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 会议情况的报告（上）

老虫

作者: 陈 云

题注: 陈云（1905年-1995年），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原名廖陈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本文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俄文记录稿翻译注释，原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首次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2005年收人《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到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1935年1月，陈云参加遵义会议，并担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刘伯承担任司令员。1935年5月，红军强渡金沙江，陈云担任渡江司令部政委，刘伯承担任司令员。1935年5月31日，陈云按照党中央指示奔赴上海，随后离沪赴苏。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权威性的报告，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介绍红军长征的最早报告。

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温这篇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篇幅较长，分三篇转载。



同志们!

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

我在讲西征之前，先要讲一讲我们党为何决定西征。

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

还在一九三O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

为这次西征，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人敌后。

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

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福建（原文如此，应为湖南）去。这一行动由与贺龙部会合的萧克的红六军团完成。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

此外，我们做了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

第二，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这些干部都经过三所军校的培训，这三所军校是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特科学校。我军大多数干部都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第三，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约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三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两个月。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西征时红军的主力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教导师，总政治部直属部队，后备团。

从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行程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里，即五千多公里。我们共跨越十二个省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和陕西（原文如此，中央红军没有经过青海）。中国的十八个省（原文如此，当时应有三十个省）中我们走过了十二个。

我们走的都是些什么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石板路。我们走过的大多是难以通行的羊肠小路。我们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二十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

我们有什么渡河工具呢?什么也没有。

川康交界处的山脉高达一万六千多英尺。五月，中国正酷暑难耐，但是山上却白雪皑皑。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确切地说，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如果仅仅是和追击我们的敌人比赛谁跑得快，那倒不太可怕，而我们在行军路上还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

粮食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后来红军采取没收敌人和土豪劣绅、地主粮食的办法。

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

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

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沿着江西的赣江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修在粤北的仁化至赣南（原文如此，应为湘南）一线。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修筑(这条铁路当时尚未建成，但公路已通，水泥工事就沿公路修建)。第四道封锁线建在湘南至桂北一线。

这四道封锁线上都埋伏了机关枪，构成了密密层层的弹幕。我们尽管两翼受到敌人夹攻，后面又有大军迫击，仍很快越过三条交通线，渡过赣江，占领了城口，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随后我们攻占了宜章，也就是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与第四道封锁线之间，全是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是打算将我们消灭在这里。

我们攻占宜章之后，又一连攻克了六个县：临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于是，第四道封锁线也被我们迅速冲破了。

这实际上意味着蒋介石把我们围而歼之的计划完全落空。我们出乎敌人的预料，走出了这一地区。

大型油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

但是，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五千人。

经验证明，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总之，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原文如此，长征初期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我们基本上以三路纵队的形式行军：左路，右路，主力部队居中。除此之外，还有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但是，由于道路状况并非总是一样，我们不能始终按照这一部署行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编成两路纵队行进。但我们从来不合成一个纵队前进。

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攻克全州并马上渡江。这个地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由于辎重太多而没能及时攻下全州。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全州。如果不是带的辐重太多，我们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黔（原文如此，应为湘桂）边界地区，我们为战胜敌人的阻击，大约耗费了一百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一百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

西征第一阶段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

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

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

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

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在湘南，敌人对我们两面夹攻，切断了第三十四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实际上第三十四师大部牺牲）。

不能跟我们一起继续行军的伤病员也留在了当地。在第一阶段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有时为了掩护伤员，组建了一些游击队。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原文如此，应为湘桂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

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至此，西征的第一阶段完成。

这一阶段大体上持续了一百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西征的第二阶段，是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结束。

在第二阶段，红军战士已经清楚了西征的前途和目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这成了我们战士奋斗的目标。

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

我们在这里击溃了奎伊担（应为候之担）的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南岸的九个县，随后渡过了乌江。

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没来得及把桥炸掉时，他已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

我们的又一个大胜利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三千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我们在这里组织当地的力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

我们认为，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是我们取得的第三个胜利。

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

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认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音译，应为滇边的扎西），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

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界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

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三十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娄山关）。这时王家烈部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

第二天，龙奇伟（音译，应为吴奇伟）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八时战斗开始打响，到十二时龙部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

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四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

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四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

红二军团乘敌军军力削弱之际，很快歼敌一个旅。这一胜利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发生的事情。

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服、弹药和驮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笑)

遵义会议会址

（未完待续）