人来，辨认，领走。最后，只剩下阿公，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地上，无人认领。

那时，大爸是共产党员，正忙于“革命工作”；二爸在遥远的悦来乡教书；父亲则在四川大学求学。他们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却不敢回来面对？没人说得清。为阿公收尸的担子，落在了时年二十一岁的母亲和同样年轻的大娘肩上。二娘胆小，母亲便叫上了在家里做长工的叶表叔，和一位当过国民党连长的邻居汪姓男子帮忙。

夜幕低垂，野狗四吠。他们摸黑找到阿公的遗体，用一领篾席卷好，绑在滑竿上。两男两女，又惊又怕，抬着已然僵硬的身躯，高一脚低一脚，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走了三里多地，才将阿公悄悄葬在母亲事先看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上——那里前有开阔视野，后有山峦依靠。没有香烛，没有纸钱，没有一声哭泣，一切都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完成。

为何是母亲去收尸？为何儿子们都不在？这些问题，像刺一样扎着。而另一个更恶毒的流言，则像阴影里的苔藓，一直蔓延：“你阿公是杀了长工灭口，才被枪毙的！”

在一个稻香蛙鸣、皓月当空的夏夜，年少的我依偎在阿婆身边听故事。故事讲完，孩童无知的我，竟脱口问出了那个最不该问的问题：“阿婆，阿公到底藏没藏金银财宝？”

我从未见过阿婆那样失态。她抬手就给了我一记狠狠的耳光，然后老泪纵横。我惊呆了——阿婆从未打过我。那一巴掌的火辣，和月光下阿婆脸上纵横的泪水，让我瞬间明白，那是她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也绝不允许被触碰的伤口。从那以后直到1987年阿婆去世，我再也不敢提起阿公，她也绝口不言。

但我一直想知道真相。

前年，我去看望年过九旬、精神矍铄的母亲。我想，大爸、二爸、父亲他们都不在了，母亲是家里唯一能见证那段晦暗历史的老人了。我问她，阿公被抓前后，除了长工的死，究竟还有什么异常。

事情过去六十多年，母亲却记忆清晰：

那天是正月初七，人日。你阿公买了几斤肉，提前两天就托人叫长工李开祯来过节。中午我煮的红苕干饭，炒的菜。李开祯吃得很高兴，直说你阿公仁义，喝了不少酒，醉醺醺的，吃了晚饭才走……第二天早上，就听你阿公说李开祯死了……

有人说，是李开祯看见我们家藏金银，你阿公杀人灭口！要是你阿公弄死的，他还会自己声张吗？那时天天有工作队在家开会，他真要灭口，会选这个时候、这个地点？

你阿公阿婆，心善得很，连杀鸡杀鸭都不敢看，总是躲开。怎么会害死自己的隔房侄儿？……不是那天你阿公好心叫他来过节，哪会出这事？不出这事，你阿公又怎么会……

说到这里，母亲哽咽了，浑浊的泪水滚落下来。我慌忙岔开话题，不敢再问。

情况再清楚不过。家里没什么金银财宝，阿公更非凶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屈，一个荒诞时代的悲剧注脚。阿公的死，不仅夺走了他的生命，更让我们这个家庭瞬间坠入深渊，彻底改写了家族此后每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而我对阿公的全部认知，在很长岁月里，仅限于此——一个带来耻辱的“坏人”，一场血腥的死亡，一个家族的禁忌。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才从旁人口中，第一次听到了阿公作为一个“活人”的片段。那是我父亲的故交，唐焕儒伯伯。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去淮口拜访他，他摇着蒲扇，忽然眯眼说起旧事：

我那时常去你家找你父亲耍，你阿公待人极热忱，总要留我吃饭。不过啊……他嘿嘿笑起来，你阿公节俭得很！我好几次见他喝酒，下酒菜就两小盘：一盘花生米，一盘豆腐干。嘿，亏他还是个‘大地主’咧！

这声笑，像一把小锤，轻轻敲开了岁月封存的瓶口，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同于“坏人”标签的、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后来，从母亲和其他长辈零星的回忆中，阿公的形象，才像一幅褪色严重的画，被一点点艰难地拼凑出来：

他是一个遗腹子，童年浸透了苦难。父亲早逝，兄长夭亡，家产被嗜鸦片如命的太公败光。十三岁时，他已孤苦无依，形同乞丐。是私塾先生高显微收留他读书识字，是老表周悌传借给他二十吊铜钱作为起家的本钱。

从这微弱的火种开始，他的人生，靠的是最笨拙也最坚实的力量：

他选择卖土布、卖油枯这些最稳妥的小本买卖；

他为进货，天不亮就出发，挑着担子走六十多里山路；

他卖布从不短尺少寸，买一丈还多饶一两寸，换来“厚道李官林”的名声；

他二十五年不舍得租铺面，只在墙角摆摊；晚上一碗麦糊，一碟花生米，便是一餐。

就是靠着这点点滴滴的勤劳、诚信与近乎苛刻的节俭，这个从赤贫中爬出来的孤儿，一寸一寸地，赎回了祖田，盖起了让乡人艳羡的四合院，置下了百余亩田地，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学堂。

他的人生轨迹，竟与中国那段最动荡的历史严丝合缝：借民国建立之机起家，随民国败退大陆而一切“归零”。他加入哥老会，只为在兵匪横行的乱世中，让家人和薄产有一丝安稳。他曾以为，勤劳与节俭是通往安稳生活的永恒基石。他踩着这基石，拼尽全力将家族从赤贫的泥淖中拖出。

然而，时代的洪流，从不理会个人的勤勉与逻辑。1949年，天地翻覆。1952年，他苦心积累的一切，连同他五十一岁的生命，被时代的巨浪轻而易举地拍碎，彻底“归零”。

我终于知道，阿公不是电影里那种脸谱化的“坏人”。他只是一个最普通的、相信“勤劳致富”的旧式农民，一个在历史夹缝中凭借双手挣扎求存的“老实人”。他的悲剧在于，他赖以生存和信奉了一生的逻辑，在新时代的叙事里，突然成了原罪。

可这份迟来的“知道”，并没能解开我心中那个早年的结。那团九岁时飘来的乌云，并未消散。它沉淀了下来，化作了更深、更隐晦的痛楚。

我痛，不仅为阿公死得冤屈，死得凄凉。

我更痛，在于他的死，成了烙印在我生命起点的一个耻辱的“红字”，让我在最该无忧的年纪，过早地领受了世间的敌意与孤独。

我痛，在于整个家族的集体沉默，那种绕开深渊行走的恐惧与创伤，像遗传病一样，也悄悄渗入了我的性格底色。

我痛，在于当我终于有能力拼凑出他作为一个“人”的艰辛与可贵时，我们之间，已隔着生死、隔着时代、隔着无法消弭的误解与伤害。

阿公之死，于我，早已超越了对一个陌生先人的追思。它是一个尖锐的隐喻，是关于历史如何粗暴地闯入个人生活、如何将平凡的苦难渲染成家族的耻辱、如何让一个孩子的天空从此布满疑云的、漫长而疼痛的思索。

那个结，或许永远也解不开了。它就在那里，是我生命年轮里最黑、最沉的一圈，提醒着我来路的坎坷，与世事的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